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宫城。（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帝王在都城北京里的宫城。其中的“紫”字来源于“紫微垣”，“紫微垣”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是天帝的居所，天人合一，人间帝王与天帝相对应，故而皇帝的宫城也用一个“紫”字。
一、午门廷杖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北将军兆惠返京向乾隆帝进献回部叛军小和卓霍集占首级及俘虏情形。（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紫禁城的南门是午门，午门外是明朝皇帝廷杖大臣的地方，廷杖一事虽然在明代以前也偶有出现，但是到了明朝则成了皇帝惩罚、威慑大臣的普遍手段（清代废除）。尤其是在明朝的正德和嘉靖两朝，廷杖达到顶峰，而且地点就在紫禁城的午门之外，对大臣们的伤害、侮辱到达极至。正德帝荒淫无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计划到南方游玩，受到群臣的劝阻，正德帝竟然廷杖大臣146人，打死11人；嘉靖帝因为“大礼议”事件，一次就廷杖大臣134人，有17人被打死。明代除建文、永乐、仁宗、宣宗外（也就是除朱元璋以外的明前期），几乎各个时期都有廷杖大臣的记录。明代皇帝为何热衷于用廷杖手段侮辱、威慑群臣呢？这要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13年（1380年）的一件大事说起。
明初，胡惟庸曾任宰相，其人做事多有独断专行，嚣张跋扈之处，后来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胡惟庸其实没有谋反），并牵连3万多人都被处死，史称胡惟庸案。更进一步，朱元璋撤销了宰相一职，宰相作为政府幕僚长性质的职位，通常认为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共存在约两千年），之后有明一代不再设宰相，并延续至清代，而宰相的工作就要由皇帝自己来做了。
这一重大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从明洪武13年开始就进入到了君主专制时期，皇权独大。而之前从秦到元的帝国时代，因为有宰相率领的文官集团在政府决策中起到的实质作用，对皇权形成制衡，我们可以称其为开明的君主制时期。但是明清两代，决策出自帝王独裁，百官只是执行者，故而“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朝中大臣的地位严重下降。到了清代，朝中大臣对皇帝更以“奴才”自称，此种情况就越发明显。
明代是科举盛行的时代，朝中大臣多是学习儒家经典而来做官的，心中怀有修身齐家治国理想的仍不在少数——杨士奇、杨荣、杨溥、商辂、于谦、王阳明、杨廷和、海瑞……这诸多名臣的出现就是有力的证据，当朝中大臣看到皇帝做事有不合礼法之处时，进行劝谏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廷杖的普遍实施严重削弱了官员们对国家的忠诚，当阿谀奉承者平步青云，忠贞直谏者惨遭廷杖的一幕幕不断发生时，官员们心态的转变就不可避免了。难怪明末崇祯帝在亡国前发出“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慨叹，其实这正是明朝两百多年来，帝王专制，矮化士大夫阶层，不断以廷杖等手段侮辱、威慑群臣的必然后果。
二、军机处
清朝军机处。（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穿过紫禁城前半部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就到了乾清门，乾清门西侧的一排小平房正是清代大名鼎鼎的军机处所在地。军机处在清中期雍正年间开始设置，当时只是为应对西北军事而设的临时机构，但后来演变成清中后期的权力中枢。今天的游客游览到此时，往往都会感到奇怪，清代如此重要的权力中枢为什么竟然在这幺小的房子里办公？其实这正是清代政治制度走向独裁、衰落、扭曲的集中体现。
明代虽然废除了宰相，但是出现了内阁，内阁本质上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团或秘书处，明代中后期，在皇帝比较懒惰的时候，内阁承担了一部分以前宰相的职能。但是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只有五品，非常的低，所以即便他们有时可以代行一部分宰相的职能，也是名不副实，内阁其实是明代政治制度扭曲的表现。然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通常以六部尚书和皇帝的老师来兼任，地位还是尊贵的（虽然内阁大学士本身品级不高），内阁好歹也算是国家的正式官署，成员是有品级的国家官员，其任免是有规章制度的。
到了清代则更甚一步，雍正帝设立的军机处本质上仍然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室，当时还不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其成员也无品级，组成完全由皇帝个人来安排，所以只在一排小平房里办公，地位比内阁更低，然而军机处处理的事务却更重要。而且到了清代中晚期，由于密折和廷寄制度的普遍实施，使得此时的政治成为了一种秘密政治，可以说清中晚期制度层面的严重畸形，很多都与军机处的运作有关。
密折，在历史上虽偶有出现，但从来没有大面积长期流行，也不是大臣向皇帝奏事的正式公文，然而在清雍正时期，却大肆氾滥，并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大臣向皇帝奏事的主要方式之一。雍正帝规定四品以上官员都可以给皇帝直接上密折奏事，所奏之事连他的同僚或上下级官员都不知道，直接送入军机处，给皇帝阅览，密折制度直接导致官员之间的互相告密，人人自危，互不信任。
廷寄，是把皇帝的谕旨分成了两部分（清代以前不存在廷寄，皇帝的谕旨大都是公开的），一部分为明发上谕，是公开发布的，使天下人悉知；另一部分为廷寄，是直接发给指定官员的秘密谕旨，连此官员的同僚都不知晓。在军机处成立后，廷寄经由军机处发出，是清中晚期主要的政令下达方式，而明发上谕反而退居其次了，只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政令。应该说，国家政务确实有一部分需要保密，比如军事行动等等，但是如果把重要的大部分国家事务都以保密处理，就不正常了。国家政务应该开诚布公，才能取信于民，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则。
三、乾清宫“正大光明”匾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乾清门的后面就是乾清宫了，乾清宫正中上方悬挂顺治帝题写的“正大光明匾”，正大光明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做事要光明磊落，然而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却存放着一个机密的物件。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制度下，建立储君从来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所谓“国本”，建立储君的原则通常是早立储和公开立储，而储君的选择又通常依据嫡长子继承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情况有所不同，但大的原则不变。清康熙帝也曾两次公开立胤礽为储君，但又两次废储，最后直至去世也没有公开立储，这给继位的雍正帝带来很多非议，于是雍正帝开始采用了一套秘密立储制度——皇帝生前秘密写好两份传位诏书，一份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另一份随身携带，除皇帝本人外，无人知道储君为谁，当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诏取出，核对后确立帝位继承人。看似这是一套完美的立储机制，其实根本就不是。古代社会讲的是君权天授，建立储君时要昭告上天，晓谕万民，如此才名正言顺。秘密立储制度本身就不符合自古以来的传统，还把秘密的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真是莫大的讽刺！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帝国，如果以秦汉为发端（成的阶段），以唐宋为高峰（住的阶段），那么明清就是尾声（坏的阶段）。到了明清两代，一切都变的不行了，就连读孔孟圣贤之书的人，心里想的也经常是怎样升官发财，而不是修身治国了，其政治制度的衰变也就无可避免。无论是午门廷杖的出现，还是军机处的设置运作，亦或是秘密立储的荒唐，究其根本原因，乃是人内心道德衰落所致，各个方面都相应的变差、变畸形扭曲了。历史的教训深刻而沉重，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过错，人们好像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差了。
人类只有提升道德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一切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不然，无论怎样费尽心机的策划，都是枉然，反而加剧了下滑的速度，反而使结果变的更差，因为人心没有变善变好。在此，我们期待着人心向善、道德提升之后，一个真正尽善尽美的制度的出现，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