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了《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条件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看守所的惊人黑幕。（图片来源：“保护卫士”官网）
【看中国2026年6月17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采访报道）2026年6月16日，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于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新闻会，正式向全球发布了一份题为《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条件调查》（Behind Bars:A Survey on Detention Centre Conditions in China）的重磅报告，揭开了中国看守所内部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剥夺法定权利、泛滥的暴力对待以及恶劣的非人道生存环境。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理事长吴绍平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这些恶劣现状并非个案，而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有罪推定”文化与“公安强势控制”下长期存在且被隐瞒的系统性弊端。
覆盖58处场所：跨地域的“标准化”法治黑暗
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该报告由第三方独立机构负责问卷的执行与数据处理。调查一共访问了84名曾被拘禁于中国境内的中外公民。这些受访者的羁押足迹极具代表性，他们曾被关押在中国19个省份或直辖市的至少58处不同的拘留与看守场所。
研究指出，中国目前在各县、市辖区设有超过2,600个各类看守所。这84位受访者跨越地域的惊人相似经历表明，中国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非人道对待是全系统、标准化的。吴绍平对此证实：“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看守所羁押系统中是极为普遍且严重的现象，无论是身处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还是内陆地区，其运行逻辑和黑暗程度完全一致。”
“有罪推定”与尊严剥夺
吴绍平从深层法理和文化角度深度剖析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他指出，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在法律意义上绝大多数属于“刑事嫌疑人”，而非已被法院定罪的“犯人”。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却遭受着远比犯人更严酷的非人道对待。
“在中共的司法逻辑中，核心思想就是‘有罪推定’——你如果没犯事，人家为什么抓你？”吴绍平说。
这种观念不仅深植于办案人员的骨髓，也受到中国传统“被官家抓走就不是好人”的文化偏见影响。吴绍平强调，这种文化与权力的合谋，导致嫌疑人一旦步入看守所，其人格尊严就会立即遭到彻底的践踏与羞辱。权力系统在原始观念上就不把嫌疑人当成享有基本权利的“人”来看待，这种冷血的体制逻辑，正是高墙内各种虐待行为层出不穷的根本内因。
73%被剥夺律师会见权
在现代法治中，会见律师是在押人员防范刑讯逼供的底线。然而，报告显示，高达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中共警方常以“危害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秘密”或通过各种行政和程序上的流氓手段（如声称律师证件不全、在押人员“自愿拒绝律师”等）无限期延迟或直接拒绝律师的会见申请。
吴绍平指出，外界一直在呼吁和推动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但实际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随着体制权力的膨胀而更加恶化。面对特殊案例或涉及所谓国家安全的案件，警方拥有不受限制的特权切断法律援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中共大力推行所谓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表面上看似在保护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沦为了官方迫害的帮凶。吴绍平透露，在许多地方，该制度演变成了“官方指定律师”制度，排斥真正有正义感、独立辩护的律师。这些拿着微薄报酬、依附于官方脸色吃饭的指定“援助律师”，非但不能捍卫人权，反而配合办案人员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强迫、诱导嫌疑人“自愿认罪”。这种操作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真实辩护权，更为未来的“冤假错案”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导致当事人日后想要翻案、申诉变得极度困难。
76%在押人员遭肉体摧残：暴力外包与“牢头狱霸”
报告中最令人心惊的数据之一，是76%的受访者反映在看守所内曾遭受肉体暴力的对待。施暴者既包括负责审讯的警察、管教人员，也包括受官方默许的其他在押囚犯。
同样有76%的受访者明确指出，他们曾与“牢头狱霸”同仓。中共官方曾多次宣称已在司法系统内彻底取缔了“牢头狱霸”现象，但报告无情地驳斥了这一谎言。吴绍平律师揭露，这种暴力现象长期存在且具有极高的隐蔽性。由于看守所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缺乏社会外部监督的特殊环境，看守所管教人员经常故意扶植或默许这些“狱霸”，利用他们通过恐吓、肢体暴力甚至性侵犯来支配整个监室。这种“以暴制暴”的手段，实质上是将警方的国家暴力“外包化”、“隐蔽化”，以此来惩罚不听话的在押者。
恶劣生存环境：隐形逼供的物质枷锁
除了精神上的孤立与肉体暴力的外包，中国看守所的物质生存环境同样处于非人道状态，并被当作逼供的隐形手段：
极度超员：60%受访者反映监室存在严重超员。空间狭小到在押人员在夜间睡觉时无法平躺，只能像“排刀鱼”一样侧身拥挤在一起，基础卫生设施极其肮脏。
医疗照护严重匮乏：64%受访者反映在看守所内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医疗照护匮乏。即使在押人员患有慢性病、急性发热或在审讯中受伤，看守所也常故意剥夺其就医或服药的权利，以此作为击碎其心理防线的惩罚手段。
彻底剥夺户外运动：24%受访者表示，在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关押期间，他们从未获得过一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放风）。长年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接导致大量在押人员出现骨质疏松、严重皮肤病及深度抑郁。
“公安一家”与监督失效：制度性作恶的根源
针对这一现象，吴绍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看守所的所有乱象，根源在于“侦羁不分、公安一家”的畸形体制。在国际上，看守所通常隶属于中立的司法部（行政监管），而在中国，看守所至今直接隶属于负责破案的公安部。
吴绍平坦言，虽然中国名义上设有“驻所检察官”进行内部监督，但中国刑事司法体系本质上是以“侦查为中心”的办案体系。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全部是围绕公安的侦查结论来进行的，这导致公安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强势地位。驻所检察官根本无法发挥任何应有的独立监督作用，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体制，注定了看守所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全面沦丧。
而当被问及该系统是否有自我改革的可能性时，吴绍平律师断言绝不可能。“因为看守所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中共这个专制政权用来镇压异见、维持所谓“社会稳定”的最核心的“刀把子”。要让他们自我削弱这个机器的威力去保障人权，等同于动摇其政权稳定的根基。”他说。
外籍在押者的“双重地狱”：“人质外交”下的维也纳公约废纸化
随着近年来中国任意拘押在华外籍人士的案例激增，这份报告特别指出，看守所已成为外籍被羁押者的“双重地狱”。
由于看守所完全不提供任何语言翻译，外籍在押者根本无法理解规章制度，也无法为自己申诉。同时，中共警方彻底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许多外籍人士控诉，他们寄给家属、辩护律师以及所在国驻华领事馆的求救信件，全都被看守所非法扣留。
吴绍平指出，这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自身的《刑事诉讼法》（其中明文规定必须为不通晓当地语言的当事人提供翻译），更是对国际法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公然践踏。这种制度性的刻意隔离，充分证明了这些外籍在押者已彻底沦为中国开展“人质外交”和政治博弈的失声筹码。
吁西方认清威胁 切断人权与经济的妥协
“保护卫士”此次在里斯本发布该报告，其背后的法律与外交博弈背景不容忽视。2022年秋季，欧洲人权法院（ECTHR）曾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以中国羁押系统存在“普遍性的酷刑和暴力”为由，明确禁止向中国引渡嫌疑人。北京近期一直在通过外交和双边司法渠道游说欧洲国家，试图重塑其法治形象并推翻该引渡禁令。而《铁窗之后》报告的发布，以最新的第一手铁证，彻底击碎了北京的虚假宣传。
吴绍平在采访的最后向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他认为，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共政权利用暴力机器侵蚀人类社会尊严、以及对跨国法治带来的威胁，仍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可以将人权问题与经济贸易问题分开处理。这种对经济利益的妥协、对人权侵害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及仅限于口头抗议和外交交涉的软弱应对，正是助长北京在人权问题上肆无忌惮的根本原因。”吴绍平直言。
他强调，人权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方国家如果想要真正保护自己国家的国民免受中共引渡和任意拘押的威胁，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绥靖态度，应当采取更强硬的、多管齐下的实质性惩罚措施——包括联合采取外交行动、进行精确的人员制裁（如制裁参与人权侵害的官员）以及施加有力的经济制裁。只有让中共为其非人道的司法暴政付出沉重的实质代价，才有可能迫使其收敛高墙内的恶行。
“保护卫士”组织也在发布会上预告，作为该系列实证调查的第一部分，他们还将于7月18日发布第二份专门针对“中国监狱系统内部环境”的姐妹篇深度报告，继续向全球曝光中国高墙内的法治黑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