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军委大清洗（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盛雪X账号）
【看中国2026年2月6日讯】二十届中央军委在短时间内被“打空”，成了理解当下中国权力结构的最好切入口。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先后“审查调查”，加上此前被处理的副主席和委员，现在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及新近补上的一名副主席外，这一届军委几乎名存实亡。官方话语一边高调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一边在《解放军报》上反复要求“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把“让领袖放心”公开写进军队政治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很自然会冒出一个问题：在清洗了被视为“最亲信”的将领之后，习近平会走到什么地步？是收手，还是进一步把权力拧紧？
不放心的领袖，和“被毁灭”的军委
二十大之后，新的中央军委几乎被视为“习家军”的总汇：张又侠任第一副主席，何卫东任第二副主席，委员包括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和张升民，再加上军纪委书记张升民，几乎清一色是习近平亲自选拔。
短短两年不到，外长秦刚“失踪”、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查，2025年10月何卫东、苗华被同时开除党籍军籍，张升民火速递补副主席，何卫东也成了近六十年来首位在任内被清洗的军委副主席。半个月后，张又侠在《人民日报》表忠心，警告军中要防“做两面人，搞伪忠诚”，不久自己也被宣布“审查调查”，同时落马的还有刘振立。
从结果看，这一届军委几乎被“连根拔起”。从程序上说，一切都披着“严格执纪”“反腐败”的外衣；从政治逻辑看，更关键的词是“让习主席放心”。军报的排比句，没有强调制度安排，也没有强调集体领导，而是把军队政治要求浓缩成“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这组话语很少提“军委”两字，几乎把“军委主席负责制”直接等同于“对一人负责的制度”。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把这种状态概括为“独裁者的螺旋”：最高权力者只要遇到一点“不如意”，就会归因于“权力不够”，于是追求更多的权力；权力越集中，信息越失真，不如意的事反而更多，于是又要更大的权力，如此循环不止。张又侠事件，很像这个螺旋的标记：在军中最被信任的一位“老战友”倒下了，说明“信任无上限”的年代结束了，“不放心”成了新的常态。
要看清今天的局面，需要把视线拉回到毛时代。以毛泽东为例，他在文革中做的事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步：先借群众运动打碎行政系统，再借军队收拾残局。1966年以后，大量干部被打倒，政府和党务系统陷入瘫痪，毛随后推动“军队支左”“三支两军”，在很多省市成立以军人为主的“革命委员会”，通过大规模“军管”把局面强行稳住。
在这一阶段，解放军成了唯一有效的权力支柱。问题在于，军人不只是“工具”。军队在地方全面接管权力，也在客观上获得了独立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军中第二号人物林彪，不仅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也掌握着重要军权。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军中高层随之遭到整肃，大批与他有关的干部被清洗，军队政治格局又被打碎重建。
简单说，毛在文革中两次用军队改变格局：一次是借军队打碎旧的文官系统，夺回被刘少奇稀释的权力；一次是反过来整肃军队本身，夺回被林彪取代的权力。既要靠军队“保驾护航”，又越来越不放心军队尾大不掉，这种矛盾，在那个年代已经很清楚。
邓小平上台后的做法，有一点延续，也有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权威，很大程度来自他在党内和军内的资历，以及一批老将领的支持。八十年代后期，军权集中在中央军委，常委杨尚昆等人都是邓的“老战友”，对邓有高度个人忠诚。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学生运动，最后镇压的关键，不是国务院，也不是人大，而是军队。历史资料表明，戒严和开火命令，都是在军委系统内下达，由邓和杨尚昆拍板，多个军区部队被调入首都。
事后，为了修补党内形象，邓把动乱的责任压在赵紫阳身上，撤掉了两任总书记之一的赵，也让另一任总书记胡耀邦的“保守”定性得到巩固。但军队在执行镇压中的核心作用，也引发新的顾虑。九十年代初，杨白冰被调离关键岗位，杨尚昆也在1993年退休，军中“杨家将”影响力被削弱，表面理由是“防止军人干政”，内在逻辑仍是领袖对军权的“不放心”。
从毛到邓，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节奏：最高领导人习惯在关键时刻绕开行政系统，直接动用军队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完成任务之后，又要通过新一轮整肃来削弱军队的政治分量，防止军头坐大。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每一代人身上表现不同，底层逻辑却很相似。
习近平式集权：反腐、军改和“红舞鞋”的困局
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个逻辑被推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接班时，军队已经存在长期腐败和派系化问题，军中“山头”林立，从总后、总装到各大军区，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相当普遍。
在这种背景下，以“反腐”和“军改”为名的整顿，从一开始就有双重指向：一方面是真实地清除部分腐败网络；另一方面是重塑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条忠诚链条的军队。短短几年，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被定罪，大量中高级军官落马；军委机关缩编，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凸显出来，中央军委的权力更加集中在主席一人手中。
2023年之后，新一轮针对火箭军和装备系统的清洗，使这一趋势更加极端。多家外媒梳理发现，自2023年中以来，至少有十余名与火箭军、装备系统有关的中将、上将消失在公众视野或被免职，涉及范围包括原火箭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和军工集团高层。
到了2025年、2026年，连张又侠、何卫东、苗华、刘振立这样被视为“自己人”的军委高层也先后倒台，这说明权力集中不仅没有带来安全感，反而带来了更强的不安全感。华人学者吴国光的比喻把这种状态形容为“红舞鞋”：独裁者一旦穿上权力的红舞鞋，就停不下来，总觉得权力还不够，还要更集中。
比较研究表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有它清晰的结构特征。政治学家芭芭拉・盖德斯等人把“个人统治型独裁”（personalist dictatorship）与军人政权、党国体制区分开来。相关研究发现，这类政体在对外冲突、政策冒险和权力更迭上，都更不稳定，领导人更倾向于用清洗和恐惧来维持统治。研究也指出，这类政权更容易发动战争，原因之一就是领袖对顾问缺乏信任，更偏好用“亲信”而不是专业官员，结果信息扭曲，判断失误增加。
放在这个框架下看今天的军委“被捣毁”，就不只是一次“反腐行动”，而是个人集权走向极端后的结构性产物。权力越集中，任何“不同意见”越容易被视为威胁；领袖越强调“放心”，能真正让他放心的人就越少，军队高层的更迭也就会越频繁、越剧烈。
如果把目光从军队稍微移开一点，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构也出现在文官系统。二十大后，政治局常委会的七个人，没有一个是带着强烈独立政治基础进入的“重量级人物”，多数都是长期在习近平麾下工作的旧部或地方大员。
在国务院，名义上的总理是李强，但在他身边，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和副总理何立峰都可以直接向习近平汇报。吴国光认为，这种设计在国务院内部至少制造了三套权力线路，各有人马，方便最高领导人“上对下平衡”，也削弱了总理的整体协调权。
在军队，类似的逻辑通过“两副主席+多委员”的架构体现出来。原本，两个副主席之间既有分工，也有某种互相牵制的意味；在一人被清洗、另一人又地位尴尬的情况下，这种平衡也被打破，新补上的副主席又不是政治局委员，很难在军委内部形成真正的“第二中心”。
这种布局的结果，是把所有关键环节都绕回军委主席和总书记本人。一方面，表面上形成了“左右两翼”：军委、国务院各有若干亲信，在垂直系统内管理不同领域；另一方面，这种布局把最高领导人放在一个高度孤立的位置上——任何问题，最后都要回到一个人的判断和承受力上。
在这种结构下，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危机、外交冲突、突发事件），其他机构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应对机制，也很难在内部形成对最高权力的约束。对外，看起来是权力空前集中；对内，这种集权本身不断制造新的不安全感，于是用更大强度的清洗来“补漏洞”。
在三种危险之间摇摆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习近平会走多远”，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讨论。一是对内控制会走多远。从刚刚发生的军委清洗看，对内权力整合并没有“到头”。只要“让领袖放心”这句话继续在军报、党报反复出现，任何稍有独立判断、敢说不的人，都会有被怀疑成“伪忠诚”的风险。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中央部委一把手，只要在关键议题上与最高领导的判断有明显差异，就可能被视为“践踏负责制”。这种状态有一个明显的后果：真正有能力、有判断力的人，要么自我审查，不再说真话，要么被边缘化。长远看，中国政治生态会呈现一种“技术官僚外壳+个人意志内核”的状态，制度表面还在运转，内部却越来越依赖个人拍板。
二是对外冒险会走多远。在学界的经验研究中，个人统治型政体在对外行为上往往更激进、更容易误判。杰西卡・L・P・维克斯（Jessica L.P.Weeks）的研究指出，这类政体因为内部缺乏有效制衡，也缺乏真正独立的军事和外交顾问，更容易在战争决策上出错，发动不必要的冲突。
放到当下中国，外界最关心的是台湾问题。近年来，官方反复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军机军舰绕台巡航已成常态，美方多次警告2027年前后存在高风险窗口，这些判断未必精准，但说明外界普遍感到紧张。在军队高层频繁清洗、专业指挥链动荡的情况下，一旦上层形成“必须在任期内解决台湾”的强烈心理目标，下层很难提供冷静的成本评估。个人意志一旦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战争风险自然会升高。这并不等于“很快就会打仗”，只是说，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对外冲突从“不得不打”更容易滑向“以打立威”或“借打转移危机”。这一点，历史上并不罕见。
三是政权自身会走多远。对任何一人集权体系来说，最难回答的问题，不是“现在有多强”，而是“将来怎么收场”。比较政治的长时间统计显示，个人统治型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和平退休的比例明显低于党国体制和君主制，政权更迭往往伴随着政变、宫廷斗争或制度性危机。
在中国这样的党国体制里，情况略有不同：名义上仍有庞大的党务和国家机构，军队也仍然挂着“国家军队”的牌子。但当关键决策和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一人，而党内再没有清晰的“接班人”安排时，任何突发的健康、政局或外部危机，都会放大制度的不确定性。军委被频繁打碎重组，军队高层在风险和恐惧中运转，专业主义被挤压，忠诚标准一再提高，客观上都在削弱这个政权的自我修复能力。
从毛到邓，再到习近平，中国最高权力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一直像一条拧紧又松开的绳子。需要军队时，就把绳子拽得很紧，靠它压制行政系统、平息社会动荡；一旦军队权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开始用清洗来“松绳”，警惕“尾大不掉”。
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结构远比毛、邓时代复杂，外部环境也更为严峻。对内，增长红利减弱，社会期望却还在攀升；对外，中美竞争长期化、台湾问题敏感化，这些都在消耗政权的合法性和资源。
在这种双重挤压下，用不断集权、不断清洗的方式维护统治，其实是在把整个国家绑在一辆刹车逐渐失灵的车上。短期看，车速似乎还可以控制；长期看，一旦路面出现意外，系统可能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
《解放军报》强调“让习主席放心”，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不仅最高领袖不放心别人，别人其实也越来越不放心这个体系。军人、官僚和普通民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降低风险：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迁徙，有人选择“躺平”。
“习近平会走多远”，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这种既依赖军队又不断清洗军队、既依赖亲信又不断清洗亲信的权力逻辑不变，权力集中和不安全感就会一起增加。走得越远，回头越难；走得越快，摔倒时就越重。
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它会给出一些线索。毛时代的文革、邓时代的枪声，都是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把国家命运捆在一个人的判断上，还是尝试重新发明某种形式的集体约束和制度边界，这个选择，迟早要面对。结局是什么，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军委被“捣毁”的那一刻已经告诉外界：这个权力结构，把自己放进了一个越来越窄的隧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