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阎锡山曾是北伐的重要支柱、山西的“模范省长”，他曾与蒋介石并肩北伐，却被中共抹黑百年。值得今天的人深思的是：阎锡山在宁汉分裂时的抉择与信念是什么？那一年，党争与清党风波席卷全国，他如何选择：拥抱“革命”与共产？还是保守“秩序”与文化？这场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1927国民党分裂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与南京两地，原本统一的北伐政权迅速分裂。汪精卫与左翼领导人组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国民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则在南京建立政权，决心清除党内共产势力。这一场“宁汉分裂”，几乎让整个北伐功业崩塌。
身处山西的阎锡山，面临抉择。他既是地方实力派，又必须在两个“中央”之间选边。武汉与南京都派人前来游说，但他在观察之后，迅速做出明确的判断。他是怎么做的呢？历史的真相如何？
“汉口侮辱孔子 我不与之往来”
1927年初夏，国民党革命军的东征尚未结束，却先在内部分裂。武汉的“国民政府”高举“联俄、容共”旗帜，实际已被共产势力渗透；南京的蒋介石则挥军清党，意在重建纪律。两个都自称“中央”的政权，分别派人四处拉拢地方。太原成了焦点。因为阎锡山既拥地方军力，又兼省政之权，任何一方若得其支持，政权版图便能北伸。
6月，武汉方面派出代表孔庚抵达太原。孔庚奉命向阎锡山陈述“武汉是真正革命中心”的立场，希望山西宣誓响应。阎锡山接见他时已心存警惕。他开门见山地说：“南京是国民党的政府，蒋总司令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然后冷静地陈列理由：“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政府全由他把持；商人的资本与富人的产业都被没收，完全实行共产。”
这番话是阎锡山经过缜密观察后的结论。对他而言，武汉的急进政策已超出“革命”的范畴，而是一场社会瓦解的预兆。尤其当他听闻汉口街头搞什么“清除封建”，一伙人将孔子塑像抬上街游行、辱骂焚毁。他感到震惊与不安。
他在谈话中语气严肃地说：“汉口方面将孔子塑像抬上游街，横加侮辱，显然是毁灭中国文化。我即不与汉口往来，只与南京合作。”对阎锡山而言，孔子象征中华社会的伦理根基、秩序观与精神支柱，侮辱孔子，意味着对整个民族文化的颠覆，他不能容忍。
正是这样的反感，使阎锡山最终断绝与武汉政府的往来。他选择南京，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在政治与文化的岔路口，他选择了他认为能维系“中国”的一方。
自此，他与蒋介石的结盟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对阎锡山来说，“革命”不该以毁灭传统为代价，而共产派的做法，正违他“以秩序图新”的信念。这场抉择，成了他一生最具争议、也最具象征性的转折。
阎锡山评“革命”与“共产”
当武汉与南京分裂，国民党内部口号杂沓。一边高喊“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另一边强调“清党、建国、反共”，在混乱的语境中，“革命”与“共产”几乎成了同义词。但在阎锡山眼里，两者的界线却如生死之隔。
阎锡山认为的“革命”，是推翻旧势力、恢复民族自主的爱国运动，是一场“整顿而非摧毁”的改革，而“共产”呢？则是对社会结构的根本颠覆，以阶级斗争和暴力平等为手段。他属于那一代“保守的改革派”，相信变革的必要，但拒绝以流血与破坏为代价。
这种想法应该是来源于他的世界观。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受“国民改造”、“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主张“以道德为本，以制度为辅”，将社会视为可调和的有机体，而非永久对立的阶级战场。他相信社会的问题可以靠教育、节制与勤劳去改善，而不是靠暴力推翻。
因此，当共产运动在武汉、湖南燃起，他深感警惕。他在研究马克思理论时，尤为反感“按需分配”这一核心原则，认为那“违背人性与实际”。他在讲话与文稿中列举三大弊端： 其一，“劳动者对其所生之产无享有权，只能享受，劳动与享有分离，人必怠于劳动”； 其二，“人之智愚、巧拙不等，而欲其获同等享受，不足以激励创造”； 其三，“家庭亲情不可为政治取代，若亲老不能养、幼无所依，是坏人伦之举”。 他最后归结道：“按需分配，不合公道，不合人情。”（以上据《阎院长政论辑要》）
在阎锡山的政治语言中，这句“不合人情”格外关键，揭示了他对共产主义最大的不信任，认为那是一种违逆人性、毁坏伦理与责任的制度。这种观念使他在风起云涌的1927年，选择了“反共”而非“共富”的道路，当然，也让他在中共的政治评价中陷入漫长的黑影。
北伐再起：由“易帜”到“清党”
奉军在津浦线失利后，提出“废除共党、与俄断绝”作为停战条件，此时，阎锡山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正确。他认为，蒋介石既能代表“革命正统”，又能消弭奉系压力，于是毅然宣布“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与南京政府并肩作战。
“四‧一二清党”后，阎锡山进一步呼应蒋介石，提出“联奉讨共”，并在山西实行清党。他强调要“清其法重于清其人”，以防止共产思潮再次渗透。他说：“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完整语录见于《阎锡山档案》与《山西通志．阎锡山卷》等史料）
从49、文革 被中共抹黑至今
不幸的是，随着中共在1949年篡取大陆政权，阎锡山的政治形象被彻底颠覆，成为中共红色宣传中典型的“反动军阀”与“封建余孽”。中共透过教科书、报刊、影视与群众运动，将他当年宁汉分裂时的选择、言论与行动剪裁成“投机倒把”、“勾结蒋匪”、“压迫工农”的素材，从“革命同盟”一气打倒成为“人民公敌”。
中共将阎锡山定位为“大地主、大恶霸”，刻意忽略他在山西的土地改革与村治实验（如1930年代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反而放大他清党行动与镇压工农运动，将其描绘成“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与“土改清算”，山西地区就以“清算阎匪余孽”为名，大规模没收其支持者的财产，许多曾追随阎的基层干部被批斗入狱。
在宣传机器运转下，阎锡山的北伐贡献被抹杀。尽管他曾易帜响应南京、任北方总司令、参与讨奉战役，中共却将其污蔑为“军阀割据的机会主义”，指责他“假借北伐名义扩张势力”。如1950年代历史教科书中，宁汉分裂被简化为“蒋介石右派背叛革命”，阎锡山的反武汉立场则被定性为“及早投靠反动派”，他的“孔子像”言论更被扭曲为“封建残余的反共叫嚣”。
中共利用影视与文艺作品加深污名。1960～70年代的“样板戏”与评书，将阎锡山塑造成“山西土皇帝”，强调其“六经治山西”的保守政策是“阻碍历史车轮”，将其反“按需分配”的三大弊端论述截取片段，嘲讽为“地主阶级的自白”。文革期间，山西“评阎活动”达到高潮，全省组织“揭批查”，其家属与旧部沦为靶子，甚至连他早年的日本留学经历都被说成“汉奸卖国”。
这种污名化的剪裁，让后代只知“坏人阎锡山”，不知那个在1927年太原城内挣扎抉择的民国大人物。
近百年过去了，官方定性虽松动，但“反动军阀”的标签仍旧。今天唯有正视历史，我们才能看见真相。回望1927年的太原，阎锡山的抉择未必只是权力盘算。通过他的理念可知，那同时是一场理念与文化的抵抗。
笔者理解，阎锡山拒绝共产意识，是对“毁灭中国文化”的恐惧与本能反击。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也认为，阎锡山的世界观里，“革命”与“秩序”并非对立，而是他试图平衡的两端。他相信社会可以渐进改良，但不是靠暴力摧毁。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能看到真实的阎锡山：一个军阀、一位改革者，同时也是一个为传统文化忧惧的思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