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3年2月10日讯】齐源在悉尼做兼职骑手，1小时可以赚140元到188元，邹平在首尔送外卖，时薪96元，郑方形在新加坡兼职外卖员，每小时可以赚到64元。我在深圳送外卖，一小时赚了17.3元。
这是一次职业观察，关于外卖骑手的。对比之下，我看见了世界的参差，也看见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惊人差异。
这种差异，不止于收入。在国内，骑手与“超时”“差评”“扣钱”“交通事故”等关键词捆绑在一起，“困在系统里”更成了这份职业的标签。而在齐源、邹平、郑方形的体验里，这是一份被“系统”尊重和保护的职业。
他在悉尼送外卖，时薪是我的10倍
仅一年来，小红书上不断有博主分享自己在海外送外卖的经历，与他们分享健身、海滩、大学校园的口吻一样，送外卖是轻快的，自由的体验。
而从他们的收入来看，这份工作的薪水也相当可观。同样做兼职骑手，齐原在澳洲，我在深圳，他的时薪是我的十倍。
12月中旬，深圳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段，16日白天下了雨，空气冷飕飕的。
这天，我在晚高峰时段骑自行车送了4单外卖，花费1个半小时，赚了28.5元，扣除当日的保险费2.5元，折合下来时薪17.3元。
在西乡做众包骑手的阿隆，16日跑了接近8个小时，赚了300元出头，中午他同时接了10个顺路单，最终两个订单超时，被扣掉了几块钱，“累啊，太贪心了”，他感慨。
阿亮这天在松岗送外卖，“恶劣天气，10个小时，送了36单，赚了300.7元，还有跑下去的必要吗？”他问阿隆。
16日也有赚得多的骑手，小志跑了81单，赚了723.2元，“跑了15个小时熬出来的”，他说。
在系统的日里程榜上，这天排在第一位的骑手，跑了368公里。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呢？从深圳出发，开车走高速到汕头，车程340公里左右，要花费4小时20分钟。
齐原和“馋馋猫”是在悉尼读书的学生，俩人进入骑手行业均不足半年，常用的外送平台都是Uber，这是当地用户量最大的平台。
悉尼当地的外卖平台为吸引新的骑手，新手补贴极为诱人。“馋馋猫”印象中，最高的奖励金有800澳元，不过这要求骑手第一个月工作超过200个小时。
齐原每周花在送外卖上的时间，大约10多个小时，第一个月他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1万元，这包括了新手奖励金。度过新手期后，他每小时能赚到的钱，稳定在140元左右。这甚至超过当地不少白领工作的时薪。
Uber一次只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为了避免差错，“馋馋猫”一次只接一单，上一单送完，才会接下一单，她做骑手的时薪大约在95元左右。这与她另外两份兼职——收银员与前台，每小时的收入差不多。
郑方形在新加坡做兼职骑手，他骑自行车送外卖，除了赚点外快，还有健身的目的。他晒过某天的收入，工作6.5小时收入80新元，时薪折合人民币64元。
邹平在首尔做了一年的全职骑手，他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一周休息一天，月收入大约是2.5万元人民币，折合为时薪的话，是96元。
做全职骑手之前，邹平在首尔一家会社做办公室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1.5万。他在那里工作几年，没有升职，涨薪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首尔读完大学后，邹平在写字楼的求职屡屡碰壁，作为外国人，不管是找工作还是职场升迁，他都很难得到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不过，韩国很多蓝领工作待遇丰厚，邹平有个朋友在工地上班，日薪能够拿到1500元人民币。他在格子间看不到希望，便决定去送外卖。他计划在首尔攒下一笔钱后，带着妻子回国生活。
做为全职骑手，平台要与邹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相应的保险，上个月他韧带受伤在家休息，保险公司会按照他上一月的实际收入，足额赔付他的薪酬。骑手干满一年，外卖平台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励。
邹平认为自己赚的是辛苦钱，就像现在，首尔寒风刺骨，在这样的天气骑着摩托车工作10个小时，滋味很不好受。近几年来，韩国当地的电子工厂陆续迁往越南，大批工人失业，加上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骑手行业。他要保住2.5万月薪的收入水准，就得花费更多的心力和精力。
系统与系统的差距
在送外卖的体验上，郑方形和齐原、“馋馋猫”一样，这是份自由、轻松，令人愉快的工作。毕竟他们做的是兼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生计压力。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了更为平等的职业待遇。
齐原在悉尼送过一单外卖，途中因走错方向耽误了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没有做催促性的提醒，而是将送达时间向后顺延了30分钟。即便这单外卖“超时”了，平台也没有给齐原任何惩罚性的提醒。
齐原注册了两个外送平台，大多数时候他在Uber上接单，偶尔在另一个外送平台Padan上接单。两个平台与骑手的关系都是合作模式，而非雇佣关系，骑手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类似于国内的众包平台。
郑方形在新加坡体验过三个外送平台，一个是本地平台Grab，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平台Deliveroo，另外一个是PadanFood。他对Deliveroo的印象最好，这个平台的送餐单价更高，关键是“把骑手和顾客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对待”。
这三个平台在规则设计上，与齐原体验的Uber、Padan差异不大。比如都采取派单机制，骑手没有机会抢单，平台一次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任务。在送餐时长上，不对骑手做强制性要求，骑手也不会因“超时”受到任何惩罚。
这让齐原感觉非常放松，“你不用考虑任何东西，接单之后按系统的指引走就没有问题，还非常轻松”。
在郑方形看来，平台在规则设计上“不要求多长时间送达，不让你一次性送好几单”，很大程度上是在为骑手的安全做考虑。
在齐原和郑方形的印象中，他们用的外送平台，都不会用将“扣钱”作为惩罚措施。在Uber平台上，即便顾客因“餐凉了或者汤汁撒了”要求退款，最终的赔偿平台会来承担。
不过在Uber上，顾客的评价对骑手相当重要，如果对方打了差评，这会影响骑手的信誉值。
齐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过差评，他认为这与澳洲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关。比起国内，当地对服务性职业的包容度更高，“我送外卖时，弄撒过汤汁，找不到门牌耽误了时间，顾客的态度还是很友好。老外大都非常nice，会提前到门口等外卖，你找不到地方，他们也会主动下楼找你”。
这一点“馋馋猫”也体会颇深，她送过一单外卖，两公里的路程她花了半个小时。对顾客来说，等这单外卖的时间要比平时久了许多，对方接餐时非常和善，还给了她一笔小费，“他们的平等概念是比较强的，我做收银员的时候，感受也差不多。”
邹平在韩国最大的外送平台做全职骑手。他的职业体验，与齐原、郑方形的不同之处有两个：
邹平工作的平台为抢单机制，他要赚更多的钱，就要在抢单上花费更多心思，这才能保证一次抢到更多的顺路单。
在首尔，骑手主要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骑手闯红灯、违反交规的情况屡见不鲜。邹平每年购买意外险的费用，是普通机动车司机的3倍。受过两次伤后，他计划明年离开这行。
另外，平台对全职骑手的工作时长有要求，邹平一般选择“早十晚八”。在管理上，平台较为人性化，骑手在工作时段内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要吃饭、休息、上洗手间，调成休息模式就可以”。
除了这两点，邹平在平台的工作体验，与齐原、郑方形差不多——他们在送餐时，没有“超时”的担忧，绝大多数平台对送餐时长不做要求，骑手按照规划路线行进即可；平台不会因投诉或差评，用“扣钱”来惩罚骑手；骑手在接单之后，可以“取消订单”。
我在深圳，如果碰触了以上任何一条线，都会面临扣钱的惩罚。一单白干不说，还可能要倒贴10来块钱。
在正式成为众包骑手之前，我也在线上进行了的十多项培训，其中“惩罚机制”占了一大部分，严苛条款最终导向“扣钱”二字。
假如我送的这单外卖，配送费为6元。如果我超时10秒，平台会扣去2.4元，我只能赚到3.6元。如果我在送到顾客手中之前，点击了送达按钮，那么平台会扣我50元。
如果我在接到订单后的1分钟内取消订单，平台会扣我8块，如果我接单超过1分钟，又取消了订单，那么平台会扣我10块。
作为众包骑手，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订单。而另外一种外卖员——专送骑手，则是系统来派单，那也就意味着，骑手没有拒绝任何订单的权利。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结束上一单订单，准备离开那个住宅区时，一个身材壮硕的男骑手小跑着超过了我，“你没有超时单吗”，他扭头问我，脚下步速不减。进入小区电梯里，我们总算有机会聊上了几句。
“你超时了几单”，我问他。
“8单”。
“啊，那你一次接几单”？
“7、8单，这没办法，我的系统停不下来”。
一场关于职场境遇的观察
齐源今年10月到的悉尼。出国之前，他在某互联网大厂做事务性工作，办公室非常卷，他干的活儿琐碎而庞杂，每晚要熬到一两点钟。
他开始认真寻思什么是好工作，得出的结论是“能靠技术吃饭，老了也吃香，能按时上下班”，于是他决定到澳洲学一个新的专业——牙医。
去悉尼之前，齐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留学生们分享的送外卖经历，他也有计划以此赚取生活费。
那时他打算，先在国内尝试着送一段时间外卖练手。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在网上看了看，感觉在国内完全没法儿做，路上出事故的很多都是骑手，大家是拿命在送，疯狂地闯红灯。”
根据齐源的观察，悉尼的外卖骑手中，除了一部分为了赚点生活费或寻求体验的留学生，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缺乏文凭或技术，想在这边赚几年钱”的海外劳工。
齐源计算过，外卖骑手的时薪，算起来要高于当地很多蓝领职业，也超过不少白领工作，他在社交平台上留意到，一位娴熟的骑手，一天能赚到700多澳元（人民币3300元）。他也观察到，骑手颇有诱惑力的收入以及自由的工作性质，渐渐吸引了当地白人的加入。
郑方形最开始在新加坡送外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压。当时他在国内某头部大厂的海外分公司上班，办公室的文化沿袭了国内风格，这与当地的职场文化格格不入，也令郑方形苦不堪言，“一度非常抑郁”。
送出第一单外卖后他心情大好，“觉得好开心，没有人push你，没有那么多压力”，不久之后，他决定离开那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后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
郑方形今年在新加坡遭遇过一次裁员，对他来说，这算不上太大的波折。大环境不乐观，当地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他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确定了新工作。
“新加坡比较缺IT人才，大家的职业安全感还是比较足的，这边也没有严重的年龄歧视，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35岁危机”。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一样，我们原本只是想做骑手的职业观察。但我又觉得，这场关于职业境遇的观察，并不止于外卖员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