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矗立的四川喇荣五明佛学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对于中共对藏人的屠杀历史，藏人们口耳相授，代代相传，从不敢忘记。在那场历经六年的杀戮中，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波及到了每一个藏人的家庭，无论其阶层如何，都不能幸免于难。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不是道听途说，或者是文字的记载。而是深刻于骨的民族集体记忆与家族记忆。
1962年4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期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对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作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侮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射。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
就如同当年十世班禅喇嘛的那份仗义执言的《七万言书》一样，恼怒的毛泽东将《七万言书》说成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亲自指示将班禅喇嘛进行各种批斗、软禁、以及文革中近十年的铁窗生涯。敢讲真话的喜饶嘉措也因此招来了“反党叛国”的罪名，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4年，喜饶嘉措被遣送回青海，并在文革被揪斗，直到1968年含冤离世。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了延续统治，平复民怨，对当年的藏区镇压进行了一些“改正”。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共正式对1958年对西藏“平叛”活动的扩大化进行了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全面的平反。但是平反的范围仅限于对中共“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其底层思路和中共“反右”扩大化平反的思路一致。也就是说，继续坚持运动本身的正确性，仅仅承认问题在于运动过程中“杀的有点儿多了”。
据此会议精神，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公布了第（1982）[55]号文件，宣布全省共7万8147人获得平反，其人数占1958年被划为“叛匪”总人数的92%，其中监禁、错杀的人数为1万8176人，当然这只是中共的统计数字。随后青海省政府向藏人发出通知，要对1958年平叛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抚恤、救助和补助。但是补偿的标准和力度到底有多少呢？
据当年代表青海省政府负责为藏人发放抚恤金的达瓦才仁回忆说：“那个地方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男人好像都打仗。男女老少都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死亡的人很多，几乎没有没死过人的（家庭）。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说，必须证明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还要有三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时候被抓走就等于是死亡。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被抓走的好像没有什么人能活着回来，只要是抓去的，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达瓦才仁还介绍了当时发放的抚血金分为几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人民币，三等80元人民币，四等是慰问，只发一些茶砖和粉丝。而事实上，当地大多数的家庭已经绝户。在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中，真正能够为他们申领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个新的建筑项目破土动工。然而在地基挖开的那一瞬间，土层下方赫然出现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同时期在玉树州南部另一处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人们又发现了三处满是人体遗骸的乱葬坑。当地的群众都认为这些就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藏人的遗骨。
根据中共的宗教政策规定，所有寺院都必须有设有“民主管理委员会”机构，简称寺管会。寺管会取代了传统寺院住持的权力，不但要管理所有的僧侣，而且曾经的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新认可之后，才能发放“喇嘛证”和“活佛（仁波切）证”。没有喇嘛证和活佛证的僧人被视为“非法喇嘛”和“非法活佛”。中共公安的派出所不是设在寺院大门的对面，就是设在寺院的隔壁，有的干脆直接设在了寺院的里面，随时监视和打压藏族僧侣。
从1980年代以来，虽然藏区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但修复之后的寺院模已经远不及从前。一些修复后的寺院，表面上金碧辉煌，实则成为了发展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和旅游胜地，早已失去了那份古老的神圣与纯净。如今的藏区，僧人的数量仍不及1958年间的四分之一。
当清晨的西藏，被第一缕阳光唤醒。雪山在天际连绵起伏，峰顶依旧覆着千年不化的白雪，在湛蓝天空下闪耀冷冽的光。牦牛与藏羊缓缓行走，草原辽阔而安祥，风掠过草尖，只有经幡在高原的风中猎猎作响，大片的寺院废墟仍然破败地伫立在山谷和草原之上。
冬去春来，只有在断壁残垣中一茬又一茬的青草，在诉说着曾经那些寺庙的金顶在阳光中的庄严。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