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6年2月11日讯】对不满四十岁的中国人来说，抄家一词一定相当陌生，甚至不知抄家为何物。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中，已经没有抄家这一项，公民住宅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搜查或没收都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或经法院判决。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很普通的一种“革命行动”。特别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风，在任何城镇中随时发生，随处可见。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的确，抄家是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开始的，但这股风刮到各地后，情况有所不同，我的经历就可证明。
当时我是上海市闸北区古田中学的英语教师。这是一所只有两个初中年级、几十名教师的新学校，只有三名党员，勉强够成立党支部。我是教工团支部副书记，积极要求入党。“文革”开始时，党支部组织“左部队伍”，成立“核心组”，我是成员之一，负责整理材料，实际成了支部书记的助手。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经广泛报道和充分肯定后，上海当天就爆发“破四旧”热潮，随之传来红卫兵上门抄家的消息。
中旬某日下午，支部书记去闸北区相关部门开会，原来是布置抄家。回校后，他立即向其他两位党员和我传达：上头得到消息，北京的红卫兵将来上海抄家。为了争取主动，避免混淆敌我界线，执行政策，上头决定发动红卫兵小将统一采取革命行动，由有关部门、里弄干部予以配合。
接着宣布注意事项，抄家的对象由有关部门提供名单，里弄干部引路确认，不能搞错，不能随意扩大。查抄的范围是金银财物、现金、反动罪证、变天账、枪支、电台等。要造清单，查抄物资要集中保管，防止遗失和破坏。要宣传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票、油票、少量现金等不要抄走，让他们能维持生活。对抄家对象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风声。
他带回来的名单有五家，西宝兴路的周某以前是米店老板，青云路一家是地主，济阳桥附近一家当过伪保长，另有两家已记不得了。接着马上开“革命教师”（已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或被贴大字报多的对象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和红卫兵会议，由支部书记布置动员。当时学校党支部还牢牢地控制着局面，红卫兵基本都是原来的少先队干部和出身好的学生。
接着分工，周某家估计缴获最多，由大队辅导员T带头；抄伪保长这一队特意指派复员军人Y参加，以便万一发现枪支时能现场处理。每队指定一位教师负责登记查抄物资，回校后由老党员W集中保管。我负责各队及支部书记间的联络。那时还没有手机，公用电话也不多，骑自行车来往是最快捷可靠的联络方式。
天黑后，各路整队出发。我随同其中一队，将到目的地时，果然见有人在等候，然后由里弄干部领至被抄对象。大概事先已被看管，主人在家恭候。红卫兵一拥而入。可是那家地主只有一间棚户房，家徒四壁。
红卫兵宣布采取革命行动，经过政策宣传，那地主交出一只戒指。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红卫兵很快将屋子翻了个遍，实在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见有不少各色纽扣，就当作战利品交给负责登记保管的教师。红卫兵向地主追查“变天账”，地主不知所云，立即挨了一巴掌，被斥为不老实。
我悄悄叮嘱红卫兵干部“不要武斗”，已有人在砸墙角，往地下挖，看能不能找到反动罪证。我知道不会有什么收获，但又不便多说，只是让负责登记战利品的女教师务必管好财物，就离开了这一家。
接着我到西宝兴路周家。周某原来是开米店的，靠马路是店堂，里面是他的住宅，有几间平房，还有一个小院，在这一带算相当阔气的，去抄家的红卫兵和教师大概从未见过，所以等我到达时，屋内已经翻了个遍，橱柜箱子都已打开，但除了衣服、几件小首饰和少量现金、粮票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的学生找到一个罐头番茄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定要砸开看，还说要看看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
红卫兵正在院里批斗周某，他赤膊穿一条短裤，低头举着双手，浑身被汗水湿透。红卫兵高呼口号后，要他老实交代，将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藏到哪里去了，他虽然不断求饶，却一直说实在没有。有的红卫兵急不可待，已经在房内撬地板，砸门框。
我让红卫兵暂停一下，到院内休息，将周某带到屋内，让他坐下喝点水。我对周某说：“这次抄家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要抗拒决没有好下场。如果能自己交代，老实配合，红卫兵一定会根据党的政策，只查抄金银财物和反动罪证，生活用品会留下，不会影响你家的正常生活。查抄的物品都会登记，留下清单，以后会根据党的政策处理。你要不交出来，红卫兵挖地三尺也会找，到时候房子也毁了，你还得从严处理。”
我还威胁他：“我们是正规的红卫兵，是通过派出所、里弄来的，还有党支部派来的老师，严格执行政策。要是碰到自己来的红卫兵，东西抄走了连收条都拿不到。”看到他欲言又止，还在犹豫，我又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命要紧还是钱要紧？你听我的话，我保证你的安全。只要把东西都交出来，红卫兵不会砸房子，也不会再斗你，办完手续就离开。”
这时他说：“老师，我听你的，你说话要算数。”我说：“你放心，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交出来还是算坦白的，一定会宽大。”他带我走到一个房间的门口，告诉我可以将门上的司必灵锁取下，原来在锁下面有一个洞，里面藏着两根小金条。又在一堆衣物中找到一个枕头，拆开边线，里面藏着一叠人民币。
我肯定他的态度有转变，又说：“如果你真的愿意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就应该先将最大的东西交出来。我们知道你不止这些。”他迟疑了一下，带我走到院子里，指着矮篱旁一根竹子，说在这里面。这根竹子顶上糊着石灰，敲掉石灰，下面露出油纸包着的一段硬物，原来是一根十两的金条。他说：“是老早就放在里面的，不是因为知道你们来抄家才转移的。”的确，竹子已很旧，石灰也是干的。我说：“你有实际行动，我们相信你，你可以慢慢想，不要漏了。”
就这样他一件件交出来，老实说，要是他不交，就是挖地三尺，一时也未必找得到。最终获得的战利品是三十多两黄金、几件首饰、一千多元现金、一批毛料衣服、皮箱、电风扇等。
此时已过午夜，学校食堂用黄鱼车（三轮运货车）送来肉包子、稀饭。因为战利品多，得等天亮后找一辆卡车运回学校，红卫兵留在周家，或席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我让周某与家人睡觉，他说哪里睡得着，开始整理扔在地上的杂物。
第二天一早，从附近工厂调来的一辆大卡车开到，我们边往车上搬东西，边造清单。我根据事先传达的政策，也为了兑现承诺，给周家留下了不少生活用品，如一百多元现金、全部上海粮票等票证，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器具，如一新一旧两台电风扇，只拿走新的；零星的衣料、旧的皮箱也没有拿走。全国粮票都抄走，因为拿了全国粮票可以到外地用，要防止资本家外逃。
T和一些红卫兵颇有意见，认为我过于宽大，但因为那时我是学校公认的左派，又是党支部组织的“核心组”成员，没有人怀疑我立场不稳。但周某颇有些得寸进尺，不时请求红卫兵留下某件物品，惹得T大怒：“老实些！谁跟你讨价还价。”我怕周弄巧成拙，也训斥他：“我们会掌握政策，你少啰嗦！”装完车后，我让周某在清单上签字，又将一份清单交给他保存，满载而归。
其他几家都没有抄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伪保长家也没有发现武器（但据说后来被其他单位抄到了）。因为当时只规定上报清单，“抄家物资”暂时由学校保存，我们专门腾出一间储藏室保管，仍由W负责。后来学生要烧图书馆中“封资修毒草”，我与管理员在夜间将可能惹麻烦的书挑出来，也放在这间房内。到十二月时出现“造反派”，接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党支部的权，成立革命委员会，W始终管着钥匙，这间屋子安然无恙。
据我所知，这样一类由有关部门安排的抄家进行了几天，但红卫兵或“革命群众”自发的抄家延续时间更长，次数更频繁。当时有些中学党支部已经失控，只要红卫兵提出要抄家，就没有人敢阻止，所以几乎每位中老年教职员或出身不好的青年教师都给抄过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一些目标大的对象，往往一批抄过又来一批，甚至不知道来者是哪个单位，东西给谁拿走。有的不得不请求被抄对象所在的单位贴上布告，证明已由本单位红卫兵抄过。一些中学生的抄家是毁灭性的，不管抄到什么，能砸的全砸光，能搬的全搬走，根本不留什么收据清单。
当时是抄家的初级阶段，目标是金银财宝、“四旧”和反动罪证，不像以后“清理阶级队伍”或“一打三反”那么专业，有特定目标。但反动罪证就五花八门，有的令人啼笑皆非。如一些原工商业主家中或普通人家中往往会留有旧账本，红卫兵发现后一概称为“变天账”，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或徽记，或有孙中山、蒋介石头像的毕业证书、奖状、证书、纸币，有“中华民国”年号的，有“反党分子”（如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或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照片、姓名的文章，都成了反动罪证。
本校一位中年女教师因父亲属“反革命”，抄家时也顺便到她家扫了一下，谁知发现重要罪证——原来她用旧报纸剪鞋样，而报纸上本来有毛主席的照片，剪过后就不完整了。更严重的是，在毛主席的身上还有一个个针眼。她当场被打为“现行反革命”作现场批斗。幸而学校党支部没有将她列为运动对象，她还能将学校当作避风港，尽可能早上班晚回家。
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含已摘帽的）、“牛鬼蛇神”（揭批对象，尚未定性处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流氓阿飞自不用说，就是一部分劳动人民也胆战心惊，因为出身不好或有问题的亲友关系都会被株连，有的就因被怀疑接受抄家对象的转移而被抄。而且一般家庭也免不了有点金银首饰或“四旧”。
当时和事后都听到过一些无法证实的传言：有人将金条包起来扔进苏州河，清洁工在阴沟里拣到大批珠宝首饰。
但确有其事的是，银行收购黄金白银的柜台前排着长队，拿着金戒指、“小黄鱼”（一两的小金条，当时牌价九十六元人民币）、银元来兑换的几乎都是老人小孩，因为真正的主人不敢露面。几天后，大概引起红卫兵的注意，银行宣布暂停兑换。
“文革”结束后，上海的报纸上曾刊登过一条消息，抄家时有人将大量金银财物交给属劳动人民的亲戚保管，当时自然不会有什么收据或清单。事后双方发生争执，一是双方所说数量相差悬殊，一是接受方称是赠送而不是保管，最后只能对簿公堂。
报上刊登过北京红卫兵抄家的伟大成果：价值多少的金银财宝，多少反动罪证，使阶级敌人闻风丧胆，大长了红卫兵的威风，还举办过展览会。但上海似乎没有这类综合报道，也没有举办过大规模的展览会。有些单位在内部举办过战利品的展示，或者让抄家对象手持抄出的罪证，甚至穿戴上抄获的“封资修”“奇装异服”接受批斗，游街示众。
我所在的学校后来调入两位教师，在“落实政策”和清理抄家物资时我得知，其中一位的父亲是资本家，抄家时发现几十两黄金，是藏在一只煤球炉的四壁。另一位表面家庭贫困，母亲经常到菜场拣菜皮，子女衣衫褴褛，但偶然被抄发现上万元现款，为此一直在审查，最后查不出什么疑问，却不知怎么处理这笔钱。
当年冬天，一些被抄对象请求领回过冬的衣被，或发还一些钱。我们学校只抄了几家，也没有抄本校教工，记得只有一个人来过。经请示上级，可以按实际情况处理。大概到了第二年，各级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上面通知可以允许被抄对象适当领回一些生活用品。
过了一段时间，下达了对抄家物资的处理办法，要求各单位成立清理小组，与被抄对象核对查清后，除必要的生活用品可以发还外，金银由银行按国家牌价收购，其他家具衣物等交旧货商店变卖，全部收入存入银行冻结，等待运动后期处理。“四旧”和反动罪证上缴统一处理。我们学校保存的东西不多，除了周家抄来的外都不值钱，且全部有清单，大多退回了，这项工作仍由W办理。
但大量被毁灭性抄家，或者根本不知道抄家者是谁，更不可能留下清单的人就惨了。他们既无法证明家中的损失，又找不到追索对象，连本单位也爱莫能助。据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只能适当予以补助了事。
一时间，淮海路旧货店等处堆满了各种抄家物资，皮大衣、料子衣服、红木家具、沙发、电风扇、收音机、照相机、留声机、钟表、工艺品应有尽有，店堂里放不下，人行道和马路边上也堆着。一把红木椅子只卖十元，一套皮沙发几十元就够了，工艺品更不值钱，却没有什么人买。因为高收入的人大多被抄被斗，工资、存款已被削减或冻结，住房也被紧缩，一般家庭住房狭窄，就是白拣也没有地方放。
更重要的是，经过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保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倒是劳动人民无所顾忌，只要买得起，家里放得下就行。
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英文打字机，以往多少次走过南京东路那家商店，看着玻璃柜里标价上百元的打字机，如今成批堆在地上，最多几十元就能买到。我挑了一台UNDERWOOD三十年代的手提式打字机，花了25元。那时我住在学校，每天都公开练打字。
我不怕有人说我走白专道路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为我打的都是英文的《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或《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我完全按照正规的盲打训练，至今获益非浅——用五笔法每小时可以轻松地输入四千字。那台打字机我一直使用到1986年，以后又给我几位研究生练打字。
1979年春天，我已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一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看书，有同学告诉我宿舍有人找我。回到房间，见有一位不认识的老人坐着。他还认识我，自我介绍就是西宝兴路的米店老板周某。他千恩万谢，说幸而当年是由我去抄家，让他度过难关，现在落实政策，按清单完整无缺，连全国粮票都没有缺。又说他到我原来的中学问到我的地址，得知我考上了研究生，“真是善有善报，你现在高升了。”我顿感惶恐，抄人家还能算善事？连忙解释：“这是党的政策，我只是按政策办。”
寒暄毕后，我才得知他的来意，现在有一张外国股票可以兑现，家里却找不到原件，问我有什么印象或线索。我告诉他，当时只注意金银财物，也不懂什么股票。要是被红卫兵当成“反动罪证”，早已被撕了毁了。要是没有被发现，也可能在混乱中遗失了。既然连粮票都一一登记，要是真有这张纸，清单上不会缺少。他说当然相信我们认真负责，只是想了解我有什么印象。我说：“要是知道股票这么值钱，肯定会注意，可惜当时连股票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有印象呢？”我劝他赶快按遗失的结果想办法，因为不会有比我更了解的人了。
四十一年过去了，当年的抄家者和被抄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可能已记忆不清，有的不愿再保留不堪回首的记忆，有的甚至还在炫耀自己的“革命行动”。我倒希望有亲身经历的人都能记录下来，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