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长城防火墙（图片来源：推特）
【看中国2025年7月26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综合报导）近年来，随着中国网络环境的日益严格，中共对信息和舆论的控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长城防火墙作为中共网络审查的核心工具，常被视为中共洗脑机制的象征。自媒体大V多伦多方脸指出，防火长城仅是中共庞大洗脑网络的一部分，真正的操控由三个层级构成，形成无孔不入的舆论控制系统。
防火墙：洗脑网络的显性屏障
多伦多方脸强调，长城防火墙是中共洗脑网络的显性工具，通过封锁海外网站和过滤敏感信息，限制民众获取真相的渠道。例如，六四事件、新疆人权问题等话题在中国境内的网络上几乎无法公开讨论。根据维基百科，防火长城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导，自2014年起由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负责执行，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信息管控机制。
自媒体人江峰在其《江峰时刻》节目中也多次提到防火长城的角色。他指出，中共通过网络审查和封锁，阻断民众接触真相的途径，特别是在涉及国际事件时，防火长城被用来塑造单一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针对美国或日本的负面宣传。江峰认为，防火长城不仅是技术屏障，更是中共“大外宣”策略的一部分，通过限制信息流动，让国内民众只能接收官方筛选过的内容，从而强化洗脑效果。
有推友称防火长城“蒙住老百姓的眼睛，捂住老百姓的耳朵”，让中共得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掩盖暴行并阻断民众的求救声音。这些观点与多伦多方脸一致，强调防火长城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政治压迫的利器，旨在塑造单一的意识形态。
三级洗脑网络的运作机制
多伦多方脸将中共的洗脑网络分为三个层级：官方渠道、自媒体渠道和底层防控。
- 官方渠道：权威定调与断章取义
官方渠道是洗脑网络的顶层，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共发言部门以及教科书等由中共直接掌控的资源。多伦多方脸指出，这些渠道拥有对事件的“定义权”，能够通过通稿和官方通告为重大事件定下基调。例如，在天水事件或黄洋田田事件中，官方通告往往成为最终结论，引导公众认知。
他以2025年7月7日新华网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导为例，说明官方如何通过断章取义煽动民族情绪。该报导引用日本令和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称其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但多伦多方脸查证发现，该教科书在日本公立学校的采用率为零，仅有78本销量，且多为私立学校或捐赠用途。相比之下，市场占有率达50%的东京书籍出版社和25%的帝国书院出版社的教科书明确承认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中的侵略行为。新华网通过选择性引用，制造了日本普遍否认历史的假象，意在激发反日情绪。
江峰曾提到，中共通过官方媒体和教育系统进行“全方位系统工程”的洗脑，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课程都渗透了党的意识形态。他特别指出，中共对历史的篡改（如对法轮功的污蔑）是洗脑的重要手段，通过断章取义和谎言编织，让民众难以查证真相，只能接受官方说法。也有评论指出，中共在X平台上利用人工智能舆情监控系统，对网络内容进行全天候分析，甚至点赞和转发行为也被追踪，进一步巩固了官方渠道的引导力。
- 自媒体渠道：隐性宣传与分级镇压
洗脑网络的第二层是自媒体渠道，包括半官方KOL（如胡锡进、张维为）、低俗造谣者（如“磊哥”）以及看似与政治无关的内容创作者。多伦多方脸将这些KOL分为“事业编”（半官方）、“劳务派遣”（低俗造谣者）和隐性宣传者三类。半官方KOL拥有政府资源，能提前把握政策风向；低俗造谣者则通过激烈言论满足中共对外造谣的需求。
更隐蔽的是那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自媒体人，例如美妆、游戏或汽车博主。多伦多方脸分享其在国内从事直播行业的经历，透露网信办会要求平台筛选“忠诚度高”的博主，穿插爱国或反外内容，如诋毁外国品牌或喊“杀光小日本”口号。这些博主因流量扶持和言论豁免而配合宣传，形成“防不胜防”的隐性洗脑。
江峰在节目中曾提到，中共通过专业媒体团队在海外进行“大外宣”，利用看似独立的时事评论节目（如部分自媒体频道）传播亲共观点。他指出，这些节目通过专业制作和引经据典的表达方式，吸引观众信任，进而进行“温水煮青蛙”式的洗脑。然而，需谨慎看待江峰的观点，因其背景曾被质疑与中共有关，但其对大外宣策略的描述与多伦多方脸的分析相呼应，特别是中共如何利用自媒体进行隐性宣传。
在海外，中共通过“分级镇压”影响自媒体生态。多伦多方脸提到，自己因坚定反共而收到死亡威胁，甚至父母被骚扰，而改良派博主则因立场温和而相对安全。他认为，中共通过选择性打压，刻意让改良派声量盖过反共派，间接塑造更温和的舆论环境。也有推友提到，中共利用AI和数万网警进行深度监控，甚至追踪海外用户的历史聊天记录，显示其对海外舆论的长臂管辖。
- 底层防控：制造孤独感
洗脑网络的第三层是底层防控，即对普通网民的言论审查。多伦多方脸认为，中共通过人工和AI审查（例如抖音、字节跳动的2万名审查员）限制言论自由，塑造一种“孤独感”。当用户的评论被删除或限流，会感到自己的观点是少数，从而产生从众心理或自我怀疑。
他以疫情期间的经历为例：2020年武汉封城初期，微信群充斥反对声音，但两年后，许多朋友因网络氛围的改变而选择性遗忘，甚至开始正面评价防疫政策。这种孤独感让人要么“岁月静好”，要么动摇信念成为“小粉红”，要么对中国现状绝望，认为“中国人没救”。多伦多方脸认为，这种心理操控是中共洗脑网络的核心，旨在防止民众发现彼此的共鸣，从而避免集体反对。
江峰表示，中共的洗脑教育从幼儿园开始，通过“红军小学”等机构灌输党文化，让年轻一代从小接受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他认为，这种长期教育使得民众在面对审查时更容易屈服，因为他们已被训练成“听党的话的驯服工具”。@CPAJim2021在X上也指出，中共通过审查和封锁，刻意制造信息孤岛，让民众感到孤立无援，从而放弃反抗。
破解洗脑网络的可能
多伦多方脸认为，随着经济下行和天水事件、黄洋田田事件等社会问题的暴露，中共的舆论控制开始出现裂痕。网民通过“阴阳怪气”等方式绕过审查，嘲讽声音逐渐超越小粉红的评论。他呼吁民众参与“自由漫步”项目，通过分享身边的自由瞬间，消除孤独感，凝聚反对力量。
江峰认为，翻墙软件的普及让越来越多民众接触到真相，从而退出中共组织。他引用民众声明，如“自从翻墙后，了解了真正的历史，下定决心退团”，显示防火长城的封锁正在被突破。@醒善在X上也表示，翻墙让他看到了中共的“假恶斗”，认识到“没有中共恶党，才能有中国的民主”。
随着真相的传播和民众觉醒，中共洗脑系统正逐渐失去效力。未来，随着更多人突破防火长城，寻找真相，这个网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