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5年9月19日，美国陆军乐队的老卫队军乐队在伦敦白金汉宫外的卫兵换岗仪式上表演。（图片来源：CARLOS JASS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1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杨天资综合报导）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始终难以明确界定中共对其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性质与范围。这一困境在近期一宗备受关注的案件中暴露无遗：两名英国公民克里斯多福·卡什（Christopher Cash）和克里斯多福·贝里（Christopher Berry）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但控方最终撤销了指控。此事件不仅引发了对英国《官方保密法》是否过时的争议，更凸显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中共情报活动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是否已远超传统间谍活动的范畴。
这篇文章将深入探讨中共在英国的情报策略，从传统的人力情报搜集，扩展到政治影响力渗透、跨国镇压、大规模网络间谍、对关键数据的渴求、知识产权窃取，乃至于透过经济依赖所形成的战略胁迫。这些多元且高度复杂的手段，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共情报活动的全景图，并对英国在“享受经济利益”与“管控安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的努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传统间谍活动的表象与超越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共情报机构依然沿用着冷战时期的人力情报搜集模式。这包括以外交人员作为掩护，在驻英大使馆等机构内展开情报工作，并积极招募能够提供机密资讯的人士。卡什与贝里案的调查中，英国国家安全顾问副手的证词便概述了这类行动，指出中共情报机构“有意从多种来源获取资讯，包括决策者、政府职员与民主机构，并能见机行事，搜集一切可能的情报”。这种传统的间谍行为。
然而，英国安全部门真正担忧的，远不止于此。正如英国军情五处（MI5）处长肯・麦卡伦爵士（Sir Ken McCallum）所言，人们不应仅将中共情报活动想像成“那些以大使馆里为基地的典型传统间谍，像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他明确指出，真正让中国与众不同并构成核心问题的，是其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早已超越了传统间谍活动的范畴。这种威胁的棘手之处在于，其中部分与西方国家认为“必须与中国往来”的经济与合作理由紧密相连，使得在经济利益和安全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历届英国政府的难题。
中共庞大的情报系统，据估计若将境内外安全人员都算上，规模可能高达50万人，这意味着它能以远超他国的规模与深度运作。中共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反映了其国家优先事项，而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其首要目标。这也解释了中国情报活动为何会试图影响海外政治辩论、打压异议人士、大规模搜集数据，并维持国内经济成长。
中共情报活动的新范畴：政治影响力与跨国镇压
中共情报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对政治影响力的深远企图。这类活动的目的并非直接窃取机密，而是透过操纵舆论和政策方向，促使身居要职者以亲中立场看待世界。2022年1月，军情五处曾发出罕见的“干预警报”，指控华裔律师李贞驹（Christine Lee）为中共统战部工作，试图渗透英国国会。尽管李贞驹否认指控并提起诉讼，此事件仍揭示了中国情报机构在英国政治体系内部建立影响力的策略。军情五处也曾警告，北京正积极培养地方政客，期望在其仕途早期建立关系，待他们升迁后发挥影响力，这是一种长期且耐心的渗透策略。
另一个日益令人担忧的领域是中国对异议人士的监视和压制，即所谓的“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这向来是中国情报部门的重点，特别是针对藏人活动人士等群体。然而，随着近年大批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北京镇压后流亡英国，这类忧虑更加突出。
军情五处报告称，香港警方已对十多名在英的民主派人士悬红通缉，并出现更多骚扰与监视的报告。这类行为旨在恐吓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压制他们的声音，并向他们的原居地展示中国政府的长臂管辖能力。
高度复杂的网络间谍与数据渴求
在数位时代，网络间谍已成为中国情报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且其复杂性和规模令人惊讶。其中部分活动仍属于传统间谍范畴，即透过网络手段窃取机密。例如，英国前首相辛伟诚（Rishi Sunak）曾明确指出，“中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经济威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
今年8月，英国终于揭示了一项长期以来备受怀疑的行动：代号“盐台风”（Salt Typhoon）的高级间谍活动，入侵了全球多家电信公司。尽管英国对受害名单保持低调，但在与十多个国家协商数月后共同发声，凸显了此问题的严重性。隶属政府通讯总部的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警告：“这些行动所窃取的数据，最终可使中国情报机构具备全球追踪目标通讯与行踪的能力。”美国数月前也曾公开指控，包括特朗普和万斯等政界人士在2024年选举期间的通讯曾成为网络攻击目标。
然而，中共网络情报活动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对大规模数据的极度渴求。北京不仅仅满足于窃取特定的国家机密，更对所谓的“海量数据”（即可能包含财务、个人、健康或其他类型资讯的大型数据集）有着巨大的企图。前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席安・马丁（Ciaran Martin）指出：“中国一直在尝试搜集英国人口层级的资料，这可能用于训练人工智能、了解社会结构、影响舆论，甚至分析我们的集体与个体弱点。”这种行为与一般针对政府与政治的“常规间谍”完全不同，其目标是获取社会整体的深层洞察力，以便进行更精准的影响和控制。部分数据是透过网络攻击窃取而来，但也有人怀疑这些数据是透过能够进入西方市场的中国公司合法或非法获得的。
窃取知识产权与学术渗透
除了政治影响和网络数据，中共情报机构还将目标锁定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尤其关注知识产权的窃取。对英国国家安全官员而言，如何平衡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这也是其数十年来积极追求经济、政治与外交情报的原因之一。有时，中国的目标是企业层面的商业机密，例如新产品设计或谈判策略。
更为普遍且难以防范的是对军民两用技术的获取，例如大学里进行的新型材料研发。军情五处表示，他们正应对“一波又一波试图引诱英国学者专家的行动”，目的在于取得他们正在开发的技术。这些行动往往透过领英（LinkedIn）等社交平台发起接触，以合作、资助或就业机会为诱饵，吸引英国学者分享敏感研究成果。
美国前情报官员安德鲁・巴杰（Andrew Badger）在其著作中指出：“在这个军事与经济力量的‘DNA’建立于二进制代码（0和1）之上的世界里，当核心智慧与流程知识外流时，整个产业都可能被颠覆——随之而来的是工作、资本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转移。”他强调，英国目前关于如何起诉间谍、加强法律以及在商业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的辩论，应以一项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唯有坚决守护机密，才能维系经济实力。
经济依赖与战略胁迫的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扩张，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面临一项最难量化的风险：它们对中国在关键产业上的依赖。这种依赖可能演变为战略胁迫的工具。当年围绕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是否应参与英国5G通讯基建的争论便是典型案例。华为的设备价格低廉、性能优越，但其潜在的安全风险和对中国政府的依赖，引发了巨大的担忧。最终，华为——尽管一再否认构成安全风险——被排除在英国5G建设之外。这项决策开创了一个先例，因为华为只是第一家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如今类似的中国公司已遍布世界各地。
这类情况所带来的威胁，与其说是直接的“间谍活动”，不如说是建立技术依赖关系的企图。当一个国家在关键科技上过度依赖另一国时，就容易受到对方影响，甚至遭到胁迫。例如，若英国在核电厂建设、绿色能源技术，甚至社交媒体平台（如TikTok）等领域过度依赖中国，一旦北京对其政治立场或行为不满，是否会就此切断供应或服务？这种经济发展议程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矛盾，正是英国面临的最明显困境。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也是投资来源。若要维持这样的互利关系，就更难全面排除中国企业进入英国市场。对中国技术或企业实施全面禁令固然不切实际，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此外，美国在许多经济与国安交织的领域采取愈发强硬的立场，并施压英国与之保持一致，这让伦敦陷入两难——一边要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一边又要回应华盛顿的要求，试图在维持合作关系的同时应对安全威胁。
英国的政策困境与未来方向
综上所述，中共在英国的情报活动已演变为一种多层次、多面向的复杂威胁，远超传统间谍活动的定义。从渗透政治体系、压制异议人士，到大规模网络数据窃取、知识产权盗用，再到透过经济依赖实施战略胁迫，中国的手段日益精进且无孔不入。这些威胁不仅针对国家机密，更触及社会结构、经济命脉乃至于公民的个人资讯。
对于英国而言，当前的挑战在于，在维持与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合作的同时，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并管理这些不断演变的安全风险。历届英国政府在定义“中国威胁”方面始终缺乏清晰的共识，导致政策摇摆不定，难以形成一套连贯且具前瞻性的策略。这种模糊性不仅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力（如卡什与贝里案的撤销），也使得各部门在应对中国挑战时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
在一个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复杂，经济与安全界限日益模糊的新世界里，传统的思维模式已不足以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英国需要一套明确、一致且能自信表达的“中国政策”，这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关乎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战略自主性与经济韧性。这项政策必须能够在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同时也要考虑到与盟友（特别是美国）的协调，并确保其国内法律框架能够有效应对新型的情报威胁。唯有如此，英国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找到明确的方向，坚定地维护其国家利益与价值观。
（此文根据BBC的报导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