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笔记的女孩（图片来源：手绘图片）
我笨拙又疲惫地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相互监视的、形式主义的工作驱赶着，一边想，人耐受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2024年，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48%的应届毕业生将国企作为就业首选。这意味着，在1179万应届毕业生中，有565.92万人期待进入国企工作。单看数据，我只需要保持呼吸，就已经赢得了几百万同龄人的羡慕。
2023年7月，我入职，开始享受国企无微不至的便利，每天跟着同事们挑选食堂制作的麻辣虾尾、砂锅、米线等半成品，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几乎把公司当成了家。但很快，工作从最初的简单重复，变得繁琐、荒诞，甚至让我感到耻辱。我开始思考，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
两年之后，2025年，我放弃了这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选择裸辞。
工作的两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在这里，存在着生产经营、发展壮大之外的另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如此抽象，谁也无法给它一个精准的阐释，但同时又是如此具体，你能从长期处在这套系统的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它的痕迹。系统要求了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又反过来形成了“国企”的动作。
我尝试记录下这套系统的痕迹在我眼前浮现的过程。根据编辑部的建议，我在国企的故事会分三篇发表，这是第一部分。在进入这家国企的第一年里，我从一个旁观荒诞剧的看客，逐渐成了荒诞剧的演员本身。演员会有自己的想法吗？
国企员工的一天
2023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垄断性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上班。我被分配到综合部新闻文秘室，算上我，科室共有五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内网系统里发布内宣新闻稿。
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八点一刻到九点之前，是我缩在自己工位上悄悄化妆的时间。我会一边化妆一边装模作样看看电脑，时不时撩起眼珠子观察一下周围工位的同事们有没有站起来的动向。（入职一个月后我不再化妆了。）
九点之后，我开始工作，主要内容是审核发布各部门和地市分公司的内宣新闻。每天需要处理的新闻稿件基本稳定在10篇以内，处理这些工作显然用不上一天时间。只有赶上节假日，稿件数会浮动到十几二十多篇。
我谨记着已经工作的朋友传授的上班技巧，无论手里活多活少，都不能太快交付。为了防止表现出自己处理那些稿子太快，我会刻意把编辑好的新闻稿存在草稿箱里，每隔几小时点击一次发布。其余时间，我煞有介事盯着电脑，其实只是在看自己下载好的电子书、公众号文章，摸鱼突然回神时，就猛地乱点鼠标一通假装自己好像很忙碌。如果有时露出傻笑，则可能是在和朋友发消息。
中午通常是十二点下班，但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大家就会自动从工位上起身。这时，莹莹姐会招呼我一声：“走小赵，吃饭走。”莹莹姐三十出头，皮肤白皙，额头光洁，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第一次见面时，她便对我格外热情，向别人介绍我为“新来的大宝贝。”所有人的分工中我也只对她的职责有认知：新闻宣传。我们同岗位。
饭后，我拉开工位上的床，宛如昏迷一般迅速睡去。下午两点半，我醒来，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恍惚地把下巴搁在桌面上醒神，直到同事突然响起的键盘敲击声将我唤醒，于是重复上午的动作。
下午五点多钟，我会再消失个二十分钟左右，参加一项“捡外卖”活动。单位食堂每天会准备可以外带的餐品，通常包含馒头花卷一类的主食，鸡排春卷一类的小吃，以及麻辣虾尾、砂锅、米线一类的半成品，供员工选购。每天早上，在外卖系统里抢外卖也是一项颇具竞争性的活动，紧俏的外卖如莲花菜包子、虾尾总是很快一扫而空。五点后，系统停止选购，没有抢上或者忘记抢外卖的同事就会下楼去捡漏，看看有哪些是未被订购或被取消预定的。第一次向我发出捡外卖邀请的人仍是莹莹姐。无论是否有捡外卖的需求，能站起来上下楼活动活动、打发下班前最后一小时的时光显然都是美事一桩，所以我总会跟着下到二楼食堂一趟。
有时捡外卖也可替换成“买水果”。国企的周边衍生物之一是小商贩。不需要什么特别高深的关系，顺着大楼外围的保安、保洁、会议服务人员，沾亲带故，再由这些人衔接上一两个大楼里的工作接口人，消息就有了进入楼里的通道。
品质和方便是这里最重要的两道敲门砖，好的东西，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也可以比市场价高，楼里的人不大在乎，更用不着比价，总是能负担得起。除此以外，触手可得是最好的。2023年秋天的某一天起，一位出现在楼下的小贩满足了这两个需求。小贩是个门牙黑洞洞的老爷爷，他主要卖两种水果：小番茄和草莓。前者一年四季供应，草莓则春天上新。他常带着壮年的儿子送水果，父子俩总是开上一辆破旧的银色小三轮车直接到公司楼下。
为了买小贩的水果，公司有个专门的微信群，群主已经不可考，最开始建起来是因为买小番茄，因此群名就叫【xx公司总部小番茄】。群里有人反反复复催问“小番茄来了吗？”或者“草莓今天来吗？”小贩在群里的备注简单粗暴：菜农。有时群里催急了，菜农就扔一条语音：“正给你们摘呢。”再问什么时候来，回答又前言不搭后语：“最迟四点多，最早四点多”。
菜农一来，莹莹姐也问我要不要去买。我想起朋友说过小小的草莓更好吃，太大的草莓是打了膨大剂，凭自己很难找到这样便利可靠的货源，便欣然答应。才出了货梯，就闻到芬芳草莓香气。转出走廊，一撮撮中年同事，每人手里拎着几篮草莓，脸上挂着一种无差别的、喜气洋洋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后来见过很多次，中秋节发米面油的时候，春节前到公司超市成箱成箱拿年货的时候。那是一种没有理由不满意、不开心，进而无意识的、生理性的笑容。
我也那样高兴着，小跑步到小贩的车前。围着一辆旧旧的银色三轮，和办公室的姐姐一起嗅草莓，挑选草莓，享受14块一盒的内部价。再拎着草莓回到楼上。
终于，时间来到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手机充电器从插座拔出的声音渐次响起——办公室的同事们已经收拾完毕准备下班。我雀跃起来，跟着拔下充电器，插销离开插孔的钝响听在耳中充满快感。谁最先收好东西，便说“我去按电梯。”其实不过是出门前礼貌的一声招呼。随后，大家放轻脚步，观察四下无领导后迅速闪身到电梯间。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同事们自有如此行事的理由——出于服务领导之便，综合部位于整栋大楼的顶层15楼，与公司一、二把手共享一层办公空间。我们所在的小办公室与公司一把手办公室正对着，一把手常会直接走进来下达工作指令，或者索要某项工作的材料。
小办公室里一共有8个人，我所在的新闻文秘室4人，部门其他科室4人。在这个员工平均年龄超42岁的部门，我们这8人属于中坚力量。
偶尔，我会去到其他楼层的工区，气味在此时变得有存在感。以5楼或11楼为例，踏入工区首先闻到的是臭味。臭味与臭味则又有分别，11楼烟臭味重，5楼则更像夏天男生宿舍的汗臭脚臭味。我无从分析气味产生的客观原因，只从楼层同事的特征揣测。11楼聚集着跑工程的同事，多为中年男性，而5楼以数智业务为主，同事年龄大多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
另一个气味存在感显著的地方是厕所。11楼的厕所散发着真正的厕所味，蹲坑的边沿也会残留秽物。这些信号明确提醒到访者：这并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
而这些我都鲜少在15楼体验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有时散发着水果的清香，更多时候没有气味。15楼的女厕所则总是散发着一股芳香，无论何时进入，总能保证有干净的坑位可上。
入职几个月后，我逐渐发现15楼小办公室的更多好处。办公室有一位经理负责物资管理，某天，她突然搞来一台全新的微波炉放在我们办公室里，就在我身后的位置。不久后，负责物业和保安管理的同事清理仓库时又发现一台小冰箱。从此，我过上了每天在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的生活，如同在家一般。
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同事马姐，女儿只比我小三岁。上班时间，马姐常常会突然发问：“小赵在不？”
“哎，在呢马姐。”我应上一声。
“哎呦这个娃娃咋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的。我还当你不在呢！”
“哪有哇马姐！我有声音，你没听见！”每逢此时，我都仿佛在家里和大姨撒娇一般回应一句。
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现在，来谈谈我的主要工作：发布内宣新闻稿。
那些稿子本身很简单，是最不新奇的企业内部新闻。无非关于今天哪位领导开了会，哪个部门开展了工会活动，哪个部门又进行了员工培训，或者哪个部门的某项工作又取得了进展。比如，工会活动的内容大致遵循“开展依据-活动现场-表忠心”的套路展开，领导调研则按照“行程概述-现场走访-领导讲话-表忠心”的结构组织。
我的工作也很简单：点开工单、下载附件、打开word文档、检查是否有错字语病，随后复制粘贴进新闻发布后台，加上图片，整理排版，点击发布。
新闻刊发在公司内部系统最显著的位置，公司级领导也常常浏览，甚至会评论新闻稿件，内宣新闻因此成为各部门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
头几个月，我常遇到不满我对稿件审核标准的人打来电话。第一通来自地市分公司的某位同事：我们那篇员工关爱的稿子为什么不能发？
我点开对方说的那篇稿子，一共两段。第一段讲的是分公司某位领导带着几箱饮料去县区慰问员工，提出鼓励。第二段是员工们很受鼓舞，表示一定再接再厉。一张图片插在文字中间。领导站中间，几个员工排在两边，面前摆着几箱冰红茶、娃哈哈。八月的大太阳底下，每个人都觑着眼、皱着眉，呲出笑来。
我告知对方，原因是新闻性不足，内容也比较单薄。对方声音尖利：可是之前都是这么发的啊，怎么现在又不能发了？
我感到对方难缠，皱起眉头向对方提建议：如果特别想发，可以再修改一下，挖掘一些好的故事。
对方妥协了。那是她第一次和我打电话，尽管不熟悉我，但这位同事明白现在规则掌握在我手里。第二次她再和我对接，说话风格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气亲热喊我“北鼻”。我表面上则若无其事地接受了对方这种调整，心下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和对方对抗式交流了。
当然，也有人不愿妥协。有一次，财务部一位主任提来一篇工会活动稿件，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活动中的游戏规则罗列一遍。我耐心写上修改建议后退回，这位主任照旧打来电话，我把修改建议重复一遍，对方应是。半小时后，我的直属领导——综合部副总经理任总打电话给莹莹姐，询问财务部的稿子是怎么回事。
我很谨慎，退稿前总会先问莹莹姐的意见。接到电话的莹莹姐向任总表示：确实发不了，小赵也和他们说了怎么修改了，他们没修改。并向任总展示稿件原稿。
对方“告领导”的做法让我意外，这和哭喊着告老师的小学生有什么区别？莹莹姐挂断电话，我忍不住这样向她吐槽，她软语说：就是的，让他们改也不改，我们新闻发布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就按规定执行。
莹莹姐还传授给我几种对方无法反驳的拒稿说辞，比如领导出席的一般性会议不发布是出于“八规”管理要求，党建类的稿子不发布是应党建部意识形态把控的要求，工会活动的稿子严加审核是因为内容新闻性不足，防止过度同质化影响领导观感。
几个月后，这种电话终于变少。我开始领略发布内宣新闻这项工作真正的技术含量：1.把握每一层级领导的名讳以及合适的位置；2.展示领导的良好形象。
一份新闻稿，若每位领导都在场，首先要严格按照其位置高低排列名字，一二把手是最好确认的，随后几位分管领导的位次却并无书面明文规定，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从大会通知或印发的文件中寻找参照。不同领导拥有不同的头衔，党内职务排在最前面，到底是党组、党委还是党支部，需要格外注意。
除了头衔，领导拥有的动词也不相同，如果是公司内部领导班子集体出席的会议，往往是二把手“主持”、总经理“出席并讲话”，其余副总经理及纪委书记“列席”（这里还需特别注意，只能说领导“发表讲话”，而绝不能说领导“发表重要讲话”）。
其次，领导的位置高低也是相对的。倘若是省政府或集团公司来了领导，自然是政府、集团领导名字在前，负责主接待的公司领导在后（通常是公司一把手），其他陪同的分管领导一律甩到文章末尾，用“xx副总经理陪同接待”一带而过。
我不是党员，甚至连团员都不是，上学时没做过学生干部，对我而言，这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规则体系。我没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全靠从过去的新闻稿里找参照，如果有些问题新闻稿不能覆盖，便向公司发布的文件中找答案。通常，党建工作部与综合部（新闻文秘室）发布的文件最可靠，作为“专门干这个”的部门，这些细节不允许出错。
第二类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展示领导良好形象，主要指领导图片的拍摄和把控。
每当公司领导在办公楼内有接待活动，我就要负责拍照，为此，我总结过做好这项工作必备的几点要素。脑子要快，走位要活，同时还要具备信念感——“出图高于一切”，唯有如此，才能支撑摄影师站在所有领导与来访嘉宾正侧面。但同时，外形气质上，摄影师最好低调、没有存在感，站在那里也如同不存在一般。
莹莹姐很擅长这项工作，一次我和她一同拍摄，只见她脚步轻快地穿梭在人群中，一个跨步就能精准站在合适的位置，拍照时她总是微微收敛下巴专注盯着相机，一旦确定有可用的图片立马放低相机稍微躬身退步出场。我全力地模仿莹莹姐，把工装和相机当我的隐身斗篷，几番后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
内宣稿件里照片的把控也很重要。领导笑的太亲切、幅度太大不能放，领导表情太严肃、太疲惫也不能放，领导弯腰、驼背、头前伸、跷二郎腿或视觉上手垂落裆部的照片当然更不能放。
有一次，公司一把手到地市调研，被某些情况触怒，现场训了人。我对研讨现场的情况并不知情，处理稿件时只觉得领导表情有些严肃。不想这张图片竟然招来公司二把手关注，二把手的意见经过了几道曲折才传达到我的耳朵里：“领导明明都那么不高兴了，这种照片你们也放？”闻讯，我一边阿Q地安慰自己“反正没骂到我头上”，一边赶紧撤下那条新闻。
新难题：如何让自己显得忙碌
上班几个月后，我发现“显得自己十分忙碌”是比做工作更有难度的事情。而这件高难度的事情，我最终没能完成。
2023年12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任总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挂断电话，我赶忙从厕所出来，奔回办公室抄上笔记本往领导办公室赶去。任总笑着招呼我坐——这位80后副总经理总是如此谦和地微笑着，眼角绽开几道鱼尾纹。随后，他眼神落在桌面上，似乎在思考：“是这样的，刚刚刘总来找我，说她分管的几个科室里头，马姐工作任务太重，想把咱们部报账的工作交给你干，她认为你也是新人，需要在各项工作内容中锻炼。”
刘总与任总平级，是综合部另一位副总经理，分管部门另外两个科室。我意识到谈话的内容似乎并不简单，语气飘忽地“嗯”一声作为回应，开始无意识地按动圆珠笔屁股上的按钮。
任总显然早已想好对策：两个科室各自报账。顿了顿，他继续说：“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因为刘总就觉得新员工嘛，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是啥都干。”
我皱起眉头，挺了挺自己勾着的背，眼睛却只盯着笔记本上的白页看。我应该说什么？大拇指继续碾着圆珠笔屁股发出细碎响声，我语速缓慢地开口了：“嗯……我觉得报账这件事上，我和您的想法是一致的，还是干自己职责内的事情。然后……意思就是马姐那块搞不过来了吗？”
任总对我的问题一带而过，很快将讨论拉回到我们科室。他好像是担心我：“之后刘总可能也会单独找你，到时你可以告诉她你手头的工作，新闻信息的审核，舆情，或者文件……怎么说呢……”领导声音越说越小。我从鼻子里叹一口气。领导沉默了三五秒：“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他们眼里你工作量不够。”
我尴尬地笑了，领导也跟着笑了：“就是你不能给人这种感觉。或者你干活怎么能让人知道。你毕业后直接来的省公司，他们当时进公司都是先到分公司，什么都干，就比较苦，承担的确实比较大吧。”
这不是任总第一次表达我“承担不够”的想法，第一次谈话时，我甚至没有理解领导的意图，第二次谈话后，我开始思考自己面临的情况，在笔记本上罗列了一页我能观察到的、新闻宣传岗位的工作量：且不论怎样才算“承担够多”，我目前手头所有的工作都由莹莹姐分配，即便我想要主动承担，看起来也毫无通路。
但这无疑是领导表达最强烈的一次，我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会点头，要抓住机会表明自己的问题。这场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左右。从任总办公室离开，我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给自己找活儿了。没费很大力气，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趁着年底办工作会的时候策划一期工作会幕后筹备vlog。这既符合任总一直以来想要提升部门在公司口碑的需求，又能赚取部门同事一些好感。
拍保洁为大会现场做清洁时，负责物业管理的同事站在一旁，突然凑近我用一种自己人的语气悄声说：俺们这些人一直干的都是些脏活，谁逑管你做啥了？现在这个机会正好让大家都看看，要我说，把什么保洁大姐扫厕所的都拍上才更好呢！
就是的！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笑着应和。
年底工作会之后没多久，我的直属领导换了，任总被调走，新来的领导叫周玉珍，来自党建工作部。她四十出头，每天全妆上班，长发松松从脑后结成一条辫子搭在肩膀一侧，发尾总是缀着与衣服色彩相呼应的绑带。
办公室同事称新领导为玉珍姐——因为她总经理助理的职位还不够资格成为“玉珍总”，自然也无法享受独立办公室，只好与我们在同一办公室办公。玉珍姐上任第一天，就找我单独谈话。她与我沟通职责分工问题，“沉淀”“担当”“积累”是那场谈话的高频词。我不做他想，只当是新领导上任的例行动作。但之后三到五月，玉珍姐保持着一月同我谈话两到三次的频率。
谈话随时可能触发。新员工考评打分结果出来，她与我谈心：“我们新闻文秘室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顶起来，科室每个人都很辛苦了，你是新人，更应该给自己多加压。”安排我出差的间隙，她也要抓住机会谈一场：“工作不仅要赶着往前做，还应该主动做。你要靠前谋划你的工作。你是新人，现在正是你沉淀的时候，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我们当年进公司的时候真是啥都得干，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像这样和我说这些话。”
小会议室成了我和她除办公室外最容易同时出现的场景。每次她说出那句“小赵，走咱俩出去一下”，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夹起笔记本自觉地尾随她走进那间会议室。进了会议室，她一手拍开灯，一手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我则掩上门，转身，在昏暗的光线里，拉开和她隔一个位置的椅子。
几番谈话后，我对玉珍姐要说的话已经完全有预期，坐在她对面，垂着眼睛，在她需要回应的时候“嗯”上一声。直到四月下旬的某一天，一季度员工绩效考评结果出来了，按照规定，领导需要请员工确认。手掌宽的绩效工资条摊在桌上，玉珍姐用手指戳着我的C等级，问我：“难道你不想拿B吗？你好好干，多多承担，绩效上去了，到手的钱多了，自己也高兴是不是？”
这好像是一个我不得不回答的问句，我只好含混着回答：“是，我也觉得拿B好。”对方因为这句话更加燃起激情，声音又拔高几分：“对啊！成绩干上去了，大家都高兴对不对？还是要多承担！你看像莹莹那样，她现在任务真的很重，我们科室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紧张，我来综合部也是带着自己的工作来的，我实在没办法再帮大家分担，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
我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抬起的头，眉头紧紧拧在一起，盯着她涂了大红色口红的嘴巴一张一合。终于，在她安静的间隙，我由衷困惑地发问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承担够多呢？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一件是不干的，现在外宣新闻权限还没有向我开放，我没有合作的记者资源，但我看到好的线索也会编辑好交给莹莹姐，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才叫承担够多？”
玉珍姐大概没想到我会反问，愣了一下，手指重重往桌上一点发出啪嗒声响：“好！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就把外宣的权限给你打开，你来负责这一部分，可不可以？”
我不想全盘接手外宣工作，对于没有投放渠道的我来说这项工作是完不成的kpi，但“没有渠道资源”又成为了对方论点的支持，玉珍姐大声地下了结论：“所以说要你跟着莹莹多干多学！”
这之后大约一周左右，我突然接到莹莹姐打来的电话，让我第二天接待一位电视台记者到地市分公司采访。我一边殷勤接下别人递来的工作，一边唯恐领导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我密集出差，期间白天参加培训，晚上处理各项工作，发内宣新闻、改外宣稿子，做节日策划。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们部门每年都会和一些央级媒体以及行业垂直媒体签合同，稿件由这些平台负责发布即可。除了一两个本地官媒报社记者需要从我们这里拿一些素材以外，更多的外宣工作人脉资源积累，实际与公司拨付的宣传费直接挂钩。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心态轻松许多。编辑外宣稿件也算是相对令我感到舒适的工作。但处理了约十篇稿子后，我发现自己被一套陈旧的语言系统支配了。
比如某部门给某政府单位打造一个监控平台，安装摄像头并加上AI分析功能，业务部门就会将事件描述成“数智赋能某某领域精准监管”，对项目具体内容则一带而过。我不得不为此打电话反复确认这项工作的原理及亮点，但就算明白了项目的原理（及水份），竟然也找不到“数智赋能”之外的其他语言。不仅如此，对接几次后，我发现当地官媒记者也钟爱这种表述，带着“数智赋能”这类字眼的稿子总是会更快被采纳，我猜想这也与报社内部编委的偏好有关。
除了“数智赋能”，“打通链路”“构建生态”，也是常见词汇。所谓“构建生态”是指有两个及以上的相关项目，“打通链路”则指两个项目之间在工作过程中相互衔接。我尽量通过回归事实来拒绝这些高深莫测又笼统含糊的词语，在标题里写明公司做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总结出，偏向基础设施建设、实体项目建设的部门提交的素材往往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工作内容必须落到实处，不含水分且容易量化。
直到某一天我重看人物杂志2021年发布的《互联网大厂的黑话困局》，才意识到，原来这些让我难以超脱的语言，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大厂中流行。而如今，它们充斥在我的四周。新闻稿甚至称得上黑话含量低的领域，在向领导得到汇报中，“以XXX赋能某某某场景”“以XXX为抓手深化某某某工作”“打通某某链路，加强某某感知”“构建某某生态，打造某某体验”这类句式更加泛滥。平日同事交流工作，也爱说“颗粒度还不够细”“拉齐一下进度”。
新领导也改变了办公室氛围。从她搬来小办公室的那天起，家长里短的闲谈和捡外卖活动都消失了，更不会有人在五点五十八分拿起包走向电梯。每一个人都默契地延后了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时间。
莹莹姐恐怕是唯一的例外，她依旧在六点后准点拔下手机充电器，只是走得更加悄无声息。我后来观察到，衣服的放置地点是她“无痕”下班的关键。冬天厚重的外套，莹莹姐总是挂在办公室进门的衣架上，因此每次下班她都像“暂时离开工位”一样走到门口，再拿下衣服飘然离去。我想效仿，但挂架上还盛着马姐、物业姐、文件姐的大衣，已经没有新加入一支衣架的空间。
线下阵地的意识形态检查
我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之前任职的党建工作部，在我司一直属于强势部门。这除了与大环境相关，也与集团公司整体考核办法挂钩。按照集团规定，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考核，不盈利的省公司没有参加评优的资格，而党建考核是个例外。由于我司仍处在亏损阶段，党建考核就成了将领导送上集团公司表彰大会领奖台唯一可能。（2023年我司确实在集团党建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这块奖牌也成了2024年我工作中常常涉及的热点。）
在考核的指挥棒下，其他省份在集团党建考核中的目标是“不出错”，而我司的目标却是“要出彩”。为做好管理，就涉及到党建工作部每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省公司党建考核。
省公司党建考核工作采取部门互查的方式。刚入职不久时，我、莹莹姐以及一位巡察工作办公室的男同事陈哥，就曾被党建工作部抽调，到各地市检查“线下阵地”是否符合“意识形态”规范。
所谓“线下阵地”，通俗来说就是地市分公司的企业文化宣传栏、宣传墙及各种海报，下属营业厅也在检查范围之内。而至于规范具体有哪些要求，很遗憾，出发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检查标准。
每到一地，我们双脚才踏下车就有人急急忙忙来迎接我们，虽然接待的人口中亲热地寒暄“来了”“路上辛苦了”这些话，但面上却是掩不住的不安，因不安又更生出几分谄媚，笑容仿佛是扯在脸皮上。我看到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同事如此客气又敬畏地伴在我身侧，又始终落后我半个身位，只觉得手足无措，谁对我笑，我便也对谁抿着嘴笑，边笑边微微点头，试图通过表达友善让对方对我的态度自然一点。但对方显然无法因此放松下来，毕竟他们怕的是我所代行的、由党建考核赋予的权力，而非我本人。地市分公司平均每月都要迎接至少一次来自省公司的检查，他们比当时的我更清楚检查的实际情况。而一旦检查没有标准，会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从想象了。
我的年轻和友善没让迎检同事放松，倒是让她们意识到了我并不是主导这场检查的人。不再有人环绕我周围，我乐得清闲，一个人缀在检查队伍的后面。这家分公司有一间位于办公楼院外街面上的营业厅，我们的检查就从这里开始。
每到一面墙或者通告栏边，我就学着莹莹姐和陈哥的样子仰头看。由于事前没得到任何检查标准，因此实际检查中，陈哥和莹莹姐也只能凭自己理解来查找问题，比如对领袖的称呼、中央各项会议、文件中涉及的专有名词表述是否正确，重要时间节点是否有误等等。
没有哪个地市分公司会在经历了数场检查后还犯下这类“政治性错误”。但陈哥坚信一个道理：对于检查问题的人来说，“无问题”也是一种大问题。没有问题，就要扩大检查问题的范围。我们检查完营业厅后，步入院内办公楼。玄关处右手边便设有一个公告栏，一行人驻足沉默地打量着，陈哥盯着其中一张寡白的打印纸半晌，突然说：你们这个xxx他的党费交这个数？
地市同事显然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个，愣了一下后回答：嗯，是啊。
陈哥露出一种质疑的笑容：不可能！他都什么职级了？怎么是这个数啊？这肯定交少了！
地市同事将信将疑地回答：没有吧，他的职级就是这个呀。
陈哥见地市同事还坚持自己的主张，断然地把手一挥：咋可能呢？你们这肯定有问题！
迎检单位是不能直接与检查组理论或争执的，因为一旦把握不好分寸就会沦为“态度不端正”，某种程度上，态度问题将直接影响检查结果的走向，于是这位同事最终决定息事宁人，承诺之后让相关人员再核对。
陈哥大体满意了。我们离开这个公告栏，爬上二楼。二楼大厅处，有一张企业文化立牌海报，陈哥又走向这张海报，这次他的话说的倒是更快：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海报了呀？这公司广告语都换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摆着？
我看着那张海报，印的是集团公司统一的slogan。海报或许是几年前的，但slogan并没有变化。然而地市同事大概是因为海报落款时间的原因自觉被捏住了把柄，也不敢争辩，直接喊人把海报收下去。
陈哥点点头，我们继续向里走，走廊里有一面墙用作企业文化宣传，贴着很多照片，我看到这类墙面就自觉停下，装模作样开始“检查”。但陈哥又发现了问题：这个照片墙，怎么老总的照片一张没有，副总的照片这么多？
陪同的同事又赶紧点头应是：对对，主要是去年X总来我们这儿多……
陈哥不依不饶：那也不行啊，还有这宣传手册，这都是前任一把手在的时候的，现在老大都换了你们还看这个？
就算是我，也能分辨出“没有现任大领导的照片”和意识形态规范并没有什么冲突。我盯着陈哥的背影，他年届四十，身材宽短，油腻的头发盖在头皮上，行动间双手背在身后，更挺出大肚腩来。迎检同事说话或打招呼，他一概不怎么搭理，只把眼光往说话人的方向一转，从鼻腔里哼上一声作为回应。但他自己说话又毫无征兆，往往盯着一面墙看着看着，突然语气轻飘飘地丢出一句话，随行迎检同事常常听不清，便只得急急忙忙凑近他身边。
我们一路检查了员工休息室的宣传墙、各办公室墙面上的内容。最终没能在这家分公司再发现任何问题。走吧。陈哥说出这句话时，我从陪同接待的同事脸上看到了今天自见面起第一个发自真心的笑容。一行人返身上车，我照例走在最后，这时迎检的同事突然快走两步，和我挨着肩，悄声问道，我们那个旧海报，算问题吗？
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问题，但我无法保证其他人的想法，于是向这位同事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说，这个我们之后讨论一下。
关上车门，陈哥从副驾驶上扭过脸来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手里捏着用来记问题的文件夹，摇头回答。
那就把那个旧海报记上。总不能一个问题都没有吧？陈哥边说边回过头，将身体向后一送，舒适地靠下休息了。
欢送会
2024年4月，莹莹姐陷入了神秘的忙碌，她与我们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一会儿谈到找照片，一会儿又商讨什么音乐，我听出一个大概，好像是在做一个电子相册。音乐反复几次没能通过，莹莹姐嗔怪地向周玉珍抱怨：哎呀，他到底想要个什么音乐呀！
她们指的是严总——新来的部门领导，周玉珍的直属上司。严总因为对音乐的不满光临我们办公室，表达意见：内容没啥问题，背景音乐“催情”一点！
那一瞬间，为了抑制自己的爆笑，我不得不用右手紧紧按着嘴巴。周玉珍不可置信的声音在我右后方莹莹姐工位上响起：催情一点？
严总肯定地回答，对，催情一点！
但我没想到这场活动里还有需要我参与的部分。四月底的一天，莹莹姐突然叫我，小赵，下午四点半欢送领导，我们两一起到1401拍照。
1401会议室常用来举办合作签约仪式、召开公司级领导决策会。我们要欢送的是一位资深的公司级二把手。为了安置公司各部门领导，会议室里的小桌全被替换成椅子，每边挤挤挨挨地各摆两排，算上公司领导，平时容纳二十几人的会议室生生装下将近五十人。
作为合格的摄像或者文秘，比领导提前到达会场是基本要求。我端着相机，先是坐着，随后听到外面有动静又赶紧站起来。不久，各部门领导到场，按名签坐好，没有人高声说话。我在会议室的一角站好，紧盯着门口，从公司领导一只脚跨进这间会议室的门起，我的快门就要动起来。
十几分钟后，公司一把手缓缓步入会议室，他边朝里走，边回身让人，紧接着退休领导露面了。短短三十秒里，会议室先由低语嗡鸣声转为鸦雀无声，紧接着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持续到所有领导都入座方才结束。
严总负责主持会议，他拿着话筒站起身来，还没说两句话，已经哽咽了三次，勉强说完“综合部特意为齐总（退休领导）制作了一个纪念相册，并邀请在座领导过目”后，他坐下来，摘下眼镜擦眼睛。
周玉珍按下播放键，那首“催情”的旋律在拥挤的会议室内响起。我一会儿看看视频，一会儿看看众人反应。不多时，会议桌上有位我不认识的女领导开始抹眼泪，再过一会儿，两排座椅间也传来啜泣声。我一边举起相机按快门，一边怀疑：这眼泪到底是不是真的？领导只是退休又不是死了。
片子播完，严总情绪也整理好了，欢送会进入领导发言环节。现任一把手第一个发言，随后退休领导回应，紧接着，其他公司级副总也一一发言。直到此时我才理解这种在我看来用力过猛、粗糙滥制的煽情电子相册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座诸位公司级领导，发言时无一不提到一句“感谢综合部”。
那场欢送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场所有领导都逐个发言，会议结束时已近六点。这是退休领导此生最后一次下班，公司派出的车辆将准时送领导回家，一群人浩浩荡荡下楼。我和莹莹姐自然比大部队更快到达一楼，为大合照提前做好准备。
六点一到，早已准备好的司机师傅将车缓缓驶到大楼正面，退休领导一只胳膊抱着大捧鲜花，另一只胳膊频频向大家挥手，直到退步至车边，他才转身钻进车里。在那里，严总早就为他打开了车门。
一个急难险重的任务
四五月份在反复的谈心谈话和我急迫地出活自证中流过去，六月，玉珍姐对我经手的外宣工作提出表扬。谈话开始变少，我们度过一段相安无事的时光。
七月中旬，一个周五的下午，时间马上到六点，玉珍姐快步走进办公室，语气焦躁地叫我们开会。下班开急会，准没好事情。果不其然，她告诉我们，七月底开半年工作会的那天，恰好是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严总让我们科室做一个纪念视频，在大会一开头播放。这时距离开会只有10天了。
啊？会议室里没有人贸然搭腔，只发出一些表达惊讶的语气词，好让玉珍姐的话能够继续往下。
玉珍姐不看大家，皱着眉头盯着桌面，继续说，严总这个人真是的！我都和他说了，还有十天了，我们就这几个人，这怎么来得及？
而后，她举起左手在脸颊旁边挥了两下，仿佛那里有只苍蝇：唉说不通！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得做这么一个片子。
“说不通”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尽管玉珍姐表现得怒气冲冲，但我猜想实际沟通中她也不过抱怨了一两句领导要求来得太急而已。领导的命令不能违抗，只能温和、微弱质疑，最主要的是，质疑几乎都是无效的，必须落实。无论那些要求多么紧急，多么繁琐，多么不讲科学，最终会归结成“急难险重”四个字，而克服“急难险重”是一个员工必须要做的。
大家眼观鼻鼻观心，都不说话。玉珍姐继续发言，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的目的肯定是要感动大家，可以体现一下公司二十五年发展的历程，形式可以新一些，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片刻时间，我真的以为“新的形式”是指真正像制作一支广告片一样，拍摄、剪辑，但接下来的往来讨论很快让我回归现实。大家挨个发言，但基本无人超出玉珍姐的思路框架：既然是二十五周年，可以选取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和时间节点，做成宣传片。和往常一样，所谓宣传片，不过是图片套上AE模板，再配上旁白和音乐，形成一种视频感。我坐在会议室下首位置，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接着被玉珍姐点名——小赵，这次的工作就交给你来做，可以吗？
我环顾四周，其他在座同事都低着头，玉珍姐则直直盯着我。我觉得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但同时也明白，这次纪念片对领导来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任务”，这就意味着我不必独自承担一切。于是我清清嗓子，答应下来。
玉珍姐欣慰地笑了，说，好！这次真的是急难险重的任务，你放心，我们都会支撑你的。
当天下午，我的电脑里拷进十几G的图片资料，桌面上垒起高高一摞过去的纪念册，并嘱咐一直合作的广告公司为这部纪念片的剪辑留出时间。整个周末，我都在做图片整理和资料梳理工作。
第二周，玉珍姐对我的资料梳理成果表示了肯定，但不满意我的视频文案思路，让莹莹姐重写一版，同时，她提出图片的修改要求：
已经落马的官员领导首先剔除，场景重复的图片也不要，人不好看没有“精气神”的也不能要。内容增补方面，25年来历任领导班子都必须有合照一张，现任领导班子年轻时的照片则最好人人有份；素材不能全是过去的照片，必须体现公司的发展和定位的变化；成果当然来之不易，但还要表明这得益于公司全员的共同奋斗……
我按照她的要求，向各部门四处征集询问补足素材。要体现是全员奋斗的成果，就要多放普通员工，但普通员工太多则淹没领导。几次沟通后我揣摩出办法：多放过去的员工和现在的领导。实在需要一些近年来工作场景的图片，就联系一线人员现场摆拍。
历史资料基本梳理完毕后，体现“现在的发展水平”是要补充的关键信息。歌功颂德的事情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而由谁歌颂显著影响最终效果。玉珍姐让我拎出当年内获得重要奖项的团队拍庆祝视频。于是，相关同事们接到我的通知，从不同工区赶到我所在的办公楼，在平日休闲会客的中厅里站成一排，一边大喊“齐心协力、斗志昂扬，二十五周年快乐！”一边手握成拳胳膊有力地向下一划。
准备好旁白台词，按照台词内容逐字逐句对照好要照片顺序之后，制作环节就交给了三方公司，一个大约有十来个员工的广告工作室。素材交付的第二天，玉珍姐带着我和莹莹姐专门驱车前往广告公司，专程给剪辑师讲片子的站位及重要性。
第一版片子周六发来，我微信发给领导，玉珍姐很快回复：太丑了！太土了！边框太粗、模板不大气、没有科技感是她主要不满的地方。
我和她一起去广告公司现场沟通。边框太粗、颜色太俗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丑的颜色可一律替换成我司logo主色，边框太粗也可缩窄。至于所谓科技感，就是在实拍的画面上加上蓝色网状、光子、粒子特效，营造出一种万物互联的炫酷感觉。但“不大气”就是一个需要结合段落语境来解决的问题了。比如在第一段，当台词内容是高举党的旗帜、感谢集团公司指导以及回忆历任领导班子的坚强带领时，把模板做出“没有模板感”（即没有明确边框）就是大气；但到了第二段，回忆公司业务发展历程时，带有明显边框的模板又无伤大雅。
就这样，片子改到第三版，玉珍姐大体满意，将内容呈给部门领导严总看。由于时间紧张，再加之担心严总无限制地提要求影响进度，玉珍姐向严总建议，请公司级分管副总一同审阅，严总接受了。
审片现场果然不出玉珍姐所料，提建议以公司副总经理——严总的直属领导为主。但等公司副总经理离场后，严总终于还是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些要求堪称朴素，但又最为麻烦。他要求我们做片子的目的非常纯粹，就是让领导高兴。如何让领导高兴？严总的理解更加简单：多放领导照片。
“把领导单人的照片放上几张”指的是多放公司一把手、二把手及我们部门分管领导的照片。有些公司领导照片的处理则微妙几分。比如分管市场部的副总，据亲身为这两位领导写过某项工作汇报材料的市场部同事说，这位领导与一把手的工作思路常有出入，他的照片既不能放的多，也不能不放。
反复多看两遍片子，严总突然又出声：“书记的照片怎么才一张？也再多放几张！”书记是从外省调来的领导，她的照片再多一些，也不影响其他领导的看法。
一句旁白能对应的照片数量是有限度的，如果增加太多张照片，画面就会因图片闪现过快令人眩晕。而领导的照片要出现，也需要符合语境，否则谄媚的意图就体现的太露骨。玉珍姐是文秘出身的领导，对叙事的整体性有追求，她似嗔怪似玩笑地说道：“哎呀严总！不能那么放！我们这个片子是为了公司整体25周年，又不是领导宣传片，放多了我就怕不合适！”
严总与玉珍姐二人早就共事过，他们自有一套相处模式，听到这番反对，严总也不恼，只是把脸转到一边：“哼。啥不合适，你就是政治站位不够。”
玉珍姐哈哈大笑，“哎呦严总，你又批评我！我们早就知道您的要求，你看这每个领导年轻的、现在的照片都放了！结果还说我站位不够呢！”说着她含笑看向我，似乎要寻求某种认同，我便也赶紧赔笑。
然而玉珍姐的劝阻终究没起什么作用，“加照片”成了严总贯穿始终的修改要求，直到大会召开头一天晚上九点，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布置会场，我在试片子调适设备，他独自一人双手抱胸，赌气似的坐在一边，要求我“再加两张一把手照片”。
在一轮轮追加的、逢迎力度再大一点的修改要求中，审美是最先需要被抛弃的东西，它不会让我获得认可，反而成了让领导觉得“你不够聪明”的累赘。
大会前一天下午，严总突然说片尾“不够大气”，我不得不到广告公司和剪辑师一起挑选模板。模板库翻过近十页，有一款模板吸引了我：深蓝的天空、巍峨的雪山、急促铿锵仿佛下一秒我军就要开拔前线的BGM，以及伴着“轰隆”音效如同炸弹一般向画面正中心袭来的字幕，我一拍大腿，就用这个！
剪辑师蹙起眉头，嘴角向下撇着，眼睛不看我：啊？这行吗？这风格完全搭不上啊，这肯定过不了。而且人家这个效果好看是因为字少，你们这么多字，折行了也不好看啊……
我读书时做过广告实习，那一瞬间我仿佛从剪辑师脸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诚如他所言，片子上一段讲的还是公司如何关爱员工，大家如何一同携手向未来，下一段就进入激昂战斗的音乐画面，两种氛围完全无法融洽衔接。但在原脚本中，片子本来在员工关爱与“携手向未来”之后就该结束。无论是战斗风格的特效，还是这个特效所要承载的喊口号表决心台词内容，都诞生自领导意愿。既然如此，领导的标准就是这一段的标准，字幕一定要大，出字幕一定要加上哐哐的特效凸显力度，至于折不折行、有没有排版根本不重要。
我笃定地告诉他：就选这个，肯定能过。
果不其然，不到十分钟，玉珍姐发来消息：“严总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紧接着她又追加一句：“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也用上。”
我长舒一口气，同时意识到，揣摩领导意图、迎合领导心意，这些我以为自己永远学不会也不愿意学的东西，自己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全部执行了起来。片子终于定稿已经是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给朋友发去消息：“我的片子终于做完了。”
朋友：“哇怎么样，给我看看！”
“不可能给你看的，这东西不能给我任何一个朋友看，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
第二天，我负责会场拍摄，这项工作考验一个人如何能把自己存在感降到最低但又不至于偷感太重。但我没想到还有意料之外的任务。拍摄到一半，本来负责给公司一把手翻PPT的小利姐，突然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旁侧，不伦不类地举起手机。
现在称呼小利主任或许更加合适，不久前，她刚刚从我的同事升级成了科室三级副经理——公司最低级别的领导。对应公务员体系，类似办公室主任。
我莫名其妙，但没当回事，继续自己的拍摄。等我拍摄到主席台旁边，小利主任招呼住我，向我传达严总意思：去拍显示各分会场实时画面的电视屏，会后要抽查他们的会场纪律。
我觉得搞笑，但还是听令行事。分会场几乎每个人都没有听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每天都开会，当然什么会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在高层看来这就是不严肃会风会纪。
地市分会场都是通过视频接入大会现场，要看分会场，只能拍电子屏幕。屏幕设在领导主席台对面，我便在主席台旁找了个角落。拍了一分钟，一回头小利主任又招呼我，再次向我传达：去拍我们现在的会场。
她边说边划拉手机，我瞥到严总发给她的几条消息：
笨。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弓着身子拍。
别被人注意。
“像专业记者那样”，耻辱感瞬间涌上我心头，我想到这些满脑子只知道向上负责、只有形式主义的国企领导对“专业记者”的定义，想着自己如今做着不伦不类的工作，在写企业软文里找一种“从事文字工作”的欺骗感，把一些注水项目说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地群众需求。我笨拙又疲惫地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相互监视的、形式主义的工作驱赶着，一边想，人耐受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的精神好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白纸，越来越软烂、越来越毛边，只靠纸浆的纤维维持着大概整体。
我不想做了。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成这一个想法。我站直身体，目不斜视，大步流星经过大大小小的领导，从会场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莹莹姐正坐在那里。我对她说，严总让拍会场纪律，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啥意思，要不你去拍一下吧莹莹姐。
莹莹姐没有提问也没有拒绝，她笑眯眯地接过我手里的相机，语气温和地回应：他又搞啥呢嘛，行呢我去看看。
我在最后一排坐下，看着科室同事们围绕着这个会场忙碌，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思绪飘到很远。小利主任仍在主席台左侧的小桌子边为领导翻PPT。她几乎和谁都能以一种“自己人”的姿态聊起天来。那种“自己人”的表现方式是很统一的：对方或许因为等领导、或者工作需要而来到她的工位旁，两人先是语调正常地寒暄抱怨两句最近的工作，随后，声音猛地低下去，像小鱼潜入了水面之下，潜行一段之后又若无其事地露出水面，回归正常音量，话题已经是新的一个了。
平日里在走廊或者门口与她迎面碰上时，她的笑几乎像龇牙咧嘴。嘴巴平平拉开，嘴唇吊起来，苹果肌跟着上移，将两只眼睛挤成眯缝状态。我想起某个早上，严总来到我们办公室布置工作，提到她时说道，小利，马上你身份就变了，说话做事更要注意知道不知道？
我坐在小利主任身后，听到这话恍惚间还以为是后宫里哪位妃子新晋了位份，抬头去看，只见她探着颈，微微低着头，下巴往里收着，好像是有无形的重物压在她的颈背上，嘴角抿出一个笑。
大概是因为“身份变了”，那段时间她也格外热衷教我一些职场生存之道，比如如果有人要突破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给对方制造难度，让对方知道想要从我这里突破没那么顺畅。再比如和玉珍姐沟通做半年工作会PPT时，我不应该说“今年做的简单一点”，因为玉珍姐并不知道我去年做片子的“颗粒度”，在玉珍姐听起来这话就仿佛我在怠慢工作，当然也是怠慢新到综合部的领导本人。
一开始我充满感激地接受了，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识别出她“调教”我的意图。十一点，我从街边影印店打印完明天要用的会议资料，看到严总在群里发通知要求大家第二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这条消息对我、甚至是我的科室没有意义，我们只可能比领导要求的时间到的更早。我因此没有回复“收到”。然而第二天醒来，我看到小利主任消息，她截图了那条通知，说“这种时候，还得整整齐齐到位哈”。她也是当晚我们科室内唯一回复的同事。
我想起她对我说“让领导欠你东西是件好事”，想到她生病后宁愿午休时在工位睡觉到三点也不肯请假回家休息。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除了作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姿态以外，达不成任何实际性目的，是完全没必要的苦情。而她竟然还想把那些我觉得不屑的做事方法灌输给我。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必须让她知道我不是对一切照单全收的傻白甜。我没回复这条消息。
而就像这场大会中给领导翻PPT一样，综合部的秘书好像永远伴在领导旁侧某个边角位置上，低眉敛目，随时接应，或者准备随时消失，像古代侍立皇帝身侧的太监。无论是否属于综合部的职责范围，公司领导只要有需要，就会推门进来要东西。当然，他们也会对科室有所表示。比如小长假前，公司二把手曾突然走进办公室让我们提前几小时放假；公司举办美食节活动时，领导们为了体现“关爱员工”要挨桌向员工敬酒（员工喝的都是饮料），到我们科室这一桌，二把手总会说，哎呦这几位可是要好好敬一敬。
然而实际上，无论领导如何口头肯定，人员的配置和奖金的分配才真正体现出一个部门的重要性。部门奖金等级评定，综合部永远是最低一级，文秘室也无法在绩效考评中多拥有几个评A的名额。没有人会在表面表达对综合部的蔑视，但私下里，某位市场条线下属单位的三级经理，在得知我以校招生身份进入综合部后，不屑地向他的下属说：年纪轻轻就去综合部这种养老部门，没出息。与此同时，作为不直接产出经营效益的部门，综合部长期人手紧缺，最严重时，一位领导带着两个同事完成三个岗位的日常工作、检查考核和办会要求。
所有新的、旧的事情一齐涌上心头，看着莹莹姐得体地逡巡拍摄会场纪律，看着小利主任继续端坐在主席台一侧翻片子，看着玉珍姐站在会场中段的侧边位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锁定主席台，仿佛机警的犬类一样一边凝神谛听一边准备随时响应领导需求，我的精神逐渐飘离了会场，漫无目的地思索着：
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用尽手段在领导面前表现，实际上是像个胀气的河豚吞下所有的不合理要求，日复一日做着没有任何价值的片子、写着注水的企业软广、永远“稳中向好、一片大好”的材料，在春来秋去里到了三十、四十、五十岁。浪费了仅有一次的人生？深谙职场智慧的小利主任又得到了什么呢？如今终于在一个总共五人的科室里做副经理吗？更别提其中玉珍姐明明与她同期入职，但级别还高出她一级。
我看着她们的样子，想着，如果我努力的终点也不过是这些东西，那这种努力真的毫无必要。
和我萧条的心境相比，公司25周年纪念活动可谓鲜花着锦。公司食堂、物业、后勤都在综合部管辖范围之内，为了庆祝25周年，新闻文秘室负责做片子，这是会场内的工作，而服务支撑室则要在公司食堂切蛋糕、大摆火锅宴，这是会场外的排面。食堂设在二楼，员工先到，随后公司领导班子露面，在二楼正厅入口处为大家切二十五周年纪念蛋糕。
我仍要为领导拍照，这是我见过公司领导笑得最开怀的一次，也是我在公司两年最出片的一次。返图之后，严总看到照片，竟然满意到在支部拍纪念照时专门逡巡到我身边来。
他清一清嗓子，偏过头来低声问我，照片是你拍的？我点头应是。严总点点头，皱着眉放着脸，眼神不看我，说，拍得好，继续努力。说完这句话后便快步走进部门其他员工中间去。
这是严总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如果我是一个有野心在这家公司继续往上爬的人，那也可以将25周年庆的胜利理解成自己的大获全胜。公司领导对我牵头做的片子非常满意，当天下午便叮嘱要将片子给全省每个公司都传达到，玉珍姐在我身旁挨个给各地市领导打电话传达一把手的意思。而当时我正赶着剪辑25周年庆现场纪念视频。还没剪完，人力资源部为公司员工发放的1000元25周年感谢金又到账了，小利主任说是因为我的片子。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得起那纪念片，但那一刻我还是选择相信这种说法：我司共计在职员工2700名，无论如何，我是为广大员工累计创造了270万收益的女人。
当天晚上九点多，我终于结束了视频剪辑工作，与玉珍姐同乘一部电梯下楼。电梯里，她对我大加夸赞：小赵这次真的辛苦了！主要是这次的片子不仅是领导满意，主要是好多公司的老员工看了都特别感动，都给我发消息，你看，咱们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只要工作做到位，大家都能感觉到用心！你还这么年轻，你好好干，这在以后都是沉淀。
我心不在焉地附和她，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单里有一项是“加班申请”，但大概从没有人提过这个工单。法务部与我同期入职的同事曾提过一次，结果是被他的部门总经理单独叫进办公室训斥：可以调休，但别让加班申请“这个东西”再出现在她眼前。
我自然没有勇气给领导提加班申请，但为了制作这支宣传片，我已经连续两个周末没有休息，也很少按时下班。要提调休，就要趁现在。眼看着电梯已经到了七楼附近，我终于顾不得再拖拖拉拉，在接完玉珍姐的话茬之后赶紧跟上一句：对了玉珍姐，我下周能不能调休一下。
玉珍姐的溢美之词刚刚结束，听闻这句话之后，笑容仿佛踩了急刹车却依然撞上前车屁股一般，来不及收回，和错愕的情绪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嘴角还在上扬，但眼中笑意已经退去、眉头皱起的复杂表情：啊？呃，可以啊，你想调几天？
三天吧。我看着她的表情，最终说出这个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