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7日，人们在上海参观和平饭店，这里是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中国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图片来源：STR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2月6日讯】中国今年春节前夕的气氛特别诡异，仿佛人民正在迎接的不是每年一度的传统春节，而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大萧条。享受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红利的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年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的死亡之后，正在无奈地看着这场大萧条的降临。
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新哭墙
这种无奈，是明知会发生却无人做好准备的期待，仿佛重演四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情形。当时，只有少数人，包括笔者在内，在周遭人们乐观不察的时刻发出了悲观的预警。而今年春节前夕，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如此喜丧一般的悲凉。
最明显的，是今年提前歇业、放假的商家和工厂超过以往，到处百业萧条，“老板跑路”几成新常态；华中迎来雪灾，连续暴雪让武汉陷入几乎与四年前相同的封城困境，两湖高速公路上无数返乡车辆被困；而节前最后一周的股市也惨不忍睹，虽然有国家队入场托市，还有管理层对空方的打压，但是人民感受到的分明是一场超过雪灾的股灾，与全球资本市场欣欣向荣形成强烈反差，以至于股民们纷纷到美使馆中文微博帖子下方诉苦，有望在四年前武汉医生李文亮生前最后微博下的“哭墙”之外再造一座新的哭墙。
上海浦东机场风波凸显的困境
如果说所有这些还不足以让人相信或者感受到一场大萧条来临的气氛，如果说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困住的电动车还不足以让年初还在鼓吹的所谓“新质生产力”泡沫破灭，如果说今年春节前各地法院如同“春决”一般的突击宣判都不足以让人感受到法治的凋零，那么，新近上海浦东机场出租车事件或许将这场危机的本质暴露无遗，无法不令人彻底丧失最后一点儿幻想。
这场持续不到一周、近乎荒诞的市政闹剧，虽然只是围绕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这样一桩貌似不起眼的地方政策，却在全国范围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对营造今年春节前的萧条气氛颇有点睛效果。原因无他，这场政策闹剧唤醒了中国人民对两年前上海封城期间类似官商勾结的痛苦记忆，提醒人民不仅上海没有走出“动态清零”，而且可能整个中国都在迅速的“上海化”：一种反市场经济的、权力主导的内循环经济模式正在成为中国模式的主流。
所谓上海化其来有自，原指上海这个曾经的世界冒险家乐园里面的各种阴谋诡计，多用来形容中国和唐人街里面充斥的阴暗气氛，几乎与“满大人”的傲慢官僚形象并列为海外看中国的刻板印象。不过，在今天，尤其在节前一句“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让人民破防之后，“上海化”的中国模式正在成为笼罩在中国经济之上的巨大阴影。
上海化=上海特色的腐败经济
因为，今天的“上海化”，既有山寨资本主义的意思，譬如华为模式的所谓狼性，肆无忌惮的盗窃知识产权和以腐败方式占领市场；也有与华为模式一致的特权庇护，主要指的是上海特色的腐败经济，从“阿毛甜品”到“小白楼”，从司法系统的集体谋杀案到“封城”期间的“保供”模式，都可以在最近这起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同时也是出租车公司特许权的事件中窥见端倪。当然，这一切很容易被去年底开播的《繁花》电视剧的美化所遮蔽，很容易让人们忽略了上海化的底色从未改变。
那或许正是《繁花》在疫情期间能够照常实景开拍的原因，上海从来就不缺宣传干将。从左联的周杨到贵为副总理的张春桥，从文革时期的“石一歌”到这十一个吹鼓手们在改开时代炮制《文化苦旅》，再到大萧条前夜“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不变的，就是其中的巧言令色、翻云覆雨、玩弄权术。
而在政治经济层面，或者说在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下的上海化代表的中国模式，其底色，都脱不去上海青浦出生、受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内经济元老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一种以权力和暴力对经济的双重控制，一种时强时弱的统制经济。非如此，不能理解《繁花》其中上海市民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坚持和艰辛。只是，这种底色的暴露，非在特别时刻、非经伪饰穿帮不能显露。
在过去一年，新冠疫情结束后的一年，中国经历了两场重大的内外博弈：一是中美之间从贸易战以来的多领域博弈在历时一年的反复谈判后终于以旧金山峰会的形式达成缓和；二是2022年底白纸革命后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展开的无形博弈。后者尚未有结果，虽然当局自以为做出许多让步，人民却以走线、做空、歇业、躺平等等为标志选择了退出。
中国统制经济下，大萧条不可避免
因为，不同于过去十余年几个重大历史时刻人民的麻木，今天的人民已经觉醒。他们发现，纵便有着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名义政策，无论管理层释放出多少貌似宽松政策信号，执政党对东西南北中的全面控制并未稍减，统制经济也就是上海化的中国模式正日益暴露其反市场经济的性质。
也就是说，从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变化来看，即国进民退、消灭财富、自力更生、内循环等等，尤以内循环为代表，都是反市场经济的。而理论上，市场经济的对立物并非简单的计划经济，而是所谓强调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经济。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市场经济在于它作为一个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的开放性。而这种系统开放性，尽管在改开政策下获得脆弱发展，但在过去十年的中国，已经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坏。
而且，这种破坏的彻底和肆无忌惮，如同上海封城期间的表现，或者最近的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其结果，便是直接做空了中国经济，乃至做空了中国政治，堪称中国空头政治的根源，也就是一场大萧条的不可避免。
对经历过大饥荒和改开繁荣的中国人民来说，大萧条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经验，尽管他们不乏对上海化的认识。唯一庆幸的，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乐观指出的，中国面临的这场大萧条将是局部的，不至于影响到全球经济。在逻辑上，这也与鲍威尔评论所指的另一面，即中国经济并非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也意味着，能够帮助中国人民走出这场历史性大萧条的力量相当诡异，意味着统治者与人民的大博弈还将无限继续。而上一次大萧条的经验提醒我们，这种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危险的，不是来自市场的自我保护取得民主的胜利，就是例如面临上一次大萧条困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趁机发动太平洋战争。无论如何，那都将是上海化的又一次历史时刻。
（江枫是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