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老年人（图片来源：Cheng Xi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3月12日讯】中国两会在本周闭幕。在本届两会热点稀少的情况下，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提高20元成为网络热点，网友讽刺说“20元呀20元，一生一世花不完”。中国城乡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的背景是什么？是多还是少？为什么社会上会有如此大的情绪？
2025年召开的中国两会上，一大惠民“红包”是：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每月提高20元。政策一发布，便引发网友的批评与嘲讽。
中国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计算：以湖北省为例，2024年农民养老金标准是每月172元，这次提高20元折算下来涨幅11.6%，可以说是力度相当大。以后，湖北省达到一定年龄的农民每月就可以领取192元，够吃一顿火锅了。
另一个微信公众号“老干体V”则写道：“20元啦！村民奔走相告，笑声传遍了村头巷尾。自有史以来，中国农民从未获得如此丰厚的福利！”
“涨了20块”一时成为网络热词，但以上批评讽刺的文章均被删除。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本台分析说：“这届两会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话题值得讨论。就这20块钱，还算有个实数。但作为一个号称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外汇储备最多而且还要和美国叫板的国家，给自己的国民增加20块，还要拿出来吹嘘，还津津乐道，我觉得这其实这是打习近平脸的。”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则认为，这是在中国消费低迷背景下提出的一个解决方向：“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包括养老金过低，涨20块钱，可以起到多少作用？有点作用，但如果能够涨到五六百块钱一个月的话，那么中国消费就可能起来了。”
农民养老金历史
家住山东的吴先生父母刚刚过60岁。他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这项政策正式开始于2009年，当时的标准是每人每月55元，未到年龄，可以选择每年缴纳一笔钱，到60岁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
这项规定，即2009年9月1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最开始55元/月。如在2009年已年满60岁，可直接领取，但领取人的子女需要缴费；如未满60岁，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视具体情况累计缴费年限约为15年；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
根据《指导意见》，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对于集体补助并未有明确的金额；政府补贴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
吴先生的父母当时未满60岁，当时选择了每年缴纳300元这一档。“几年前到了60岁，现在每个月可以拿180元左右。”
吴先生说，政策推出时，村里人的积极性就不太高。“如果光靠种地，农村一年的收入也就1000来块钱，300块钱也不少呢，再加上医保要交300，就不剩什么了，而且未来领的钱也比较少，大家对这个也不了解，对这个政策的稳定性也有疑虑，谁也不知道十几年后能领多少钱。”
十五年后，到2024年时，基础养老金从每月55元涨到123元，其中，从2009年到2023年每年上调5元，按此金额对比，2025年两会宣布的20元，确实算是一笔“大金额”了。
不过，不少网友贴出了其他国家的养金老“求证实真伪”，如德国农民约为900-1000欧元/月，英国每月有600英镑；加拿大农民每月可领1200加元……有人评论“真的”之后，中国网友讽刺说：太好了，每月多20元，可以吃一碗牛肉面。
悲惨的中国农村老人
“一两百块钱肯定是不够生活的呀。”吴先生表示，“但我父母也没指着这笔钱，他们都还在打工。”
据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2024年10月发布的一组数据，中国农村60—64岁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在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逐年上升的，从45.76%一直上升到77.77%，65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也有39.19%。
另据2020年第七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64岁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存在巨大差异，城镇为18.83%，而农村则接近一半达46.11%。
在易富贤看来，这笔钱其实并不是养老金，只能说是一种“低保”，或者是一种“希望”。
中国农村老人生活一直很悲惨。在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刘燕舞2014年发表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许多中国农村老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些还丧失了劳动力，再加上患病，被儿女嫌弃。
自杀，成为许多农村老人最后的出路。
《财新》杂志报道了台湾国立阳明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副教授范佩贞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的自杀率从2002年至2011年间下降了58％，但65岁以上人群的自杀率在过去十年中急剧上升，其中，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2006年至2015年，每10万65岁以上中国农村老人中有21.99人自杀，85岁以上则有65.60人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城镇人口中则为每10万人13.17至41.09人。
在这个背景下，易富贤认为，100元看似很少，也能提供一点点希望。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R・拉迪在书面回复本台的采访时也认同这一观点：“200元很低，但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也很低，尤其是考虑到中几乎所有农民都拥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没有租金或贷款。”
“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在刘燕舞田野调查中，确实有老年人听说政府会发钱后这样说道。
养老金背后的阶级
与之对比，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提出，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将“适当提高”。热心网友查询提高的幅度，根据中国人社部2024年的消息，退休职工在2024年养老金提高了3%。2023年，中国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均月支出为3816.91元；西藏最高达10679.25元，北京为5951.25元；最低的重庆也有2882.23元，平均增加114元，最高增加320元，最低也会增加86元。
根据易富贤掌握的数据，以2022年为例，中国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有2100万，平均每月领取退休金6100元，企业退休人员1.15亿，平均每月退休金为3149元，农民及城乡基础养老金的领取人约1.65亿，平均每月为205元，多数省份只有100多元人民币。
中国境内另一篇被删除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针对存在的差距写道：“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同样，一个国家的社保制度也是触目惊心的，30:15:1的养老收入比，体现的是社会的本质、权力的本质和不同阶层的位置。”
2024年9月，山东成武县因其政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出圈”。据其《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该县2023年的公共财政收入为16.7亿，公共财政支出约50.9亿，在收支严重不平衡的经济背景下，县政府为近8800名公务员发放了7.85亿元的养老待遇，企业退休员工1.3万人的养老费用为3.69亿元，而11.94万普通城乡居民只获得2.51亿元养老费用——只占退休人群0.13%的公务员，领取了超过55%的养老金。
一条坐标在山东的评论说：“赤裸裸的说明了什么叫阶级。”
蔡慎坤表示，上述情况非常普遍。他算了一笔账：“我在中国缴纳了将近30年的社保，如果在中国退休领养老金，估计一年退休金不过七万块，但在广州，一个处级退休干部一年可以拿20多万，深圳可以拿40万。”
也有一些声音辩驳：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交过社会保障金，其个人账户中几乎没有钱，领得少也是合理的。甚至吴先生的父母也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人家公务员啊教师啊，有工资，每个月交钱，退休了领的钱多也是正常的。”
尼古拉斯・R・拉迪也认为：“任何一大群人不缴纳任何费用就领取养老金的情况不常见，在美国肯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易富贤认为，要考虑到中国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付出和贡献。
许多网友都能回忆起老一辈的顺口溜“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并表示剩下的只够吃到过年。缴纳公粮的价格极低，从而为工业发展汲取了大量的农业剩余。统计数据显示，1953年至1978年，中国农民通过低价交售农产品，为工业化提供了5100亿元的资本原始积累；从1979年至1994年，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积累达15000亿元。
交公粮之余，中国农民还要缴纳20余种税费，此外，还要出工参与国防、路桥、河道、水库等公共建设，但城市居民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却没有这些义务。
易富贤说：“中国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主要是靠农民，他们没有交养老金，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国家也没有面向农民推行这个政策啊。”
中国一位前媒体人则在评论文章中用政府机关的“视同缴费年限”作对比：“1998年之前，大多数企业职工没有交社保，2014年之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交社保，但工龄同样被视同缴费年限。请问：农民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
答案当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蔡慎坤说：“中国改革是政策的既得利益集团自己制定的，它要改到自己的头上，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你首先要把公务员的养老金降下去，但就只看到他们给公务员加工资，加得最快，但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收入提升，非常吝啬。曾经有一个政协委员提议，说给农民养老金能不能每个月增加100块钱，一年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2000亿，他就不干了。”
易富贤则表示：“这涉及到整个分配制度的改革，要将居民收入从GDP的44%提高到60%，大家的收入整体就提高了，养老金自然也会提高。但目前看起来难度非常大。”
农民无代言
不过，在吴先生看来，他的父母似乎从未感到过“不公平”。他分析说，从取消农业税，到发放养老金，到农民可以有医保，每次都会有铺天盖地的宣传，“那个声浪很大，无死角，而且都在暗示一个观点，就是人民生活的那个幸福是党和政府的恩赐，农民以前知道什么社保啊，所以都顺着这个宣传去想这个事情，就会觉得领了这点钱幸福感就真的提升了。”
吴先生认为，究其根本，是中国农民的地位一直没有获得提升。
以两会为例，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两会中，农民代表与市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在省级选区为5：1，在县级选区为4：1，即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5倍和4倍。1995年，《选举法》修改时，将这一比例在各级人大会议中规定为4：1，也就是说，在同样人口数量的地区，农村人大代表的名额只有城市的四分之一。
但实际上也并未做到。在1973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到1988年第七届时还占23%，从1993年第八届时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为8.4%，从第十一届起，已看不到农民代表的单独数据，而是与工人共同公示。比如，2013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中，有工人农民代表共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本届人大代表中，共有工人农民代表497名，占代表总数16.69%。另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乡村居住人口为50979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6.11%，那么农民代表理应在全国代表中占比达16%。
蔡慎坤不这样看。尽管中国宪法第一条即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农民在中国一直是自生自灭的。”
他说，“就算选2万名农民代表，他也不会去为农民说话。为不为农民说话，那是党说了算。平时这些代表就是吃吃喝喝，没有发挥任何监督政府或者是参政议政的作用。”
尼古拉斯・R・拉迪也认为：“中共历来在很多方面都是偏向城镇常住人口的。只有在1985年之前的五六年间，因为农业收入激增，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减少，农民还过得不错。”
“中国农民，其实不算公民，本质上属于国家也就是政府的佃农。”新浪微博一位博主写道，“明白这些就会发现，给农民发养老金，就丧失了‘佃’的身份，丧失了汲取价值。”
蔡慎坤开玩笑地说，“不要想多了，在中国就没有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