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在沙子表面形成了美丽又神秘的图案（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人类的艺术形式中，音乐或许是最神奇的一种。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跨越文化、语言与时代，直接作用于人的情绪与身体。一段美妙的旋律，能让人心绪平静，能唤起一段久远的记忆，也能使聆听者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音乐视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载体，却很少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音乐的力量，是否仅止于心理层面？
许多人或许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如果让新生婴儿聆听莫扎特、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家的作品，便可能更好的促进大脑发育，使其更加聪明，甚至提升情绪与社交能力。研究人员认为，DNA与音乐之间所呈现出的高度相似性，或许正是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线索。
提到频率与振动，美国传奇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曾提出，如果想要理解宇宙的奥秘，应当从能量、频率与振动的角度去思考。而奠定现代物理学基础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谈及物质本质时也曾指出，人们对“物质”的理解或许长期存在误区。所谓物质，其实是振动频率降低到能够被人类感官感知的一种能量形态，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实体”。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宇宙的本质是能量，万事万物，包括人体，都在以各自特定的频率振动着。
振动与频率虽不可见，却真实存在。声音正是振动所产生的声波，而由和谐声音组合而成的音乐，也因此具备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生活、健康、社会乃至世界的力量。随着音流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以可视化的方式观察这种力量。
音流学，简而言之，是借助沙粒、岩粒或水等介质，将声音的振动形态呈现出来的一种方法。早在一千年前，非洲部分原始部落便通过将沙粒撒在鼓面上敲击，使振动形成图案，并据此进行占卜。163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也曾进行类似实验，发现声音振动会使铺有粉末的表面形成特定图案。此后，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以及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克拉德尼进一步系统化了相关研究，克拉德尼也因此被称为“音流学之父”。
“音流学”这一名称，则是在20世纪由瑞士医生兼自然科学家汉斯．珍尼正式提出。2002年，英国声学工程师约翰．斯托尔特里德发明了一种名为Cymascope的技术，将纯净水置于覆盖乳胶薄膜的扬声器上。由于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高度灵活性，这种装置能够记录声音在极短时间内产生的变化，从而呈现出更为细腻而复杂的振动图样。
既然声音能够使水、沙粒等物质形成奇异而美丽的结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在聆听音乐时，人体内部的大量液体、组织，乃至DNA分子，是否也会随之产生振动。当音乐的频率与人体自身的自然频率相接近甚至吻合时，是否可能产生共振现象？
共振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65年，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发现，当多座频率相近但摆速略有差异的摆钟被置于同一环境中时，经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钟摆会逐渐同步摆动。这一现象后来被多次重复验证。
由此，人们总结出共振原理：当一个较强、具有稳定节律的振动作用于另一个频率相近但振动较弱的物体时，后者会在持续刺激下逐渐调整自身振动状态，最终与前者趋于一致，从而产生共鸣。
DNA，这一由四种碱基组成的分子序列，决定了生命的结构、功能与延续。它看似冷静、理性，仿佛只属于实验室与数据分析的领域。然而，当人们尝试以全新的视角审视遗传信息时，却逐渐发现，在这些不断重复、变化与组合的序列之中，竟隐藏着类似旋律与节奏的结构特征。在显微镜下展开的生命世界，同样遵循着高度精密而有序的规则。
当音乐与DNA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体系被放在同一张坐标系中，一个跨越科学与艺术的问题随之浮现：如果音乐能够被“听见”，那么遗传信息是否也能被“演奏”？如果音乐的旋律能够影响情绪，甚至改变生理状态，它是否也可能在更微观的DNA层面，与生命产生深层的共振？
1984年，在日本国立癌研究中心，两位研究员林健志和宗像信生，为了更加准确的往计算机里输入DNA实验数据，建立了一种能够将人类基因序列与音阶的对应体系。当他们将这一体系映射到五线谱时发现，DNA序列甚至可以被表示为一种高度简化的“专用谱线系统”，使遗传信息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出来。
不久之后，林健志与宗像信生将这一跨学科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他们指出，不同DNA片段在转换为音乐后，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听觉特征，并可能引发不同的情感体验。例如，当他们将人类白血病病毒Ⅱ型的碱基序列转化为乐谱，并通过电子乐器演奏时，所得旋律呈现出明显的低沉与哀伤，仿佛在无声地诉说某种不幸的生命状态。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迅速在科学界引发广泛关注。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尝试以不同方式，将DNA碱基映射到其他音阶体系中，探索遗传信息与音乐结构之间更丰富的可能性。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生物分子工程学教授大卫．迪默，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致信两位研究员时提到，自己尝试采用另一套对应方式，并发现由此生成的DNA旋律更加绚丽多变，某些重复序列甚至会呈现出清新而明亮的音色特征。胰岛素基因所转化的旋律，则表现出一种有序、稳定而令人愉悦的节奏感。
此后，迪默教授还与音乐家合作，录制了DNA组曲的录音作品，甚至成立了专门销售DNA音乐制品的公司，使这一原本属于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
如果说进一步将DNA音乐的概念推向艺术与结构层面的深入探索，日本遗传学家大野干的研究则提供了更宏观的视角。他注意到，DNA在复制或重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序列片段，这种现象与音乐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旋律高度相似。一首经典乐曲往往通过主旋律的重复、变形与再现，构建完整的结构，而DNA序列似乎也遵循着类似的“作曲逻辑”。
基于这一观察，大野干不仅研究碱基与音阶的对应关系，还引入音乐中的旋律发展、高低音配置等概念，使DNA序列转化为真正具有音乐结构的作品。他向人们展示，在看似冰冷的基因编码背后，或许本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节律与秩序，一种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生命乐章。
如果音乐的振动频率能够与人体DNA或细胞活动的频率产生互动，形成细胞层面的和谐共振，那么音乐或许就有可能影响人体的整体健康状态。
事实上，已有不少科学家开始探索音乐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表观遗传学研究显示，音乐确实可能对基因表达产生影响。近年的研究发现，声波能够影响细胞活动过程，某些特定频率可刺激或抑制细胞生长，影响蛋白质合成，甚至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近年来兴起的“声音疗法”，正是在这一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
通过音乐治疗和修复身心健康的观念，在许多古老文明中早已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自古便被视为具有疗愈作用。据传，仓颉在造“乐”字时，便与此有关。相传黄帝与蚩尤大战时，雷鸣般的战鼓声震晕了蚩尤的士兵。战后，为使士兵恢复清醒，黄帝制作了一种金属为体、丝弦为声、木架为形的乐器，演奏之后，士兵逐渐苏醒。仓颉据此造字，以五行中“金”对应“白”，在甲骨文中，“乐”与“药”本为同字。后来人们发现草本植物亦具治病之效，便在“乐”字上加草字头，形成“药”，从而区分音乐治疗与药物治疗。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音乐不仅关乎治病，更关乎人的精神、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兴衰。荀子在《乐论》中指出，音乐能够深入人心、陶冶性情。音乐中正平和，则民众和睦协调而不淫乱；音乐庄重肃穆，则民众同心同德而不混乱，国家兵强城固，外敌不敢侵犯。反之，若音乐妖冶轻浮，民众便会放纵轻慢，社会陷入纷争混乱，国家由此衰弱，终致外患。因此，古代圣王皆重视礼乐教化，而鄙弃靡靡之音，将其视为国家衰败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