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Li于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The Epochtimes Jian Liu提供）
【看中国2026年5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早已入籍加拿大的Tom 李是当年某政法大学学生、1989年学运参与者、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者。时值“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他接受了《看中国》记者的专访。让我们从这位1989年学运亲历者的回忆中见证一段六四学运的真实历史。
最初的诉求
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去世了。之后的第三天，游行的火焰就点燃了。4月17日，我们政法大学的学生是最早走出来悼念、游行和请愿的第一批。
当时学校不让我们拿校旗，无奈我们就拿了法律系的系旗。所以当晚《美国之音》报道说“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其实不是只有法律系学生，而是包括我们大学各系的学生。
悼念队伍沿途不停地呼喊要求民主、自由、反官倒和、反腐败和为胡耀邦鸣不平等口号，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沿着广场走了一圈，我肩扛着录音机播放哀乐，一边和大家一起呼喊口号。我们的口号是“要求法治、要求民主、反对官倒、新闻自由”，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诉求，是纯粹而正当的一种民主诉求，提出的那些请愿理由和诉求都是合理合法的，并没有超出中国法律的范围。
4・22日的胡耀邦先生追悼会却遭到当局提起封锁广场，不许人民前往广场追悼。北京各高校学生非常愤怒，在21日晚连夜提前到达广场，我和同学忍着饥饿在广场熬夜成功在第二天参加了追悼会，但会后学生书面提出的各种诉求却遭到当局的无礼冷血拒绝，这下彻底激怒了学生，觉得这个政府完全无视民意，傲慢自大。当夜我就和几百名同学彻夜堵在新华门外呼喊口号，呼吁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对话，回应诉求。但一腔热血、满腹爱国热情却遭到武警的殴打与暴力驱赶。
4・26《人民日报》社论与4・27大游行
后来“4・26社论”出来了。那个时候政府对待学生游行态度的巨变，大家非常气愤。
官方把我们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我们明明是为了表达正常的公民民主诉求上街游行，我们怎么就变成动乱了呢？本来是正常的悼念活动，你把它定性成一个性质严重、不利于国家社会、违法乱纪的一种“反革命动乱”，大家实际上非常难以接受。
于是，大家开始迁怒《人民日报》，我和同学把当天印有社论的报纸全给烧了，从楼顶扔到楼下，有的将啤酒瓶砸碎表达气愤。然后决定第二天就发起更大游行。整个北京高校基本上都处在气愤当中。由此可见，每次学生运动升级实际上都是政府拱起的火。
4月27号那天大游行的规模非常壮大，各高校人数非常多。虽然有警察沿路多次设卡阻挡，但我估计他们背后接到指示，不能过于暴力冲突对抗，如果实在挡不住就要放开。所以我们学生每次用力冲的时候，警察就靠边让路了，我们成功走走停停地完成了大游行，走完了整个二环路，行程大概有二、三十公里吧。
当时我们绝对没想到共党会这般反应，会这样看待这场和平的学生运动，根本没有到动乱的程度，他们也没有必要做出那么激烈的反应，一切都还在可以商讨、可以对话的范围。
5・13选择绝食
4・27大游行之后，政府象征性地转播了几次对话会，但是都不成功。因为他们不承认“高自联”的合法地位，不接受高自联成员的提问，他们只允许官方的学生会代表参加对话。并且整个对话会是不让学生自由发言的，他们只允许官方学生会代表提问，而不让自由发言。
看到政府播放的这些虚情假意的对话，我们觉得受欺骗了：你根本不是正常的对话，你不想解决问题，完全就是一副居高临下、漠视民意的官僚嘴脸。
后来赵紫阳发表讲话，说“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我们觉得，你政府已经把这场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至今还没有撤回结论呀。那你已经监控录像、拍照留底，然后就可以事后抓人、秋后算账嘛！我们觉得这场民主活动如果没有任何正面结果就不能半途而废，应该有更大更高能的行动，迫使当局改邪归正。
这种情绪正在酝酿的时候，北大、清华率先在5月13号绝食了。当他们的绝食队伍经过我们学校门口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加入同行了。
其实一开始我没想参加，可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跟着去了，我们留在学校的同学一听到就说：“哎呀，某某也去参加绝食了，这怎么能行呢？绝食会有危险，会出人命的，没必要用我们年轻的生命去跟流氓政府对抗。政府流氓，不讲道理，漠视民意，我们怎么还那么真诚地要付出生命让政府回心转意？！完全没必要，劝回来，我们用别的方法！”
于是，我们就冲出去狂追那个同学。半路追上的时候，可能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我们反而也觉得就应该这样去激烈抗争，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下一代，我们大学生应该向死而生！结果，我们反而跟绝食队伍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了。
记者：你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气氛吗？
当我们追到新街口时，现场的气氛彻底感染了我们。
第一，市民非常热心、热情、善良。他们一直在路边喊口号支持我们，说“大学生好样的，支持你们，你们做得对！”；第二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他们在路边免费摆放绿豆汤、茶水，还有包子、馒头、点心，不断塞给我们。
当时觉得受到了巨大的信任与鼓舞。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为了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这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责任感。大学生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是没有牵绊，没有家庭责任，我们可以用年轻生命 尝试去唤醒这个残忍冷血的政府。至于说绝食伤害身体，在那个气氛中根本不会想这些，反而义无反顾，这就是青春的热情，青春的觉醒，觉得这种牺牲、这种奉献都是值得的。
广场上的百感交集与戈尔巴乔夫访华
5月13号晚上7点钟左右的黄昏中里，我们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每个学校选择了自己队伍驻扎与插旗的位置，把校旗与横幅搭起来，维持好秩序，我们政法大学的队伍就规规矩矩地裹着军大衣棉被坐在那里开始绝食。绝食队伍外围有我们的纠察队，防止外人混入捣乱，以免给警察造成抓捕的口实。
为什么北京学生要在这个时候绝食？因为5月15号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
我们决定用绝食这种方式占领广场，给政府施加压力。你政府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迎接重要国宾，那你就要提前和学生对话、解决问题，你不能再敷衍我们。如果你敷衍我们，重大的外交活动就要受到干扰而丢脸。
而且当时香港、欧美、日韩媒体都要提前来北京采访报道，正好可以采访我们的活动、报道我们的绝食抗争。这样就等于我们有了新闻报道的渠道，否则中共媒体是不会报道我们的示威活动。这也是当时高自联或者学生组织团体决定这样做给政府施压的原因。
后半夜很冷，我们就把军大衣裹紧，彼此依靠着取暖，也很饿很渴。那一夜其实根本没有睡好，总是有各种新消息传来，有噪音有广播。人一会醒、一会眠，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兴奋一会沮丧，百感交集。
到了14号凌晨，太阳升起来了，整个白天当局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绝望的，觉得这场绝食的抗争可能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可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政府可能根本不理会，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就应该是今天，否则明天就是15号，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要到了。
大概中午左右，一个背着相机的年轻人走过来到处拍照，突然他可能看到我绝食封口的布条上写着“绝食、法大”。他就跟我说：“哎呦，麻烦你能不能坐高一点拍照？坐得太低我拍不到后面的背景。”我就把军大衣垫高一点，坐在军大衣上面，比别人高出一两个头，他就拍下了那张绝食特写照片，背景里刚刚好有天安门城楼。拍完他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后来这张历史照片流出，原来是拍摄者Jian Liu先生提供给一家海外独立中文媒体。）
放弃绝食 转入地下广播站与戒严传闻
到了15号早晨，我已经绝食一天半了。又饿又冷，情绪时刻处在激昂、痛苦、愤怒的波动中，肉体饥饿和思想痛苦的双重绞杀下，令人更加绝望。
我和一个同学说：“觉得这样绝食下去肯定没必要了，这个政府不值得我们用绝食这种极端方式去抗争，算了，放弃，咱们走吧。”
我们俩一旦走出绝食圈就不让再回去绝食了。就决定到前门地铁站那里坐地铁回学校去。当时真的很饿，很虚弱，就走到前门一家饺子馆，老板一看就说：“你们是绝食的学生吗？来，免费！随便吃，想吃什么就做给你们吃。”市民真的很可爱，我们很感动，吃了点饺子，给老板鞠躬道谢。
但是我们真的不想这样绝食了。这个政府是流氓，我们没有必要牺牲生命去做这种无用功。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绝食了。我回去参加了其他的活动。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校方广播站已经被学生自治会接管了，就设在大学校门的门卫办公室里，搭建了我们自己的喇叭、电台、放大器和话筒。两个播音员，一个组稿人，而我就是那个组稿人——负责接稿、出稿、四处收集邻校的传单，把邻校的稿件拿来播放，或者自己写稿子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揭露共党的罪行、报道广场和各地民主运动的时况。
那段时间，白天在广播站工作，晚上在宿舍正常睡觉。
因为从外地来了很多学生参加广场绝食和游行，北京的学生和外地的学生就开始轮流活动，白天北京学生占领广场，晚上交给外地学生守广场。
一直熬到了5月19号。我们在广场上突然听说军队要进城，要戒严，要清场了。看到广场上空有军用直升机飞过。有传闻说政府要放瓦斯毒气赶人，广场绝食团就赶紧给大家发口罩、发水，把棉布或头巾喷上水挡住口鼻。这时候指挥部命令立即停止绝食，大家都站起来准备抵抗。
结果军队被市民挡在了城外，没能入城。停止绝食后，学生市民的抗议运动开始转为市区的和平游行抗议示威活动和。有时候我们坐上游行示威的卡车环城游行呐喊，我还在手腕上故意绑上自行车的链锁，象征着奴役的铁链，然后举过头顶，在卡车上把它扯开，象征我们挣脱中共奴役的铁链、获得重生的自由。这种与戒严部队对峙的状态一直持续到6月3号。
撤离北京：父亲的五字电报
6月3号，我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上面就五个字：“父病危速归”。
虽然父亲一直有病，但为什么突然给我发这种紧急电报？后来得知，原来6月3日上午，中共调东北野战军进京镇压学生的途中，路过我家乡的一个士兵在邮局给他家人发电报，而我父亲当时也在邮局寄信。
我父亲就问那个士兵：“你知道去北京干什么吗？”
士兵说：“去拉练。”
我父亲说：“你们不是去拉练，是去镇压学生的。我问你，如果你的上级军官命令你开枪，你会开枪吗？”
那个士兵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只能服从，必须开枪。”
我父亲听完就明白了，马上发电报“父病危速归”。我父亲随后就看到浩浩荡荡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地从我家前面的国道上飞过去。他觉得大事不好，太可怕了，北京真的要镇压了。
由于当时天安门广场主要是外地学生留守，北京市各高校的学生基本都回到学校进行校内民主抗议活动或去全国各地进行抗议宣传活动。
大家当时都在等待6月20号万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加拿大访问回国，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来解决李鹏违法发布、实施戒严令的罪行。我以为这期间会平静一段时间，况且学校也一直没有上课。
我接到电报后，就跟班长请假，回家看看父母。如果电报是假的，我马上回来继续参加抗议活动；如果是真的，我就留在家里办事。
当晚，我就去北京站赶7：30的火车。一进候车厅，我整个人都吓呆了。候车厅里坐满了戴着绿油油钢盔、穿着整齐深绿军装的士兵，一排一排地正襟危坐在候车长椅上，手里端着全自动冲锋枪，齐刷刷面无表情地目视前方。
我当时非常害怕，怕他们看出来我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而把我抓起来。我尽量把学生证藏好，非常低调安静地躲在角落里，然后走在检票队伍中间直视前方，迅速通过两旁军人的阵列。检票口旁边也站着端枪的解放军和检票员，逐个查票、看学生证、核对照片，只有士兵点头同意，检票员才打卡放行。我尽量不看士兵，不乱说话，查看完我的学生证和照片后，终于给我打卡放行，我暗暗地长出了一口气。当时火车对学生的免票乘坐的，候车大厅也只允许离京不许入京，只出不进。
上车之后，我一路都担心，因为车上也有军人陪着检票员巡逻执勤。
而此时我的同学和广场上的学生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已经有这么多军队通过火车站到了岗位。我多么想飞到广场通知学生市民军人已经悄悄带枪进城，埋伏在广场四周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多军人端枪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干嘛？我一直暗暗默念祈祷着不要出大事，不要真的杀人。
我坐的是过夜的火车。这一夜，北京就发生了六四屠杀事件。等我到了家，已经是6月4号早晨了。
思想的启蒙与历史的反思
6月4日上午回到家，我父亲已经守在收音机旁偷听敌台。他告诉我：“你活着回来就好，北京开枪杀人了。”
于是，我们全家一起收听各种敌台：《美国之音》、日本NHK、英国BBC、莫斯科广播电台。当时的短波收音质量非常差，电波持续受中共干扰，只能断断续续、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地收听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各种消息，我们把收音机天线搭在外边的铁丝做的晾衣绳上，放大增强电台信号，这样就听得清晰些了。
当时我非常气愤，跟父亲说我一定要回京去，我的同学都在那里生死不明，我不能待在家里偷生。父亲说先等一等，看后续情况怎么发展再说。当晚，电视上新闻联播里杜宪、薛飞穿着黑衣播报六四屠杀的新闻，我就觉得大势已去，我回不去了。官方很快开始通缉21名学生领袖，接着学校来信通知：停课，留在家里，不要返校，等待通知。
那年整个夏天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家里听《美国之音》等国外敌台进一步了解这场屠杀的后续报道。得知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终以悲剧收场，流的是学生的血、市民的泪。我对这个政府、对中国的民主之路感到非常痛心，也很气愤。
记者问：八九学运和六四事件改变了你对共产党的看法吗？
实际上并不是这场运动和屠杀改变了我的思想。八九学运六四事件只是我思想长期转变的结果，而不是起点。
在八九学运发生前的三年大学生活中，我们已经受到了各方面思想启蒙的影响。
当时有很多反思文化、传播民主自由的书籍和讲座。比如《河殇》解说词我都买来仔细读；还有苏晓康、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像《阴阳大裂变》《黄河大移民》，都深深影响了我们。我自己还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仔细阅读，以及美国大使馆免费发放的关于美国建国理念、宪法、历史文件的小册子，都使我思想发生彻底改变。
在课堂上，我校很多青年教师就是很好的启蒙者。包括现在《美国之音》工作的陈小平先生，当时就是我的宪法课讲师。他在课堂上讲中国宪法课，他把宪法里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条一条批得体无完肤。在我们刚上大学的学生耳朵里，这简直是“惊天之雷”！觉得他太敢讲了，也怕他给自己惹来大祸。但慢慢地，我们都接受了，意识到我们以前都被党妈洗脑和欺骗了，老师讲的才是正确的。
不单是法律学科，包括中国革命史的老师，都在课堂上跟我们讲历史真相。这些尊敬的大学老师从法律、人权、历史的角度，让我们看清了过去红色历史中的灾难与罪恶，看清了没有法治的社会里人权会遭到多么严重的践踏。
六四之前，经过大学三年的洗礼，我们的思想与思维彻底改变了。我们已经不是刚入学时那个爱党爱国的高中生了，我们变成了一个有法治精神、有人权意识、有民主追求、有自由观念的新一代大学生，而不仅仅是象牙塔里、书斋里一心只读伪史的书虫。
所以，当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是为了把我们的思想化为行动。
我们那一批人，不是被动卷入这场民主运动，也不是官方所说的“受人蒙蔽与利用”。我们都是非常清醒、彻底觉醒的一代人。我们自觉中国社会需要一场变革，这个荒谬绝伦的时代也应该彻底改变一下了，我们不甘心再成为党的奴隶。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觉得自己在亲眼见证历史、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确实，八十年代那个运动太棒了，非常伟大，也很难得，只可惜，最终被中共武力残暴地镇压了，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八九·六四”不仅仅是一场年轻生命的悲剧，而是一场他们命运的预言，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启示录。我们可以选择向死而生，但他们却只能等待灭亡，希望中国早日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