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动用轰炸机屠杀藏人。（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文接：悲愤的反抗与誓死守护
青海的藏区有很多是平坦草原，非常有利于中共动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实行镇压的地区就是如此，从飞机上往下看，平坦广袤的草原一览无余。所以那一场屠杀的烈度和后果也是最严重的。
当时逃跑的藏人有的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跑，也有的是原本单个部落逃亡，但在过程中汇合了其他的部落或家庭，渐渐的形成了比较大的人群。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幼童，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完美的空袭目标。之后共军飞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这些逃亡的藏人血溅当场，几乎被屠戮殆尽。
在《青海省志．军事志》一书中，平叛战役经过的描述里，仅用短短的一句话，记录了一场名叫“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战斗：“1958年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柯生托洛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柯生托洛滩战役发生在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处的黄南自治区，那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当时那里聚集了大概7000到10000名藏人，他们打算渡过黄河，逃到甘南去。1958年6月1日拂晓的时候，所有逃难的藏人都被共军包围。这场几乎是单方面屠杀的所谓柯生托洛滩战役，进行了整整一天。而根据中共官方资料统计显示的作战人数、参与人数和缴获的武器等数据来看。7000多人的藏人反抗军，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说明至少有4000多人是没有武器的平民。
《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的作者，是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共官员韩有仁，他在书中记录了一位“平叛战争”目击者的回忆：“叛军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就在同一时期，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一处叫中铁沟的山涧中，也曾经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屠杀。共军在那里动用了大概六个团的兵力，甚至动用了飞机进行杀戮。屠杀结束后，甚至没有打扫战场，藏人们的尸体就扔在那里慢慢腐烂。后来的当地人回忆说，因为死人死马太多了，导致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有尸臭味。甚至过了三年之后，那里的水还是没人喝。而在向上级汇报的文件中，所有被杀的人都称为“叛匪”。而被俘虏的剩余的藏人们，都被说成是被解救的群众。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也同样遭遇了毁灭的惨烈。亲历过那场黑暗的藏人纳仓怒罗那年还不满十岁，父亲为躲避战火，将他们兄弟二人送到拉萨出家。他们一行十几人，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在纳仓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们骑着马沿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尸体……”
然而父亲最后却还是没能走到拉萨，他们的队伍在长江的源头遇到了共军，父亲在交火中战死。纳仓怒罗和哥哥以及其他许多藏人被共军抓住后关进地牢。后来纳仓怒罗被送进了县里的学校，培养成一名地方官员。半个世纪后，纳仓怒罗用笔告诉世人，当年共军对他父亲和同胞的杀戮画面，一直在他的眼前，刻在他的心中。
1958年，四省藏区的战火烧进了西藏自治区，并且一直延烧到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很久。
有学者统计，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共军当时的12个大军区中，总共有八个军区参与了这场没有公开的秘密屠杀，以成都、昆明和兰州三大军区为主，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防化兵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5万人左右。
而就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根据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外加四省一区的军事史和共军指挥官的回忆录显示，藏人在各个省的战场上死伤俘降的人数，有34.7万人之多。当时藏人的总人口大概是270万。如果不算西藏自治区，只算周边四省，康和安多，被害人数几乎差不多是当时藏族总人口的16%。
对藏人的血腥屠杀和恐怖镇压不仅仅来自于战场，屠杀行动后的大搜捕更是让藏区风声鹤唳。如同中共历次反右运动一样，抓人、杀人的数量不但要有指标，而且还会层层加码。
1960年4月，青海玉树州政法小组根据青海省下达的指标，提出全年全州共计划逮捕1500～2000名藏人。州委书记后来将数字改为5000～7000人，并批示说：“其实你们可不受此数字限制”。根据中共官方统计数字：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训10万85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西藏问题专家李江琳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62年间，藏区逮捕的人数至少为12万5000人。
前中共青海省退休官员韩有仁，在他出版的《一场被淹没的国内战争》一书中回忆说：“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玉树州南部的巴塘一带，每次抓几十个人，多时两卡车人。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1958年4月9日，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中共为了防止藏人部落里的青壮年男性发动叛乱，采取了“一刀切”的极端方式，无论是否参与过抗争或逃亡的藏族男性，统统被抓，关进监狱进行劳动折磨，有相当多的藏人再也没有出来。
当年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尹曙生，在2013年第七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回忆文章《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中写道：“由于以高锋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
中共为了掩人耳目，给那时关押藏人的监狱起了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叫做农场，大量藏人在被农场关押期间死亡。三年间，仅在玉树州被关押的藏人，死亡人数就达5860人，死亡率为54%。当时仅仅青海黄南州公安处的一个小看守所，在1960年就有212名在押未判刑的藏人死亡，死亡的人数是当年在押人员的55.1%。在青海果洛州久治县看守所中，三年的时间死亡了848名藏人，死亡率57%。
在1962年，官媒《内部参考》报导中说，在青海的许多地方，青壮年的男女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而这种情况明显是对藏人青壮年男子大规模滥捕滥杀的结果。尤其是在青海玉树、果洛这些地方的人口数量，更是骤减了超过一半以上的数量，其惨烈程度令人无法置信。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