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油照相馆门前（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fuyin ）
【看中国2025年8月7日讯】【按：昨天侃《南京照相馆》，我说“掀起刺刀对外的“仇日”，大概率是境内压力大于境外，需要“往外疏导”，果然网上频传“江油照相馆”，不知所以，原来‘网络流传一段片段，四川江油市一名14岁女生，被另外三名学生带到废弃建筑，被迫脱衣辱骂、掌掴、殴打，引发广泛关注，片段中欺凌者声称自己曾多次出入警局，完全不担心对方报警⋯⋯’，此突发事件，显示两造征兆：1、幅员广大的中国已接近“星火燎原”，过去“抗争原子化”的状态已近尾声；2、体制应对的粗糙化，无论是傲慢还是疲软，平息“民乱”捉襟见肘，如“运猪车”一例。“霸凌”现象，终于从角落里跃为社会大观，背后有极为丰富中国“盛世”内涵，涉及贫富崩裂、钱权沆瀣、女性囚笼、儿童炼狱、民如蝼蚁等等多层次、多方位、多阶级、多涵义话语，我稍微梳理一番脸书旧闻，便找到杨改兰、毕节四孩、武汉某医院尸袋、李思怡，以及上亿的溺婴，和上千万的蝼蚁……。】
到昨日，江油公安局发通报，指被欺凌的女生“伤势轻微”，而三名欺凌者按程序送去专门学校“矫治教育”和“批评教育”。’
江油公安发通报后，其低调处理引发公愤，网上流传受害人长期被欺凌，家人曾报警但未获正面回应，曾有人传言欺凌者是“当官的孩子”所以被包庇，触发大批民众昨夜上街到市政府大楼外抗议。
到凌晨约三时，大批特警出动武力清场，网上片段显示，多名示威者被特警殴打后带走，警方亦有动用辣椒水清场。到今日日间，江油市仍有大批警察在街上部署，亦有片段显示，有示威者被押上送走。
2022年1月4日——
兀见网上一视频，武汉某医院急诊室，地上铺一尸袋，先摆上一个小孩，接着又在两侧各摆一个，一袋三孩，真是惨绝人寰！中国盛世，转眼就成了人间地狱。
大瘟疫也终于出现弃婴，他出现在一家医院，署名“英”、“帆”的一对小夫妻，遗弃了这个婴儿。孩子包袱上有一张纸条写道：“我们夫妇俩因生活所迫，现真的无力抚养，生他已把仅有的积蓄用光，如今我俩走投无路没身无分文……”
这些孩子都令人想起甘肃农妇杨改兰砍死自己的四个孩子，即使不在瘟疫世道，中国的“留守儿童”的悲惨，也毫不逊色。2015年在贵州毕节，有四个孩子在家喝农药自杀了，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贵州毕节这个地方，近年已有多起惨案：2012年11月5个小男孩在寒流来袭的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大13岁、最小9岁；2013年12月毕节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4年4月，毕节当地传出12名小女生被教师强暴，年龄最小才8岁……这些被闷死、撞死、奸污、自杀的孩子们，只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没在身边，离家打工去了，而残害他们的其实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体制。
然而网络上外溢着更浓厚的，是人间地狱中的善良和人性。艾晓明进武汉照料临终的老父亲，封城后她安安静静的收拾、告别，最后父亲走了，遗体由殡仪馆接走火化，但是她困惑“最后我拿到的是不是我父亲的骨灰”，截至2月16日晚间12点，中国官方公布的境内确诊人数70,548人，死亡1,770例，她父亲是在那之外无法确诊、没有收治的庞大黑数之一。艾晓明写道：
‘就算我们所居之城已经是一艘铁达尼号，然而在那艘船上，也有乐队相伴，有互助礼让，有爱的永别。我想做的，只是在这段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保守住自己的人性。’
还有一位作家方方，用她的日记，为这座封城向世界打开一扇窗。李文亮死后，她称“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她也对网络审查直言抨击：
‘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在微博上有三百万粉丝，一天有数千万的阅读量，也让她有恐惧感，一度想停笔，但是，‘一个留言说，方方日记是他们在压抑和焦虑中的“呼吸阀”。大意如此。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又让我觉得自己继续记录的意义所在。’她一直独自待在家里，只有一只16岁的爱犬陪伴她。这只狗四月份也死了。
武汉传出来的一言一语，比瘟疫、死讯、焚尸、视频、照片、呼叫等等，都还要惊骇，中国怎么会缺少关于“苦难”的语言？而且越是普通人讲得越透彻，说它来自奥斯维辛，我会相信：
——你在我哭过的每一滴眼泪里，你在我呼吸的每一口氧气里，你会存在于我之后所有剩下日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手心里，眼底里，心尖上……我会听你的话，要一个孩子，请你投胎转世做我的女儿，我用余生继续爱你……
——爸爸，我把你也弄丢了，你去找妈妈，然后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有人只是度个假，却被逼在他乡流浪；有人只是探个亲，却永远留在了故乡；有人失去双亲，成了孤儿；有人失去生命，成了英雄……
——她紧紧的抱着娃哭了，我一个男人坐在车上也哭了。也许这是她今天唯一的一单生意……
——我的丈夫抚摸着我的泪水，一次次低声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发……
——有一个坐看死去的人，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怎样看到了他。他坐在那里，已经死了，连数字都不是……。
（选自法广网桑雨《人道灾难中的大国小民》）
2021年7月27日——
昨天郑州地铁外，有一位父亲坐着，旁边牌子写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引来艾晓明常见的隽永语言：
“爸爸自己的饭盒落在车筐
妞妞的饭盒挂在车把手
妞妞的饭盒这么饱满
这么稳稳当当地挂着
你吃饱啊饱饱地走向你的下一生
不要回头再看”
还记得歌手周云蓬的一首《中国孩子》吗：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
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大火，288名孩子丧生。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沙兰镇洪水，88名小学生丧生。
2003年6月10日，四川成都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被活活地饿死在家中。
“救救孩子”白喊了一百年
灾难中最可怜的就是儿童，但是中国的制度杀儿童更为惊人——中国令世界震惊的溺婴风俗，只溺女婴，是“一胎化”国策下个人选择，杀人的选择，这个数字据说高达四亿。
鲁迅在“五四”时代喊过一声“救救孩子”。晚清有“弃婴塔”，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民间常常把刚出生的女婴，扔进此塔，不管是健康、残疾、是活是死，扔进去的都活不了。堆积的女婴尸体，会有人来清理。直到西洋教会建育婴堂，在大门上开个抽屉口，任弃婴者将婴孩放入，由教会养育，由此弃婴塔才消失，上海至今还有一条马路叫育婴堂路——到今天在西方又延续成“领养”。我举此例，说西洋教会积德不是重点，而是说中国传统虽鄙陋，至少还有“弃婴塔”，进入现代之后毋宁更异常的残酷。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涂写在无数村庄泥墙上的这些标语，显示了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政府宣称，“一胎化”政策减少了4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4亿婴儿。
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中国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两个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经将总和生育率从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一家生两个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是2.47，说明这个政策完全无效。而且，这个政策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现代中国最严重的、动摇国本的战略失误。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更荒谬。撰写《独生》一书的美籍华裔作家方凤美指出，中国厉行一胎化，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4倍达1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竟是军方科学家。她写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这个荒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发指。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宫内节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进行了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计生暴行和民众血泪，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
中共首脑将活人当作死的数字拨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泽东狂想“大跃进”、“人均亩产万斤”，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次是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比晚清的“婴儿塔”还倒退吗？1918年鲁迅喊了一腔“救救孩子”，是不是白喊了一百年？
中国膨胀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存底第一、富豪多得叫外面乍舌，但是国人高中毕业的比率，低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农村孩子只有37%走进过高中校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穷三十三年之精力，做中国农村田野调查，他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儿童智力低下，有三大杀手：
1、他们至今只吃得上米饭、面条、馒头，肉类、水果、新鲜蔬菜稀缺，他建议中国政府给农村儿童提供维生素，那是最快最安全的铁元素和矿物质提供之途；
2、农村儿童27%贫血，体质虚弱而导致认知能力下降，不能集中精力，还有25%近视眼，看不见黑板；33%肚里有蛔虫，妨碍发育；
3、农村文化贫乏，没有足够刺激婴幼儿的事务，这使得他们跟城市儿童相比，不仅从娘胎里就吃亏，出生之后直到四岁，智商都低于城市，输在起跑线上，儿童在三岁，脑子已经定型。种庄稼、上工厂流水线，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未来科技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更苛刻，对中国而言，这不仅失去了先机，也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
蝼蚁
〇八年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盛世马上开始逆转，股市跌到1900点以下，楼市下跌潮也从广东传到了北京、上海；珠三角、长三角、山东等地的企业开始大面积倒闭、减产、裁员，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工人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在经济衰退、失业、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民众心中积压的不满情绪，稍遇火星就爆发冲突，遍地干柴烈火。
接下来〇九年，又到了逢九的年份——59（大饥荒）、69（文革）、79（九一三）、89（六四）、99（法轮功），“中国逢九必乱”这类谶纬式的东西，连西方人也相信起来，〇八年美国专栏作家吉姆．曼恩（Jim Mann），在洛杉矶时报他的专栏里就说，翻开中国大陆的近代史，“逢九必衰”是一句口耳相传的谶语，其并非迷信，蕴含着“其来有自”的道理。
中国农民工大约有两亿三千万，正是“全球化”获取丰厚利润之最低端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血汗结晶，便是“中国起飞”之大规模基础建设、城镇化和“世界工厂”。全球经济萎缩，处于产业链下端的中国，大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关闭、破产或停产情况，万千农民工失去工作，工资拖欠，踏上返乡之路。此情形颇与晚清相似，太平天国的肇始，即在鸦片战争十年之后，因通商口岸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道，大量的挑夫失业，与被遣散的乡勇合流，落草为寇，而邻省广西的民间秘密结社的三合会，早已在社会破败之中复燃，由此结合便产生了爆炸性。但是当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最大的不同，是朝廷民间的强弱在霄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却正在国力极强盛的时期，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很有效率。
2011年6月10晚，广州市以东的新塘镇，爆发民工暴动事件，逾万在穗四川民工增援新塘，捣毁店铺、焚烧警车、袭击派出所，以致本地人纷纷武装自卫，而当局则出动装甲车和数万武警弹压，封锁107国道。民间政论家笑蜀说：
‘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即本就没有为他们在城市社会预留一席之地。’
2017年底北京大兴新建二村发生火灾，烧死19个农民工，而北京市当局借此理由，展开一场驱赶“低端人口”的大清理，在零下四度的寒冬，三天内赶走两百万人。有一篇《北京，你真的太残忍！》如此控诉：
‘要不是当年这些“低端人口”的父辈、祖辈，为你们上代人舍死忘生地去打天下、争江山，献青春，献儿孙，去充当“人海战术”祭坛上的生灵，你们能有今天的锦衣玉食，高官厚禄吗？要不是这些“低端人口”忍受着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乃至无人权）的状态，食粗粝之食，衣牛马之衣，睡工地，住工棚，任烈阳、低温的折磨，在安全措施十分欠缺的情况下，拼了命地去干，你们的座座摩天高楼能拔地而起吗？你们的“鸟巢”，“水立方”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先生赠送给你们的吗？要不是这些“低端人口”成天不怕脏，不怕臭，不怕苦，拿最少的銭，干最苦、最脏、最累的事，你们那北京要不了一个月就会垃圾如山，臭水满地，你们还有脸去外国人面前吹嘘夸耀什么“美丽的首都”，“美丽的中国”吗？’
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还有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号称九十万北京“蚁族”中的靳凡，2007年本科毕业后来北京闯荡，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网站，他住在南五环月租270元的小平房，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电磁炉，冬天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暖气，洗菜、洗衣服都要去外面；每天上班都要先坐快速公交再转地铁，晚上经常能在地铁上睡过站。海淀区有个最边缘的村子叫唐家岭，本村居民只有三千人，却涌进来四五万“蚁族”。中国每年大学生毕业在六七百万之间，社会无法消化，使之成为软弱无助的个体，游弋在求职、低薪、失业、城乡之间；也有研究认为，“蚁族”其实就是“穷二代”，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农村或县级市，他们怀抱强烈“翻身”欲念在城市挣扎，岂肯返乡？
这些“蚁族”，又大多是苟活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金融蚂蚁，2015年中国估计有三千多家“P2P”，涉及金额数以千亿，却常常平台暴雷，被挤兑倒闭，制造大量金融难民，2018年秋杭州p2p受害者王倩留下遗书说“三观全毁”，上吊自杀。
这则新闻叫我在脸书上感慨：
岁月静好死掉了
倘要觅一句囊括三十年、又令朝野均肯收单的话语，
大概非此句莫属：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曾是岁月的一句娇嗔。
三十年盛世，恍然只是岁月静好的一扭腰肢。
岁月静好是草民微薄的愿景，而公仆的服务费用已经是一亿元起步。（注）
岁月虽然静好，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静好”话语的宠爱族群，是如今的九零后和零零后，
体制太乐意塞给民间一个免费的岁月静好，
而民间也不会拒绝一个镜月水花的岁月静好；
岁月太静好，杭州p2p受害者把自己挂在了树梢，
而阿姑村的杨改兰，毫无“静好”之感，才下手杀掉四孩再自尽；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是我们唬弄了岁月，还是岁月忽悠了我们？
老辣的胡兰成，以一句岁月静好收拢张爱玲；
一个油腻中男留下的颇耐岁月的鸡汤话语。
（注：贪污一亿元者：河北一贫困县委书记、一水利官员；湛江市教育局长、医院院长、能源局长；天津市公安局长；杭州市房管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