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曾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明枪暗箭。（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紫阳在六四时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反对武装镇压，哪怕落入去职软禁之境，矢志不变，令国人敬佩。也有人曾猜想，如果紫阳当年随高层之大流，得以保全地位，是否中国的改革就能避免很多弯路呢？据我观察，早在1988年赵紫阳的地位就已动摇，他的改革努力不但很难伸展，而且当时还遭到高层的打击；即便没有六四镇压，他也未必能如愿变革。
一、六四前一年的“紫阳困境”
31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赵紫阳，是1988年的7月1日。那天中南海的颐年堂正对参观者开放，离颐年堂不远的勤政殿一个临街的小会议室里，紫阳召集了几个人，讨论经济改革的思路。窗外游人往来，语声不断；室内非常安静，只有紫阳一个人侃侃而谈。当时在场的，除了紫阳的秘书鲍彤等三人，还有周小川、楼继伟，以及我和同在体改所供职的张少杰。这场谈话延续了五个小时，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七点，我们几个到中南海开会的人几乎都没发言，紫阳一个人唱了“独角戏”；与其说，这是一个讨论会，还不如说，是紫阳在讲述他那些难以实现的经济改革主张。
之所以用“紫阳困境”这个说法，是因为当时的赵紫阳其实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明枪暗箭，但决策圈之外的人难以了解。这个会议的背景是，当时在邓小平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得不决定加快价格改革，但邓小平的这个决策无疑是错误的。那天勤政殿小会议室里的周小川、楼继伟是邓小平那“价格闯关”主张的支持者，周、楼很早就主张用数学模型计算出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相关税率，然后一举完成价格改革，吴敬琏也表示过类似意见；而我和张少杰以及体改所的同事们都认为，这种想法是苏联模式的“计算机乌托邦”，要把随供求不断变动的成千上万种产品的价格当成可以固定下来的经济参数，人为地管理，那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这次在勤政殿开这个小会，赵紫阳一开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找我们几个人来谈谈。但我心里明白，紫阳的想法与我和张少杰的看法很接近；而紫阳希望说服的其实是周、楼两人，希望他俩把赵的意见转达给其他高层相关人士。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会议记录，紫阳的基本意思就是，没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很难成功。他当时讲话的语气多次都用“如果（我）能这样或那样做，那么就可以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是一种典型的紫阳式商榷型口气，丝毫没有“指示”的意味。
在此之前，1988年5月底国家体改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改革中长期规划研讨会上，我为体改所起草的递交会议的材料明确反对“价格闯关”；会后也专门给赵紫阳送了内部材料，说明我们反对“价格闯关”的理由。在参加京西宾馆会议的九个单位中，只有体改所是“价格闯关”的公开反对者，因此会后结集出版会议文集时，国务院发展中心、北大、中央党校、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体改委等单位的材料都收入书中，但我们所的材料则被排除了。
赵紫阳其实知道，我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也不相信单刀突进的“价格闯关”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他身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军人物，却不能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决策。他只能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发表讲话表示，只有在价格改革的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才能成功；他没有讲出来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单刀突进地推行“价格闯关”，而在其它领域里按兵不动，“价格闯关”即使实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他的看法并未引起注意，老百姓担心的是大涨价；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长痛不如短痛”的简单逻辑所左右；反对改革的人当然不想听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和胡耀邦。（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二、“总设计师”邓小平唯一“设计”的一次失败的“改革”
赵紫阳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对中国经济现状以及应该如何改革了解最深的人，但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他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去改革，因为他不但面临以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体系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声称不问国务院日常事务的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还要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决定。1988年初夏邓小平在数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宣布，中国要实行“价格闯关”。这个错误决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结果造成了全国性恐慌和经济失控。但邓小平闯下大祸后，却将责任一推了之，既不愿意阻止陈云、姚依林趁机阻挠经济改革的举措，也不愿意出面承担本应由他自己来承担的政治责任，而是怯懦地让并不赞成邓小平主张的赵紫阳出面向全国民众认错，以保全邓小平自己的脸面和地位。结果，赵紫阳的政治形象和实际地位因此大受伤害，而反对经济改革的陈云等势力反而在经济决策方面占了上风。
如今中国的御用学者把80年代改革决策过程中的种种真相遮掩起来，把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这顶桂冠戴在了邓小平的头上，同时淡化甚至抹杀赵紫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和贡献。其实，从1980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的诸多方案主要是赵紫阳等人主持制定的，而邓小平只直接“设计”过一项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那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但这却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还未施行就宣告失败，而且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三、“长痛不如短痛”？
笔者时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代表体改所参加过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这一时期有关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次讨论会，了解“价格闯关”决策的幕前幕后情形，算是“价格闯关”这一事件决策过程的一个亲历者，了解不少决策过程幕后的真相（二十多年前曾撰写英文文章介绍过）。
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处于胶着状态，城市经济改革早期的“放权让利”、“厂长经理承包制”和价格体系“双轨制”的正面效应释放殆尽，其负面效应开始影响经济的稳定，主要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蠢蠢欲动。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都停滞不前，而以陈云、姚依林为首的计划经济官僚系统则抓住通货膨胀现象，试图否定经济改革的方向，恢复对经济系统的全面性行政管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盲目的急躁冒进情绪开始抬头。在高层决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一度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这种看法把经济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制度性通货膨胀简单化地理解为“双轨价”的产物，以为尽快实行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的彻底改革，把“双轨价”合而为一，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所以这种主张视快速完成价格改革为一场“攻关”任务，认为只要当局痛下决心，严令“攻关”，就能一举完成价格改革，从此太平无事。为给自己找论据，持此主张者提出了“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口号。笔者1988年3月曾当面听李铁映谈过这样的主张。
其实，那时一些实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早已证明，如果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不能彻底改革，上述企图只会造成一轮又一轮的物价上涨，不合理的价格结构会在这个过程中“复归”如初，“短痛”必然变成“长痛”，最后除了造成经济动荡，别无它用。1987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以及体改所到匈牙利的考察，都注意到这个经验。赵紫阳听取汇报后，根据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经验和直觉，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判断。而像李铁映这样的缺乏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这些道理；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接受像“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的简单化口号和单线条思维。糟糕的是，对既未受过现代正规教育、也不懂宏观经济的邓小平来说，最容易打动他的恰恰是“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带军事术语色彩的观点。尽管邓小平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在中国的决策体制里，以军委主席身份“垂帘听政”的他却偏偏拥有对财经事务发号施令、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权力。
赵紫阳虽然明白“价格闯关”是儿戏，却无法让缺乏足够知识的邓小平理解这一儿戏的荒谬。至于1988年3月起任国务院总理并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鹏，就更不懂复杂的经济道理了，他对一些基本的经济管理常识都不甚了了，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四、姚依林火上浇油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长痛不如短痛”观点的邓小平突然决定，要直接干预具体经济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内完成价格改革。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了8条意见（我留有传达记录）。这8条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不同：邓小平强调的是“不怕冒险”、要“毕其攻于一役”；而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则强调要稳妥，要顾及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价格改革过程中要配套进行工资改革，以免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影响。其中的第2条意见是，准备一个为期5年的价格——工资改革计划。当时，在赵紫阳主持下通过的这8条意见并未对党内公布，更未向社会公开，本来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
赵紫阳所面对的不仅是邓小平的鲁莽草率，而且还必须应付陈云、姚依林的暗中破坏。由于李鹏没有能力主持“价格闯关”方案的制定，这个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对经济改革、又深谙中国官场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开拨逆鳞、否定邓小平的主张，但阳奉阴违这样的把戏，要瞒过向来不问细务的邓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张旗鼓地征求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意见（1988年9月初曾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国谊宾馆就此开会），摆出一副全面“价格闯关”势在必行的架式，把民间的恐慌之火越烧越旺；另一方面，却利用主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机会，把邓小平“价格闯关”的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化解成适当提高煤炭等几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小幅度调价方案（此方案在上述国谊宾馆会议上发给与会者，但会后即收回），于是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就无声无息地被技术官僚们消除于无形之中。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邓小平决策的真相，但姚依林大张旗鼓地为“价格闯关”造势的行动，实际上起到了为老百姓的恐慌心理火上浇油的作用。就这样，姚依林既不动声色地耍了邓小平，又把赵紫阳“架在火上烤”。当时陈云私下里明确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也猜到邓小平在此事上必败无疑，却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而是等着看邓小平“走麦城”的那一天；同时他悄悄地指示姚依林，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停止经济改革、实行“治理整顿”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末，陈云看出邓小平的败局已定，于是出面表示，必须立即停止“价格闯关”，实行“治理整顿”，他的主张是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控制。邓小平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同意陈云的意见。
于是，自邓小平宣布“价格闯关”之后，3个月内“价格闯关”一事无成，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则动摇了国民经济。闯了祸的邓小平绝口不提自己几个月前动议“价格闯关”一事，也不提他通过向外宾放话对政治局常委会施加压力、要常委会立即实施“价格闯关”决策的情形，更不敢追问姚依林阳奉阴违、明顺暗抗的行径，却让赵紫阳出来代他受过。于是，赵紫阳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承认，“价格闯关”这一决策考虑不周。赵紫阳的形象因这次检讨大为受损，此后他事实上不能再过问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经济决策过程；而反改革的陈云以及他在前台的代理人姚依林等计划经济官僚则重新掌握了经济决策大权，开始了治理整顿，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就此停顿。这些做法一直延续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朱镕基调任中央之后，才逐步停下来。上个世纪80年代以赵紫阳为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就这样在1988年秋就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