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星星诗刊》大冤案。（网络图片）
就一首根本与政治无关，仅是对男女情爱的憧憬与赞美的小诗，激情大胆，而且也就是“抓拍”了那么一个“镜头”而已，却好像犯了什么“天条”似的，当年中共四川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展开了一场对这首小诗的围剿。
从苏联吹来的“解冻”之风
1956年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环境，就像一部电影片的名字一样：“早春二月”。也就是说，看似寒冬己逝，春天身影已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可是只要稍有风雨飘零便寒气袭人，民间称之为“倒春寒”，便是此种情景。中共在大陆夺权建政，已有七个年头，它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杀人如麻，整人立威。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已基本被它关（押）、管（制）、杀得差不多了。广大知识分子也通过它发动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整得一个个斯文扫地，敢怒而不敢言。毛皇龙颜大悦之余，于是乎也要想来装点仁慈圣君的样儿了。但与此同时，则似乎“东风不与周郎便”，国际上出现的－些事儿，又令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深感不安。
首先是中共的“老东家”苏联共产党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在这个会上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雪夫作了痛批史达林专横残暴、大搞个人崇拜，滥杀无辜等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在阴暗厚重的铁幕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令世界看到了苏联共产极权专制的血腥罪恶。于是从苏联到东欧都掀起了ㄧ阵要求改变这种黒暗暴政的思潮，人们把这种思潮与要求形象地称之为“解冻”。这股“解冻”之风很快也吹到了中国，尤其在文艺界和知识人中反响更强烈。
应运而生的《星星》诗刊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市，由四川省文联主办的《星星》诗刊在元旦那天发行创刊号而闪亮登场。由于前文所述的时代背景，导致中国大陆国内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一点点暂时松动的迹象。所以这个由白航担任编辑部主任、石天河、流沙河、白峡为编辑的诗刊，一问世便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党八股式歌功颂德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小桥流水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
党国的御用文人们对这样不与“我党”高度保持一致的“另类”刊物岂能容忍？再加本来就有从鸡蛋里也能给你挑出骨头来的“功夫”。于是他们便首先对该刊一首题为《吻》的爱情诗发难。该诗作者“曰白”是四川一位青年诗作者。其作品并不多见，但确有一定才华。其诗不长，全篇如下：
像捧住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我捧住你一对酒窝的颊/一饮而尽/醉，醉！/像蜂贴住玫瑰的蕊/我从你鲜红的/唇上，吸取/蜜，蜜！/像并蒂的苹果/挂在绿荫的枝头/我俩默黙地/吻，吻！
就这么一首根本与政治无关，仅是对男女情爱的憧憬与赞美的小诗，激情大胆，而且也就是“抓拍”了那么一个“镜头”而已，却被这帮专门靠整人吃“政治饭”的假道学左先生们视为大逆不道，好像犯了什么“天条”似的，于是就在《星星》创刊号面世仅十多天后的1957年1月便在当年中共四川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展开了一场对这首小诗的围剿。称该诗为“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宣扬感官刺激”，“低级趣味”等等，一顿乱骂，根本无理可讲，而且舆论口径统一，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由此拉开了《星星》诗刊文字大冤狱的序幕。
再揪《草木篇》进呈毛太祖
一首诗能惊动圣上，进呈御览，即使在“我大清”大兴文字狱的雍干“盛世”也并不多见，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巴蜀的青年才子流沙河（余勋坦）先生却有幸获此“殊荣”。难怪流沙河先生在“右派”被“改正”后不无感慨地借用阮藉评刘邦的一句话自嘲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就几乎在对曰白的《吻》穷追猛打的同时，那帮子整人的党棍子们，又“乘胜前进”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星星》诗刋创刊号上的另一首诗，即流沙河的《草木篇》。这是一首散文组诗。据说该创刊号在最后定稿时，也许是组稿人员的疏失。稿子少一篇，流沙河便把他这篇本不准备发表的诗，临时拿出去应了个急，这便闯下包天大祸。那么这究竟是首什么诗呢？用今天大陆流行的话来说，是不是碰触到了什么“敏感”话题了呢？其实根本不是。
众所周知，中国的诗在表现的手法上，历来有所谓“赋比兴”三类手法。其中所谓“赋”即平铺直叙铺陈言说。比：比喻，以他物喻此物，以某事喻另－事。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便是一种托物起兴，借某些花草树木来表达诗人的－些思想感情。这在诗文中都是极其常见的。比如这组诗中的第一首《白杨》，便借白杨表达出对坚贞不屈人品的赞赏。其原文是：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兰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那帮整人专家党棍文人便断言这是歌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骨气”，是要与“党和人民为敌顽抗到底”！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扯！
这组诗中的另一首《梅》原文如下：
在姐姐妺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妺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这样把梅花“拟人化”地加以赞美咏颂的诗句，古往今来，可谓俯拾即是。更如宋代诗人林和靖以梅喻作“妻”更被传为美谈。可是这批制造文字狱的党棍子们，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断言作者此诗是在仇恨当今，聁望未来，期待“美帝”，“蒋匪”变天复辟，如此胡言乱语，扣帽子，打棍子与文艺批评，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之遥，然而在毛年代极权暴政下，根本无理可讲，也无人敢发声加以反驳。因为这些荒谬绝伦的文字发表在当时的《四川日报》上，而该报是中共四川省委的机关报，它就代表中共党的立场，你说谁敢去摸这个“老虎屁股”？
可是到了1957年四、五月，全国各地都在单位内部开始传达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传达毛这个讲话的会场上，当时气氛神秘诡异，宣布会场纪律，一不准录音，二不准记笔记，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地方文艺刋物上的一首诗竟然闹得毛泽东都知道了。更令人意外的是毛的态度几乎是在与四川日报唱“反调”似的。不但大谈什么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要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讲错了也不要紧，并说这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甚至还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听到毛这么－讲，我当时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就像今天那些盼望中国出明君、清官的人－样，认为毛泽东真是伟大，就是明君。中央是正确的，地方上在乱搞。所以胆子一下就大了。当时才二十岁的我，作为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便向报刊投稿。记得先后曾向四川日报，《草地》月刊，重庆《红岩》月刊等都寄去了稿件，指出对《草木篇》的批判就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文艺界和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表现。我自以为这是按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说，哪能有错？却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先生是在“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所以毛的这个讲话在后来正式发表时，令人振奋的那些话，删的删除，变样的变样。难怪他当初传达时会场上不许录音，甚至笔记都不许作。看来人家早就胸有成竹，腹有良策了！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挨整，活该！本人也因此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贱民，而万劫不复！
《星星》1957年第1期创刊号封面。（维基百科）
《星星》诗案引来四川文艺界的大灾难
与此同时四川文艺、学术界的人士更是在他们领导的动员下，对《草木篇》星星诗刊等问题进行“鸣放”（即发表意见）。专门开会邀请相关人士参加。你不想说，不愿说，也千方百计非动员你说不可。最后，待到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统统一网打尽成为“右派”。星星诗刊全军覆没。编辑部四人：白航（主编）、石天河、流沙河、白峡，一个不少全入“右册”。其中石天河更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打成“国民党特务”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劳改。并据此而划成了一个所谓“以石天河为首的四川文艺界右派反革命集团”；基本都是文艺界人士，计有：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丘原、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晓枫；连同《星星》编辑部的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共24人。真是捷报频传，一网打尽！
更冤枉的是四川大学文学系教授张黙生。此公系山东人，曾是毛年代中国大陆“第一夫人”江青的老师。当时他正在病中，告假不受邀。领导便专门派车去把他接来。也许是出于盛情难却，于是对《草木篇》以“诗无达诂”四字来打个圆场，应付一下。所谓“诗无达诂”此语出自董仲舒。“达诂”的意思就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所以诗无达诂就是认为诗不可能只有一种确切的解释。所以希望对《草木篇》，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就这么几句不痒不痛、近乎“和稀泥”的话，同样在劫难逃，最后打成“大右派”，可见极权体制下文化专制之可恶！
祸延全国株连上万人之多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对《草木篇》和星星诗刊，因向报刊投稿，或向文化部门去信表达不同意见，以及向流沙河本人去信表示声援支持的，最后几乎一个不漏的都受到划右派、开除工作或学籍、管制、批斗……等各种迫害和惩处。据流沙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当时每天收到的信可以装一箩筐（笔者也是其中之一）。最后在全国被株连者多达万人！一首小诗竟惹出这样的弥天大祸，这就是中共当年骂国民党时说的“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可惜当年国民党“太无能”，更无此种“魄力”。也只有在中共治下的大陆，在这种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下，才会有如此的人间奇迹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