宋代李唐〈炙艾图〉。（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古人如何养老呢？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养儿防老、宗族互助等，那么老来无依时只能听天由命吗？如果回顾宋代，尤其是北宋后期，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其实已经给出了一套相当具体的回答：养老并不只是家庭伦理问题，也是一项可以由官府分工、立法、拨款、执行的公共事务。
北宋大观元年深秋，陕州漏泽园的一块墓砖上，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甲子睦字号，抬舁到身死百姓张吉，系本州人事。”这个并非一块普通墓砖的题记，它实际上记录了一条制度。它意味着，这个叫张吉的人没有悄无声息地死在路旁，他依靠官方救助体系，生前贫病无依，进入安济坊接受救治；死后无人收殓，则由漏泽园统一安葬。
也就是说，宋代的“养老”有一整套覆盖“生存、疾病、身后”的社会救助网络。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的福田院，但真正发生质变，是在北宋中后期。元符元年，朝廷已经颁行“居养法”，规定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由官府“居养之”，并且“疾病者仍给医药”。到了徽宗时期，这种救助进一步制度化、分工化：居养院负责收养穷老孤弱，安济坊负责医疗救助，漏泽园负责安葬无主及贫乏亡者。政和年间御笔甚至把这套逻辑概括得非常明确：“鳏寡孤独者有院以居养，疾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这段话等于承认：国家对弱者的保障，是治理秩序的一部分。
宋代制度真正先进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不再把“救济”理解成逢灾施米、偶尔行善，而是拆分成若干专门机构，各司其职，彼此衔接。崇宁五年，朝廷还要求凡户数达到一定规模、设有知监的城、寨、镇、市，皆仿州县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也随之向地方铺开。这说明它已经不是京城里的样板工程，而是在尝试形成一张向基层延伸的制度网络。对于冬季倒毙街头者，朝廷还不断扩大救助范围。例如大观元年闰十月，徽宗曾下诏：“遇冬寒雨雪，有无衣服赤露人，并收入居养院，并依居养院法。”后来又扩展到“道路寒冻倒卧之人”。换句话说，宋代不只是坐等贫者上门，而是开始出现带有主动发现、主动收容意味的街头救助。
今天我们说养老保障，讲准入门槛、给付标准、分层照顾；宋代居然也已经出现了相似思路。大观元年，朝廷规定，居养院收养的鳏寡孤独老人，年满五十岁以上即可入院；到了宣和二年，由于收养人数过多，年龄门槛提高到六十岁以上。这一变化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家已经不是模糊地“善待老人”，而是在面对财政与需求压力时，用明确数字来界定保障对象。
更重要的是，宋代并不是简单“给口饭吃”就算完事，而是制定了层次分明的供养标准。居养人每日可得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每年十一月至次年正月，另加柴炭钱五文。高龄老人还有加码照顾：八十岁以上，给新色白米及柴钱；九十岁以上，每日增给酱菜钱二十文，夏天发布衣，冬天发衲衣絮被；年逾百岁者，还要再添肉食钱，并把酱钱合计提高到三十文，冬给棉绢衣被，夏给单绢纱裤。这样的条文越细，越能看出宋代已经把养老从道德提倡推进到了行政管理层面。什么年龄可以收养，冬天是否加补贴，高龄老人吃什么、穿什么，都被写进位度，而不是交给地方官一时善心去处理。
这种制度也并非只停留在纸面。南宋淳熙五年重建的苏州居养院，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有房三百余间，田地一千六百六十亩，每年可收租米七百余石，旁边还配有粮仓、水井、厨房和园圃。它说明，宋代地方官府已经在探索让养老与救济机构拥有较稳定的财源，而不是完全依赖一次性拨款。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意识到，救助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要靠持续运转的财政基础支撑。
当然，宋代的养老制度也不是只照顾老人。居养院收养对象其实相当复杂，除了鳏寡孤独老人，还包括贫乏不能自存者、残疾者、孤儿、弃婴、流民、乞丐，甚至过境病军和灾后遗孤。后来南宋又逐渐分化出慈幼局、婴儿局等专门机构。这恰恰说明，宋代所谓“养老”，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狭义的老年福利，而是以“无力自存者”为核心对象的一整套社会救助体系。老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不是唯一的。
安济坊的出现，则让这套体系具有了更清楚的“医养结合”意味。什么是安济坊呢？说起来它与苏轼在杭州的经历相关。元佑四年，苏轼到杭州任知州，先遇旱灾，继而瘟疫流行。他一面赈灾，一面“遣吏挟医，分坊治病”，又自出私财设病坊，积钱粮以备长期救治。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下了这件事。这个病坊，后来被称为安乐坊，被认为是安济坊制度化的重要先声。到了崇宁元年，朝廷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门收治“有疾病而无告者”。当时的宋代已经看到：无依的老人，也是最需要医疗保障的人。居养院管“养”，安济坊管“医”，两者联动，构成完整的兜底。
而漏泽园，则把这套保障延伸到了人生最后一步。正式以“漏泽园”为名并在全国推广，是崇宁三年以后的事情，但它的制度渊源还可以上溯。到了徽宗朝，漏泽园已经有了明确规范：选择高旷不毛之地安葬无主骸骨与贫苦亡者，埋葬要“深三尺”，不得暴露；要置籍登记，方砖刻记姓名、年月、身份等信息；有些地区还按《千字文》编号，便于日后查验与迁葬；园内设祭祀之所，平时多由僧人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很有意思，它既有行政登记，也保留了传统社会对死者“入土为安”的礼俗尊重。换句话说，宋代连“死后无人收殓”都不再被视为纯粹私人问题，而是纳入公共治理。
考古发现让这些文字记载变得格外可信。以三门峡市郊的北宋陕州漏泽园墓地为例，已发掘墓葬八百四十九座，出土和采集墓砖三百余块；放到更大范围看，全国已有八个省市十九个地点发现漏泽园墓葬，出土铭砖四百多块。砖铭内容通常包括死者编号、身份、姓名、年龄和埋葬时间。它们让我们看到，所谓“穷者有所归，病者有所疗，死者有所葬”，并不只是史书中的漂亮话，而是在地面上真实运行过的制度。它曾经处理过一个个具体的人：贫民、军人、病人、孤儿，以及那些死后仍需要被社会记住名字的人。
当然了，宋代这套制度也有短板。首先是财政压力，救助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户绝财产、常平息钱、常平米等，部分地方还辅以公田租入。问题是，只要地方财政紧张，制度就会率先吃紧。南宋以后，不少地区维持机构运转已相当困难。其次是执行扭曲。《宋史》就批评过崇宁年间的救助有“糜费无艺”之弊：一些地方奉行过当，雇乳母、女使，备帷帐，开销成倍增加，结果变成“贫者乐而富者扰”。说得更直白些，就是福利标准一旦失控，容易引发财政透支与民间反感。再往下走，便是熟悉的老问题：虚报人数、冒领经费、少壮混入、真正应受助者反被排斥。制度越细，执行越考验官僚体系的诚实与能力，自古不变。
还有一层更深的脆弱性，在于宋代福利制度对政治人物的依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大规模推广，与徽宗朝和蔡京主政密切相关；一旦政局变化、主张更替，这些制度也会随之起伏，甚至被裁撤、整顿。也就是说，宋代虽然把社会救助推进到了制度层面，但它还充满着人治色彩。
即便如此，宋代留下“养老”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证明在宋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国家救助体系，养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资料来源： 《宋史》卷一七八（维基文库整理本）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宋史/卷178
郭文佳：《宋代官办救助机构述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http://xb.xynu.edu.cn/cn/article/pdf/preview/1003-0964(2003)02-0118-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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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宋代墓砖》 https://www.chnmus.net/content/redirect?id=512156412931711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