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无论张、杨还是蒋都是输家，唯有中共成了唯一的“赢家”。（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193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私下对张学良有个评价：“胆大而怕死，狡狯而糊涂，不可以道理喻也。”西安事变因斯大林需要蒋介石来对付日本人，蒋才得以脱险，不仅张学良、杨虎城两个主角此后的命运已注定，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解也由此开启，虽然当时毫无迹象，但仅仅12年蒋就被迫离开故土，永无归期。
不能不说，西安事变，无论张、杨还是蒋都是输家，唯有中共成了唯一的“赢家”，其关键就是蒋在西安脱险之后的抚共决策，几乎一念就决定了未来的变局。历史常有出人意料之处，常常不是一个人凭一己之智所能事先料定。蒋如知后事如此，绝不会做出这一样的决定。
是年1月5日，蒋研究对共党方针，认为：“应与共党以出路，而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须令其严守范围。”1月30日，又说：“故对于共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后裔，则于其穷无归时而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了。”2月1日，他反省上个月的事，说：“陕甘问题，尚未能和平解决；然逆匪内部涣散，同床异梦，共党虽从中操纵作梗，亦不敢明目张胆，而且中央对共已有相当示意，忽使其失望，料彼亦终于屈服也。”2月13日，他研究对共党处理方针，“先监视，后统制”，三天后，又定下“对内则编共而不容共”的方针。到3月1日，他反省上月的事，特别提到三中全会完成，对共党方针决定。他在3月15日思考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地缘政治，说：“中国始终在倭俄夹攻中，尤以今年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共匪假投降，阴沉情势之下，稳定阵线，充实国力，或可免于危险。”
不难看出，他虽与中共打了十余年交道，劳民伤财，耗费国库，牺牲惨重，其实对中共的本性并无深切了解，他幻想过中共会屈服，可以通过收编解决的，但又清醒中共只是假投降。这大概是他一生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他在西安事变脱险之后，为何非得容共，是否有苏联的因素在内，以往我也觉得苏联的压力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因素。但从3月3日的陈诚日记来看，这一思路有些问题，至少与蒋的判断不合。
蒋大错特错
这一天上午，陈诚见蒋介石时，说起一般对于西北的处置，似有奖乱之意。蒋不以为然，“认为用兵是不得已之事，须过虑部下及人民之牺牲及国家之地位，对张部拟待调出后再行设法，使其为国家武力，对杨仍极主【张】解决，对匪则视国际及国内变化如何而定，因今后匪不足为患，而大患在军阀。又复员后部署，应以监视四川为主，对于李、白拟以国防会议名义，使其来京，如李、白同意，即定开会日期。”他嘱陈诚拟军事部署：“汉中、宜昌、施南、沅陵均应置重兵。”
陈是他的亲信，这些私下交谈，比那些冠冕堂皇的公开说辞无疑要更真实，他说得很清楚，中共已不足为患，大患是军阀，除了他提到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这些人，没有提及的韩复渠、陈济棠、龙云、阎锡山，到处都是他眼里的军阀，他在私下对这些人常有点评，比如他说阎锡山：“此人阴险卑劣，不顾大局”、“此人投机取巧，趋新附奇”，他说韩复渠“奸诈卑劣，尤可痛也”。此时，他将这些有地盘、有枪杆的军阀视为心腹大患，宁愿放过中共，以收抚的方式来处置，虽然他在做这一决定时也很艰难，甚至夜不成眠。但这一决定对未来将产生的根本影响，是他完全估计不及的。军阀要的是无非地位、金钱、权力，而中共要的是政权，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蒋认为他们已不足为患，真是大错特错。作为政治领袖，既有如此重大的判断失误，就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陈诚见蒋的当天下午，又见了汪精卫，相比之下，汪对中共的认识要比蒋清醒得多——“对于赤匪极力主张肃清，并谓第三国际指赤匪之四点极堪注意：服从中央推动抗日。占领临潼、宝鸡以北地区，树立基础。尽力分化国民党，使其成为容共、剿共二派。待机发动推翻国民党之统治。”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汪的这一判断无疑高于蒋，80年前，1937年的初春，唯有将中共彻底肃清，才能免除后患。3月6日，陈诚宴请梅贻琦、王世杰、翁文灏、袁同礼、何廉、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对于西北之事变无不痛骂，并均主张彻底解决。”只是他们和汪精卫的想法都未能变成决策，蒋介石也只能在1949年痛别大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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