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大户秒变右派大户，毛泽东不再保荣毅仁了，周恩来“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当然只是废话。（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八）从荣毅仁看共产党：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的党
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它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帐新帐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断；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不予及时治疗致左眼失明后，军代表责成其与经叔平一起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太太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荣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时，又极风光，被吹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是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用得着就捧：1957年，陈毅亲自推荐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60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接着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9年，邓小平叫他主持中国国际信讬投资公司，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家族“先富起来”；1985年，被秘密拉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特别党员；1993年，77岁高龄的时候，“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了就叫你当右派、反革命，甚至肉体消灭。
（九）共产党气魄大得很 它要取得全世界
1955年，公私合营正大步前进，但毛泽东还嫌不够快。10月27日、29日，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广发追命帖。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催促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威胁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荣毅仁就把自己的产业无偿地交出去了。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私营工商业改造出现了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一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抢了企业、工厂，又把手伸向农村。1958年，毛泽东见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如获至宝”，亲自定稿：“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终于，收天下工厂、土地、美女、金钱，为一人所私有了。五反时，陈毅对荣毅仁说：“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陈毅的“真话”早让毛泽东贪婪和无耻彻底拆穿了。
（十）用你的利息“赎买”你的本钱：与强盗何异
1950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余额。1953年，改为“四马”（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分肥：占三马占总利润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营业主所得不超过四分之一，即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25％。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三条说：“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第九条说：“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但据1955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只为40.6％。1955年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投资1,273元，每63个职工，国家派干部1人。在第四章“盈余分配”中，仍然是“四马分肥”。“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后，又据陈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报告，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怎样计算定息呢？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然后根据股份、利率，每年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马立诚：《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新华社1957年6月8日上海电）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保育钧：《呼唤理解》）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1976年后，中央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就决定落实政策，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给资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赔。按照情况退赔了30个亿，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陈锦华：《国事忆述》）“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为什么不是荣鸿三？与前面1957年6月8日新华社上海电的说法不同，不知何故？
（十一）李康年为二十年定息被打成右派份子
李康年，上海市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1957年1月间，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从此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这个以定息5厘，20年收回相当于“老本”的利息后而放弃“老本”的主张，被作为“定息20年建议”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的批判。李康年反驳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提出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的建议，是根据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千家驹说赎买应自1949年算起，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泽东1956年1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人民日报》，6月6日）可惜这篇四千字的发言，只不过为他被划为右派份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罢了。（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十二）毛泽东也不保荣毅仁：七亿人只有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
中共席卷大陆之际，荣毅仁何去何从？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业必须重头开始；留下又生死难卜。在无锡养老的父亲荣德生请朋友钱钟汉亲赴中共苏北根据地去摸底。钱钟汉在苏北根据地被告知：“转告荣先生，我们是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务必请他留下，建设新中国。”这个钱钟汉风光过几年，当过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份子，连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钱孙卿也成了右派份子。
至于，荣毅仁留下后“新中国”又如何对待他呢？据章乃器说，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唯一保护的是荣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的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涌到北太平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抢、批、斗、抄；当纺织工业部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向周恩来特急报告时，周恩来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它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毛泽东不再保荣毅仁了，周恩来“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当然只是废话。七亿人口只剩下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了；天地不仁，竟至于此。荣毅仁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落此下场。真是一失足“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个批判过李康年的左派份子千家驹，后来也吃尽“上了共产党贼船”的苦头，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杀。想到1948年，千家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时真是啼笑皆非。当时毛泽东对千家驹“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即使胜利了也变了质，如刘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证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会变质”的回答是：“因为时势不同了，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有无产阶级，不要看不起这百分之十，这是中国能取得胜利、胜利后不会变质的保证。”（千家驹：《自撰年谱》）
谁知中共却有比刘宗敏更厉害的“比饷镇抚司”：“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鎚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十三）工商大户和右派大户
说了广东、北京、上海，再说重庆。重庆的康心如是中国西南部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他除经营银行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蜀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国民印刷公司、重庆利济财团、中国毛纺厂、中国兴业公司、四川绢纺厂、宝丰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天府公司、德丰公司、同春字号、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公司。（重庆市档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1940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巨大贡献；他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资助，康家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中共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途经重庆时，专门去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及其妻子王棣华；周恩来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周恩来在康心远、贺龙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庆市工商联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会场看望委员们；在见到康心如时，周恩来激动万分地说：“你老了。”然而几个月后，中共却将这个“老朋友”变成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份子。在民国时代康家是工商大户；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康家却成了右派大户。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份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从此康家像新中国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视，受到摧残，受到迫害。毛泽东、共产党之忘恩负义，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四川美丰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1926年变为全华资银行；1935年，仅兴建七层高的美丰大楼便耗资49万余元。1937年，经五年的三次连续增资：资产便由1932年的25万元增至300万元。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60多万之外，还有个人名义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100万元。至1948年资本总额为金元券200万元，在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西安、昆明、贵阳、成都设置分支机构43处；投资达上百家企业公司。（张寿宁：《敢为天下先》、重庆市档案局）
1949年11月重庆易手，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结束（《天涯小区》）。康家到底被共产党共了多少财产，现在连康家后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据美丰银行分支机构之多、投资行业之广泛，房屋等不动产之遍布各地，资产清理工作时间之长，亦可略窥一二。可是当1976年上海市仅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的定息，便给资本家退赔30个亿时，康家却没拿到一分钱。推而广之，除了还有用处的个别花瓶之外，绝大部分的资本家并不能拿回他们的权益。
（十四）“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的造谣 共产党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
经历过当年公私合营评估资产的老人说，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评为24.1864亿元，是实际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资方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所谓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的行业合营委员会最后“核定”。且不说之前之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之类的折腾、敲榨、勒索，只看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的工人群众“监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几希！
恶劣的是，当年中共领导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国家的名义掠夺了民族资本家的财产，虽然作为党产或私产予取予劫，但还保留国有资产的名义。现在，却用经济开放改革、转制、私有化等名目，把国有资产彻底地装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子女以及有权力的共产党官员口袋中。如果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造谣的话；那么，共产党的“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邓、王、江、李，都是富可敌国。又岂止四大家族？现在有千千万万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国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共产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泽东叫化子共产主义、邓小平权贵黑社会主义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刘少奇在接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曾明确地提出：“要讲买卖，必须给公私合营的资产阶级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从马克思的理论上看，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吗？”（师东兵：《选择突破口》）
刘少奇的话不幸而言中，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扼杀了资本主义，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造就了无法无天的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的特权利益集团，现在工人阶级得到报应了。当年“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岗失业，或沦为奴隶被更凶恶、更残忍的官商买办所压榨，整个中国变成了血汗工厂、农奴国，退回到了极野蛮、极血腥、极黑暗的奴隶制时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的遮羞布也早已抛到垃圾堆里去了。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对现实的怨恨：“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
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胡平：《从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
奴隶们终于要觉醒，奴隶们在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