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巨型水电项目三峡大坝正在放水（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6月18日讯】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轻信、提拔和重用了李鹏这样的小人。——王维洛
【摘要】
赵紫阳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赵紫阳说：如果我在台上，（三峡工程）是要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因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难以预料。
笔者评论：把三峡工程的决策留给后代人去处理，这是非常睿智和正确的决定。可惜，赵紫阳没有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这是命运使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湖北省积极支持，四川省坚决反对，因为淹没损失太太，移民人数太多，而且四川省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也需要开发。当时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应付四川省的反对，水电部提出一个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方案，这是一个不易被人设破的骗人方案，因为坝顶高程为海拔175米，洪水来时可蓄水至海拔173米。海拔150米至173米之间的居民需要离家去山坡上“跑洪”。1980年7月邓小平坐船经过三峡地区，在船上听取了魏廷琤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汇报。船到武汉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开会，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第二，万吨轮船可从上海直达重庆（笔者注：如今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175米，比150米高出25米，但是这两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表示支持。但是赵紫阳执行不力。1982年赵紫阳曾经与李锐讨论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回忆说，赵紫阳是比较赞成他的看法的，并将李锐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作为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一号文件予以分发。1982年12月，邓小平再次表明态度，支持三峡工程方案，要求国务院看准了就不要动摇。
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并计划于1986年开工建设。1985年三峡省筹备组成立。
国务院的决定遭到国内外广泛的反对，特别是来自全国政协的反对。那时人们追求的是依法治国和民主、科学的决策。三峡工程反对派由此形成。
1986年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队考察三峡地区，在万州汇合。考察结束后做出三个决定：搁置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建设的计划；撤销三峡省筹备组；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考察结果和决定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难办的是政治问题。……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回应是：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可见1986年时，赵紫阳和邓小平对于三峡工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分歧。赵紫阳怕上三峡工程后问题变大，倾向于把决策交给下一代人。而邓小平不怕问题变大，展现出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精神。
1988年底三峡工程论证分专业组论证阶段结束。有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在1989年的两会上审查和决策三峡工程。以李锐、周培源和孙越崎为代表的三峡工程反对派在1989年2月底两会召开之前，公开发行了戴晴女士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将反对三峡工程的理由告诉中国民众。虽然1989年两会的议程中并没有审查三峡工程的任务，但是两会代表还是十分关注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
1989年4月3日，李鹏率姚依林等三位副总理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这是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做出的决定，反映了赵紫阳要把三峡工程决策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做法。
三峡工程涉及中共几大家族的利益。当王震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恼怒。王震立即给钱正英、李伯宁和魏廷琤写信，要求他们邀请专家，为他提供简言易懂的炮弹，他要告状。一天后钱正英就给王震回信，提供材料。1989年4月14日王震邀请钱正英、李伯宁和魏廷琤等与多位专家去家开座谈会，攻击三峡工程的反对派，表达对赵紫阳所作的决定的极度不满。王震将座谈会的内容整理成上告的信件，呈交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与党和国家作决策各同志，要求三峡工程应即开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邓小平在李鹏、王震等的支持下，做出了让赵紫阳下台的决定，并决定动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镇压学生运动。
笔者认为，王震出面反对赵紫阳“五年之内不上三峡工程”的决定，这是八九六四血腥镇压的前奏，因为赵紫阳的决定危害到中共几大家族的利益。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轻信、提拔和重用了李鹏这样的小人。
一、孙中山、萨凡奇和毛泽东设想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三峡工程
谈到赵紫阳与三峡工程，就不得不扯远一点。总是有人说，长江三峡工程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3]中提到了三峡工程的设想：“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可见孙中山要建设三峡工程，其主要目的是改善长江航道的条件，顺便还可以利用水能发电。按照这个工程目标，民国时期，曾提出过不同的方案，有一级低坝的方案；有两级低坝的方案；还有多级低坝的方案。后来建设的长江葛洲坝工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江流域办公室的造反派从档案柜中翻出民国时期的低坝方案，在三峡的出口建造了葛洲坝大坝，硬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44年，国民政府为了战后的复建，开始着手制定五年工业发展计划。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经济顾问的美国人柏斯克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利用美国贷金建造水力发电厂及还款拟议》的经济报告，建议在三峡建造发电装机容量为1050万千瓦的水电站，同时再建造一座年产500万吨的化肥厂，利用廉价的电力制造化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工程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贷款。1944年5月10日，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邀请来到重庆，并立即赶赴三峡进行实地考察。1946年3月，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对三峡坝址实地勘测。
按照萨凡奇工程师的设想[4]，建设三峡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发电，共安装96台水轮发电机组，每台机组容量11万千瓦，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年发电量为817亿千瓦时。（笔者注：现在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2250千瓦，2020年11月三峡工程通过全面竣工验收后的五年，累计发电4230亿千瓦时，平均年发电量为846亿千瓦时，发电效率远远不如萨凡奇的三峡工程）。坝址在宜昌上游5至15公里的南津关至石牌之间（笔者注：即现在的葛洲坝大坝处），坝顶高度约250米，抬高低水位约160米（笔者注：蓄水位海拔200米）。水库总蓄水量617亿立方米（笔者注：现在三峡水库的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工程造价估计10亿美元左右，计划用8年时间完竣。后来由于国共内战开始，萨凡奇的三峡工程被搁置。当年负责邀请和接待萨凡奇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当年陪同萨凡奇到三峡坝址实地考察、并到美国考察学习建设大坝工程的陆钦侃先生，后来反而都成为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舰”从汉口到南京。在轮船上毛泽东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有时改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汇报。林一山汇报了准备在长江许多支流修建水库的规划。毛泽东问他这些支流水库加起来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林一山否定了。于是毛泽东指着地图上三峡口说：“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5]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三峡工程梦，以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为工程主要目标。
可见，孙中山、萨凡奇和毛泽东设想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三峡工程，一个以改善航运为主要目标，一个以发电为主要目标，一个以防洪为主要目标。
二、南宁会议上李锐和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御前公开辩论阻止了“高峡出平湖”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建设三峡大坝，要把长江洪水洪水在三峡卡住。紧接着中共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规划设计三峡工程，苏联的飞机详细地航测了长江流域的关键地区。1956年毛泽东又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建设三峡工程的呼声很高。林一山撰文吹捧三峡工程，提出水库蓄水位海拔235米，水库库容1000亿立方米。时任水电局局长的李锐撰文予以反驳。1958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编制的《长江流域规划》[6]写道：彻底征服长江，根本改变长江流域的自然面貌，综合利用它的丰富资源，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并在《为什么必须以三峡为主体进行流域规划呢》一节中写道∶“这几句话（指毛诗词中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概要地说明了这一伟大河流上主体工程的前景。这是因为三峡枢纽在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等主要的综合利用方面是指标优越和对全江有显著影响的工程。”“高峡出平湖”等诗句竟然成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理论依据。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全会要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毛泽东接受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让支持和反对三峡工程的林一山与李锐到南宁会议上陈述他们的意见，好让大家有个全面的了解。林一山先讲，讲了两个多小时。李锐后讲，只讲了半个小时。最后是李锐的意见说服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决定推迟三峡工程的决策。李锐主要讲了两点，第一，长江洪水的起源和明朝以及后续政府错误的治江政策；第二，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没有这么大的用电需求。中共南宁会议后，1958年3月周恩来带李锐等到三峡坝址视察。周恩来决定将林一山建议的三峡工程的蓄水位从海拔235米降低到海拔200米，并规定重庆至未来三峡工程坝址处未来基本建设红线不允许超过海拔200米。中共南宁会议和周恩来视察三峡工程坝址的结果是搁置了三峡工程的上马。从1958年到1969年三峡库区静悄悄的。1958年与李锐一样对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而在1986年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的潘家铮认为[7]：“李锐在五十年代反三峡(工程)立了大功，那个时代没有能力、没有需要搞三峡(工程)，草率上马，后果严重。”
三、从西德进口1500毫米轧钢机引发再次上马三峡工程的呼声，被毛泽东以“战争安全问题”予以拒绝
1969年中国有机会从西德进口1700毫米的轧钢机。轧钢机将安装在武汉钢铁厂，这是为在湖北西北山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坦克提供钢板用的，这也是中共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进口的大型军民两用设备。由于华中电网的规模太小，无法满足1700毫米的轧钢机启动电流的需求，迫切需要扩大华中电网的能力。于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和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主任钱正英向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建设三峡工程（200米方案）。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头顶一盆水，你就能睡得着觉？”于是湖北省和水利电力部提出在长江干流三峡出口处建设一座低坝的方案，即现在的葛洲坝工程，当时称330工程。毛泽东在1970年他生日的那天批准了这个方案。当时被打倒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坚决反对建设葛洲坝工程（笔者注：葛洲坝坝址有利于形成大的水库库容，而不像现如今的三峡水库是一个狭长的河道型水库）。由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宜昌军分区领导建设的葛洲坝工程进行得十分不顺利。最后周恩来不得不将工程停止下来，请出林一山来主持葛洲坝工程的建造。林一山答应出山的条件是，建完葛洲坝工程，就上马三峡工程。周恩来说，先建完葛洲坝工程后再说三峡工程。林一山在葛洲坝工程调集了十余万水利工程建设人员，并将他们在宜昌市永久安置下来。并且利用建设葛洲坝工程的机会，大量购置建设三峡工程所必须的大型机械设备。葛洲坝工程没有建完，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先后去世。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建设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又摆在议事日程上。
四、赵紫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反对三峡工程（200米方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又摆到中共领导的议事日程。湖北省是最积极的推动者，而由赵紫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当时重庆市属于四川省）是最坚决的反对者，理由是淹没损失太大、移民人数太多，还有就是提出先开发四川的水电资源是比上三峡工程更好的选择[8]。反对意见是由四川省政协、万州地区人大代表团和四川省水力发电工程协会等机构出面提出，笔者没有查找到有关赵紫阳本人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但是笔者认为，四川省政协等机构的意见是得到四川省省委和赵紫阳的支持的，这是中共地方政府的下属机关办事的规矩。这也提现了如鲍彤先生所指出的：赵紫阳的品格是“把人当人”[9]。
应对四川省的反对，水利电力部提出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四川省只有万州地区被淹，有移民任务。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钱正英说出了提出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原因[10]：“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笔者以为，钱正英想要避掉的问题，就是避掉与四川省和原省委第一书记、即将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矛盾。后来钱正英透露[11]说，“（三峡工程）平时按150米蓄水，如果来了特大洪水，水库就临时超蓄，库区有的地方就要临时淹没一下，淹没地方的老百姓临时躲避一下，事后再进行赔偿。”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是一个经过精心包装的骗人计划，外行人不容易识破，而邓小平就是上当受骗的人。
五、邓小平赞成三峡工程（150米方案），胡耀邦、赵紫阳等表示支持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到四川省亲。7月11日邓小平在重庆乘“东方红32号”轮顺江而下至武汉，途中路过三峡地区。邓小平在船上听取了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廷琤（原林一山的秘书）关于三峡工程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汇报。邓小平对三峡工程低坝方案防洪效益不减，移民人数少、投资低、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笔者注：其实是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方案的能力）和可使万吨轮船（笔者注：多艘货船组成的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特别感兴趣。船到武汉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和姚依林等到武汉开会。邓小平在会上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邓小平表示支持三峡工程（150米方案），胡耀邦、赵紫阳和姚依林等也表示支持。
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比选方案开始。李锐回忆说，那次方案比选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1982年赵紫阳曾经与李锐讨论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12]。李锐回忆说，赵紫阳是比较赞成他的看法的。李锐将他撰写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上报中央，赵紫阳批转给1982年7月召开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一号文件。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的表态，十分明显是说给胡耀邦和赵紫阳听的，对国务院的迟疑不决表示不满。
之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审批行动正式开始。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交《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5月由国家计委主持审查通过。
六、赵紫阳提拔李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
1983年6月，李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能源、教育和交通，分管重点建设、电子科技、环境保护、重大设备制造等。
1984年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同意开始前期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相关筹建机构。同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150米方案，要求“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拟定于1986年正式开工。随后，水电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加紧编制150米方案初步设计报告。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成立，李鹏任组长。李鹏担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后规定，在党中央做出决策之前，任何人不准在公众场合，包括报刊、杂志、书刊上发表关于三峡工程的言论。1984年6月，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发出通知，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备组，陈赓仪任组长。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成立三峡省筹备组，原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任组长。三峡省包括湖北省宜昌地区和四川省万州地区，以及湖北省恩施地区的一小部分。三峡省筹备组的驻地在湖北省宜昌市。
笔者以为，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1983年6月将李鹏由部长级的水电部副部长破格提升为副总理，主管能源等重要部门。1984年又任命李鹏为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三峡工程事宜。后来于1986年又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自己的实权人物。诸不知，李鹏表面上服从和支持赵紫阳的领导，实际上利用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和总理的职务，在国务院组成由“红二代”、“留苏派”、“自己人”组成的班子，以至于到八九六四时在邓小平一帮政治老人的支持下，一举将赵紫阳推翻。
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决定，本不是最终的决定，关键在于“原则批准”一词。中文的表述，本来就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表述。什么是“原则批准”？原则批准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批准，要满足特定的后续要求才能获得最终批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特定的后续要求就是建造三峡工程的资金来源要有保障。赵紫阳也认为，没有资金来源，可以阻止和拖延三峡工程的上马。
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决定，随即遭遇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一些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反对。
1984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连续召开了五次座谈会，讨论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领头的人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和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准备上马三峡工程时，周培源是三峡工程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孙越崎是萨凡奇来中国考察时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原水利部副总工程师陆钦侃则是陪同萨凡奇考察三峡坝址的中方工程人员。
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共有167位政协委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三峡工程不要仓促上马。全国政协委员、原交通部副部长冒着“被开除党籍”的风险，冲到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13]，陈述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的危害，反问道：斩断黄金航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
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意见集中在两点：
第一，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低坝方案，违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第二，国务院成立三峡省筹备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经济建设组还组织了专题调查组，到湖北、四川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得出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马”的结论。
1985年李锐撰写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反对三峡工程的著作。李锐《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出版，破坏了李鹏定下的规矩，李鹏在胡耀邦那里告了李锐一状。
据说三峡工程（150米方案）也遭遇到主上派的反对。重庆市党委和党政府向国务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轮船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笔者认为，重庆市党委和党政府要求将蓄水位从海拔150米提高到海拔180米的建议，是李鹏和重庆市委书记萧秧（笔者注：留学东德，也是留苏派成员）表演的一出双簧。作为重庆市的父母官，不应该牺牲本地民众的利益，要求三峡工程提高蓄水位来淹重庆市区的。
根据李鹏的《三峡日记》记载，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接见前来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和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的香港嘉道理勋爵。接见后邓小平与李鹏谈三峡工程，在场的只有李鹏夫人朱琳（笔者注：朱琳为大亚湾核电站引入香港资本牵的线）。邓小平表态：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蓄水位海拔180米）是个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准备。笔者认为，李鹏的《三峡日记》提供了虚假信息。李鹏的《三峡日记》是2003年公开出版的。2003年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邓小平的表态：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个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准备。从邓小平的个性来看，他是一个不会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人。1980年、1982年邓小平说低坝方案好。到了1985年邓小平又说低坝方案不好。1985年的邓小平，否定了1980年、1982年的邓小平，这人肯定不是邓小平！邓小平1997年去世，2003年李鹏的《三峡日记》才出版，邓小平无法揭穿李鹏《三峡日记》中的谎言。
七、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团视察三峡库区，停止1986年三峡工程的开工建设
国内有全国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反对，国外的反对声音更响，特别是海外华人都关注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1986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邓小平对傅朝枢的表态，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否认了李鹏《三峡日记》所记载的那件事，邓小平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个好方案。如果李鹏《三峡日记》所记载的那件事为真，那么邓小平1980年至1986年期间对三峡工程的认知是：低坝方案好——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好——不知道什么方案好。这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应该有的逻辑思维吗？
面对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意见，1986年4月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两队人马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库区。赵紫阳赵紫阳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四川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有若和魏廷琤等人，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4月26日两支队伍在万县汇合。然后又一起从万县坐船沿途考察各县至宜昌，登中堡岛看三峡坝址，在宜昌访问葛洲坝工程，然后坐火车回北京。李鹏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提到和中央领导分别考察三峡库区，然后在万县汇合，开会做出决策一事，但是没有提到赵紫阳的名字。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也没有一次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似乎他从来也没有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过，或者有过一位叫赵紫阳的共事。
在共同考察途中，赵紫阳作出了重要决定：
第一：搁置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的决定；
第二：正式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笔者注：正式文件由1986年5月8日发出）；
第三：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
1986年赵紫阳对三峡工程作出的这个决定，表明赵紫阳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慎重和务实态度。同时也表明赵紫阳在不断地学习，学习倾听不同的意见，学习尊重科学民主的原则，学习依法治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虽然说，上马三峡工程（低坝方案），成立三峡省筹备组，这些都来自真正掌权者邓小平的指示，但作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都表示过支持。赵紫阳的这个决定，首先需要的是否定自我的勇气。搁置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的决定，赵紫阳考虑的最多的是水库淹没问题、移民问题和三峡工程巨额资金的来源问题。
随着三峡省筹备组的正式撤销，原来已经在宜昌市招兵买马的“三峡筹备省”的一把手李伯宁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北京国务院，担任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的主任，无法对已经做出封官许愿的弟兄们做个交代。从此，李伯宁和赵紫阳、三峡工程反对派就结下了梁子。利用八九六四事件，李伯宁对赵紫阳和三峡工程反对派落井下石，这是后话。
八、赵紫阳错误地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领导权、审查权和组织权交给了李鹏
回到北京后，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特别是全国政协的强烈反对意见。同时也汇报了他和国务院同事以及湖北、四川地方领导考察三峡地区后做出的决定。赵紫阳表示了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在全国人大投票时无法得到多数票的忧虑，提出了缓建三峡工程的建议[14]。1986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邓小平一语道破：三峡工程的决策，不是工程技术和工程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邓小平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有政治需要，三峡工程的技术和经济问题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就一定要上。三峡工程带来的所谓社会问题、三峡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不在邓小平考虑范畴之内。但是为什么不上三峡工程的问题会比上三峡工程的问题更大？邓小平没有说清楚。也许就是因为，赞成三峡工程上马是邓小平1980年的决定，现在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上马，邓小平觉得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挑战邓小平三峡工程决策的，又是邓小平最不喜欢的社会各界的菁英，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菁英，与1957年、1958年的右派是一丘之貉。
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后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综合经济组的结论，也模仿这样的说法，上（三峡工程）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全国人大三峡考察团团长陈慕华也这样的说，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1986〕15号文件）。这是赵紫阳和李鹏考察三峡地区后做出的决定。可惜，赵紫阳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领导权和组织权全部交给了李鹏。1986年5月5日李鹏曾和钱正英、李伯宁商讨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建议中央指定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对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在党内外进行协调。
1980年是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主持审查三峡工程的研究报告。1986年6月国家科委负责人已经换人了，主任是与李鹏一起留学苏联的宋健。由宋健出面，推荐由水电部负责和组织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组长，水电部的其他负责人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副组长，水电部的总工程师、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铮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笔者注，1987年1月潘家铮加入中共，1994年又成为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副院长）。三峡工程论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分组论证，分十四个专业组；第二阶段是综合论证。
孙越崎等10位全国政协委员在1988年10月《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15]的上书中指出，论证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由原水电部领导组成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11人，全部为水电部正副部长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人。在领导小组下属的14个专业组，其中10个专业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余4个组也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进行具体工作的14个工作组组长全系水电系统的同志……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
九、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与赵紫阳的意见是“不谋而合”
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中指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7年由田方（笔者注：原习仲勋的秘书、陕西省宝鸡市市委书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林发棠主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的一书由湖南科学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后《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相续出版）。
1988年底三峡工程专业组论证结束，传来1989年两会期间将讨论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三峡工程反对派十分着急，决定在1989年两会之前出版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将书送到两会代表手中，以此来影响三峡工程的决策。根据戴晴女士的回忆，由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林华找到戴晴的母亲（笔者注：他们在延安时期相识），请戴晴担任该书的主编。戴晴又找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许医农女士得到帮助，获得书号。1989年2月底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第一批书中大部分被送到了两会代表居住的宾馆。《长江、长江》一书对当年参加两会代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两会代表谈论三峡工程的问题，但是大会并没有安排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议题。
李锐的《论三峡工程》、田方和林发棠主编的《四论》以及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反映了反对派对三峡工程的主要观点：
第一：缓上三峡工程，起码近期不能上三峡工程，起码“七五”、“八五”期间（1986年至1995年）不能上；
第二：加快支流水电开发，不要把眼球盯在三峡工程上；
第三：三峡工程所需要的庞大资金是当前国力所难以承受；
第四：三峡工程的后续影响，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目前还无法认识和无法预测。
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与赵紫阳的“如果我在台上，（三峡工程）是要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因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难以预料”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在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赵紫阳还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缓建建议，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指出三峡工程的根本错误所在。提出缓建三峡工程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缓建还是马上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建。不是不可建，而是早晚都要建。所以在提出缓建三峡工程的建议时，必须同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根本错误所在。而黄万里教授则是指出了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
十、五年内不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这是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意见在八九六四之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
1989年的两会并没有把审查三峡工程列入大会议程。但是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注意到，许多两会代表都在谈论三峡工程。应该说，通过出版《长江、长江》一书，将反对派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和理由告诉两会代表，对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投赞成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1989年4月3日两会结束，李鹏率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和吴学谦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根据《人民日报》1989年4月4日报道[16]，荷兰记者就三峡工程提出问题：“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避其锋芒说：“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显然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姚依林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
姚依林表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笔者认为，姚依林是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表态的。在1989年两会举行前或者在两会举行期间，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三峡工程问题达成共识，三峡工程的论证还没有完，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现在正处于经济治理整顿期间，国家财力有问题，所以现在乃至八五规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
十一、王震出面反对赵紫阳“五年之内不上三峡工程”的决定，这是八九六四血腥镇压的前奏
“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1989年4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委副总理姚依林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让一向积极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的王震十分不高兴[17]。显然这是以赵紫阳总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不久前做出的决定。姚依林不会反对，李鹏也不会当着赵紫阳的面表示反对，其他政治局常委支持赵紫阳的决定。
为什么“三峡工程五年内不上”的报道，让王震十分恼火？这是因为三峡工程涉及中国几大家族的利益，王震家族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赵紫阳搁置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1986年开工的决定，并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三峡工程主上派就已经把状告到王震那里了。
1989年4月11日，王震亲笔给钱正英、李伯宁和魏廷琤写信称：“长江三峡水坝建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富的资源开发。她对发电量、防洪、改善大陆气候、交通运输、养殖业、种植业等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极其重要”。王震要求他们为其提供炮弹。王震写道：“请你们费心替我邀请十来位专家，在两三日内聆听说明建三峡的简言易懂的几个数据，写上几句话供我用。务请允诺。此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敬礼!”
1989年月4月12日，钱正英立即给王震回信称：“总的结论是：三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库区移民是欢迎的，国力是可以负担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这个报告可于五月底上报，少数不同意见也将同时上报。我们认为，这段论证工作是符合民主化、科学化要求的。”
钱正英在信中写道：“在第一次协调大会上，李鹏传达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笔者注：指赵紫阳）在现场考察三峡后向邓小平作汇报的情况，大意是：“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他认为，技术、经济问题都可能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钱正英接着写道：“小平同志答，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接着钱正英向王震告状：“由于几次专家会议未通过少数同志的不同意见，他们抢先在会外的各种场合，造了种种舆论，还出了好几本书。”最近印出的一本（笔者注：指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更广为宣传散发。这本书歪曲事实，并直截了当地把三峡作为政治问题，公开提出……批评”，面对这种挑战，“表示中央的意见是：都有道理，五年内不上，现在不必讨论，总的精神是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据传达，在最近的中央工作会上，这位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笔者注：指赵紫阳）还说：‘三峡的问题搞僵了，中国的事难办。’”
钱正英向王震明确表示，不同意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的做法。钱正英认为：“三峡建设，涉及江河治理和能源交通建设的大局，需在长远规划中早定。三峡库区的问题，更需及早明确决策，不能再拖了。”淡化争论和推迟决策，没有解决反对者的“政治挑战”。1986年已认识到这是政治问题，当时的对策是退让，收回成命，重新论证。现在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在一些人的攻击下，又决定再一次退让，把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也否定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无原则的退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谣言不加澄清，有理的事不说不辩，攻击是不会停止的。无原则的退让损害了我党的威望，脱离了群众。如果中央否定了自己所发的15号文件，会使认真执行中央决定、辛辛苦苦参加论证工作的400多位专家痛心云云。
1989年4月14日上午，王震亲自出面邀请三峡论证领导小组钱正英、杨振怀、史大桢、陆佑楣、李伯宁等全体成员到家中做客。几位来客先介绍了一下三峡工程论证情况，接着王震就慷慨发言说：“我也不是什么水盲、科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听了你们专家的几百席话了，还不胜读两年书？每年1万亿立方流量白白流到大海里了，长江天天流，流的煤和油！实在让人心疼。现在美国佬也在到处造舆论，说一修三峡，风景就完了。三峡是国际的著名风景，修三峡必须得经国际认可和批准。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美国现在装机7万亿多千瓦，水电是8000万千瓦，他的电够用了，便造舆论不让你修。”“把三峡工程说成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坝’，这是典型的外行反对内行。如果再发洪水，死上百把万人，到时让谁承担责任？……不能有钱买棺材，没钱去治病！什么破坏了风景，高峡出平湖就是很好的风景。”
王震的发言，代表了三峡工程主上派对三峡工程效益的吹捧，比如，如果再发洪水，死上百把万人，到时让谁承担责任？2003年三峡工程投入使用后，所发挥的防洪效益非常有限，长江洪水依旧逞凶狂。特别是2020年长江上游洪水，重庆寸滩洪水位超过了历史实测最高水位。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事实上，要把滚滚长江东流水，变作电力，需要大量的投资。三峡工程的上马，不是降低了中国当时的电费，而是拉高了电费。王震把海外对三峡工程的批评，认作是中国的宿敌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策略，并把这顶帽子戴到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头上。确实中国强大了，中国富裕了，但是没钱去治病的是中国老百姓！没钱买墓地的也是中国老老百姓！
中午王震请三峡论证领导小组钱正英、杨振怀、史大桢、陆佑楣、李伯宁等全体成员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餐涮羊肉。王震一边吃着涮羊肉，一边对坐在身边的魏廷琤说：“我一生经历过革命战争、屯垦戍边和建设铁路，从未失败过，我深信三峡工程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从北京饭店回来后，王震没有休息，又把钱正英4月12日来信看了一遍，并在信中引用邓小平“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一句的旁边批示道：“不上就是放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力。八六年推迟动工，我问紫阳同志，他说坚决上。”接着，他在信的抬头写道：“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敬请呈报党和国家作决策各同志，三峡工程应即开工。”
图5：1991年2月17日王震在广州召开关于三峡工程的座谈会，一连开了三天。会议形成了以王震名义给江泽民、李鹏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位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信，建议尽快上马三峡工程。参加广州座谈会的有：王任重、张光斗、严恺、张瑞瑾、魏廷琤、杨贤溢、殷之书等，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笔者认为，王震出面反对赵紫阳“五年之内不上三峡工程”的决定，这是八九六四血腥镇压的前奏，因为赵紫阳的“推迟决策”的做法，危害到中共几大家族的利益。
十二、赵紫阳的下台与三峡工程的上马
王震在北京饭店宴请钱正英、李伯宁等的一天之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中国的历史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根据赵紫阳回忆录，1989年5月20日在邓小平家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杨尚昆、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与三位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还有军委领导人，会议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和由江泽民担任新的中共总书记。关于这次特别会议的日期，根据《李鹏日记》是1989年5月19日，那天李鹏是到得较早的一位，邓小平同志把李鹏叫到书房，邓小平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邓小平又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李鹏当即表示赞同。
应该在这次会议上也做出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由李鹏负责，这是王震在4月14日信中所要求的，也是对在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出力最多、而没有能从中共第二号领导人更上一层楼的李鹏的奖励，毕竟“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李鹏语）。参加会议的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都是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在后来的决策程式中，李先念、王震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王震家属在三峡工程中获利巨大。
1989年7月21日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来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18]。这是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出京视察，距离江泽民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23至24日）还不到一个月。1989年7月25日上午回到北京后的江泽民到医院看望李鹏表示，上三峡工程是必须的。至此，赵紫阳想把三峡工程的决策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想法未能付诸实践，这是命运使然。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江泽民象毛泽东那样，邀请两位专家钱正英和李伯宁参加会议，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解说三峡工程。毛泽东是邀请了林一山和李锐，两位与会者意见完全不同，在中央全会上陈述他们的观点，让在座的中共领导自己做出判断。而江泽民邀请的两个人，钱正英和李伯宁，都是坚决支持三峡工程的人，所以会议也不会有不同意见。这是一言堂和听取不同意见的根本区别。会议的结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同意建设三峡工程。
但是江泽民遇到了与赵紫阳一样的担忧：如果两个月后的人大审议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就会成为重大政治问题。根据《李鹏三峡日记》记载，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1992年3月18日上午，召开“两会”党员领导干部大会，李鹏主持，先讲了15分钟。然后江泽民主讲，讲了两个小时。李鹏讲了什么？江泽民讲了什么？中共官方媒体没有报道。1992年3月18日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中共也没有将江泽民的讲话解密。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国务院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投票，结果如下：
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表决器的25票（笔者注：台湾籍代表退出大会厅表示抗议）。
正好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投赞成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赵紫阳所说的：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难道赵紫阳真有穿越时空、预见未来的能力？
当年赵紫阳说：如果我在台上，（三峡工程）是要留给后代人去处理的，因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难以预料。那么赵紫阳所指的好多未知因素以及难以预料的结果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