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影像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1989年北京长安街上，那位孤身挡在坦克前的青年——“坦克人”。他没有名字，却成了反抗极权、守护尊严的象征。三十多年后，在文艺界，又出现了一位新的“坦克人”，她就是国际知名华人作家严歌苓。
从文学巨星到“被消失”
严歌苓是华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多部作品如《金陵十三钗》《扶桑》《陆犯焉识》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得国际赞誉。然而，2020年，她因一篇批评中共隐瞒疫情的文章，瞬间被北京封杀。这位昔日的“座上宾”，在一夜之间成了“异见者”。
她的小说被出版社强行下架，作品改编权利被剥夺，甚至连名字都被抹去。在中共的审查体制下，严歌苓成了“不可提及”的存在。然而，她没有选择沉默。
《一秒钟》事件 一场文学署名的战争
2021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在海外上映。这部作品公认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却在中共压力下，删除了她的名字。署名权，本是最基本的作者权利，却被“审查”取代。
面对这种赤裸的强权，她与丈夫王乐仁并未退缩。两人在德国柏林电影院门口举行抗议，并聘请律师，在德国、法国、美国发起法律行动。他们公开发声，写信给各大发行公司，要求在海报和预告片上标注“根据严歌苓作品改编”。
这场维权行动耗费巨大金钱与精力，电影界多数人选择沉默，仅有少数影院响应。甚至有制片人威胁她“如果继续行动，就会向中国电影局举报”。这样的威胁，本质上就是国家暴力的延伸。王乐仁说，这让他想起“坦克人”的画面：一个人对抗一整个体制。严歌苓，成了文艺界的坦克人。
出版自由 从被禁到自立
被中国出版社封杀后，严歌苓与王乐仁另辟蹊径，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她的新作《米拉蒂》通过亚马逊发行，真正意义上突破了中共的出版审查。
这不仅是严歌苓的个人突围，也为其他被禁声的作家提供了一条道路。王乐仁透露，已有其他遭封杀的作者，将作品交到他们出版社，希望能“重获自由”。
在中共铁幕下，文字常被焚毁，思想被抹杀。但严歌苓用行动证明：只要勇于突破，就能在自由的世界找到出口。
中共的恐惧与个体的勇气
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是武器，而是思想。因为思想一旦突破审查，就能点燃更多人的觉醒。严歌苓选择站出来，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文学尊严、为知识产权，更是为真相与自由。
她的抗争，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大陆，法律沦为政权工具，文学与艺术沦为政治附庸；只有走出国界，才能凭借真正的法律制度捍卫权利。
文艺界的坦克人
有人或许会问：这样的抗争值得吗？王乐仁的回答是——“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就是坐在那里被欺负。”
严歌苓的形象，正如当年的坦克人：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但仍选择不退后。这是一种道德的勇气，一种文人的责任。
今天的中国，言论审查日益严厉，自由空间急速收缩。但正因如此，每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人，才更显珍贵。
严歌苓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文学，也能成为对抗极权的武器；即使是作家，也能成为时代的坦克人。
张艺谋路焉识？
严歌苓有小说《陆犯焉识》，写的是一位知识份子因为政治环境而成为“囚徒”，最终命运被时代碾压。而张艺谋，原本也曾是带有叛逆色彩的导演，早年《红高粱》《活着》《一个都不能少》展现了对人性、苦难与时代的深刻观察，但在后期特别是进入2000年后，却一步步走上“政治正确”的道路，成为体制的御用艺术家。
如果用“路焉识？”来对比：严歌苓选择了“不妥协”的路。她明知公开批评中共必然遭封杀，但仍坚持说真话，并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出版管道。她成了“文艺界的坦克人”，以孤身之力对抗整个体制。
张艺谋则选择了“妥协”的路。他在中共审查下接受修改、删名，甚至为了过审而加入“虚假的大团圆结局”。他从艺术家转变为服务权力的文化符号，虽然仍享有巨大的名声与资源，但其作品的灵魂逐渐流失。
因此，严歌苓与张艺谋的对比，本质上是中国知识份子与文艺工作者的“路口抉择”：是做《陆犯焉识》里那个明知会受难却坚守良知的人，还是成为“体制需要的艺术家”，换取生存与荣耀？
张艺谋：路焉识？——这不仅是对张艺谋的提问，更是对所有中国文艺界人士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