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要重用我这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三代穷人，把我送到中共市委干训班培训学习。（网络图片）
旧愁添新愁，往事恨悠悠！说什么“反压迫，求解放”，“除剥削，争自由”，六十年弹指一挥间，贪腐黑恶神州。争斗拚杀，你死我活，不堪回首。马妖列鬼，斯魔毛怪，皆是吃人野兽。而今“共产天堂”安在？千年华夏，万里赤县，太多怨鬼冤囚。
2008年10月26日回故乡的第二天，难友彭慕陶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铁流，有个叫白竹筠的认识你，她是你们干训班的，也是移民美国回来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认识，她是二班的，不但认识，至今还说得出她的模样，瘦精精的高挑个儿，一双大眼睛，性格内向，不多言不多语，挺稳重，是不？彭由衷地夸我一句：你记忆真好！
不是我的记忆好，是那段生活太“精彩”。1951年中共执政伊始，需要大批管理城市的干部，我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学徒娃娃，领导上为了要重用我这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三代穷人，把我从当时所在的一区工委送到中共市委干训班培训学习。用组织部长马识途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培养一批骨干队伍，充当“红色政权”的各方要员。其真实目的所在，是要把一大批天真纯洁，不谙世事的小青年，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杀伤力最强的“炮弹”。我“有幸”被选中。
在我记忆里，中共成都市委青年干部培训班校址设在西城吉祥街五号一座旧官僚的大公馆内。这座大公馆的主人，有人说是潘文华，有人说是田颂尧，其实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戴季陶的。院子很大很气派，由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组成，左边是欧式洋房，右边是中式庭院。欧式洋房是一色的罗马柱，落地的玻璃窗，阳光屋，楼顶花园，四周是茂密树林，一派法国风光。中式这边是古朴典雅的黑漆双扇铁皮包裹的大门，大门上钉着发亮的铜钉，门前有对大石狮，还有上马凳、下马石和拴马的石环，大门后是雕花楠木屏风，穿过屏风两侧是厢房，正中是空旷的花园，然后是客厅、正房、后院、大花园。学员大多数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他（她）们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建设新中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解放事业，纷纷放弃就读大学和出国的机会，来到这里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
这个培训班有两百多人，没有党员，团员也超不过二十人。我和其它七、八个人属于调干生（即已有工作单位，又称带薪培训），分编为四个中队十六个小队（又称学习小组）。每个小队有十二、三人，设小队长和学习组长各一人。小队长管思想、管生活，组长管学习、管组织。干部培训班直接由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室领导（那时不叫厅，整个市委机关干部不超过一百人）。我们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用冷水洗脸、刷牙之后，拿上特制的小木凳，排列成三人纵队，挺着胸、昂着头，高声歌唱着：“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不能给美国当洋奴。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不能把生命当粪土。走，跟着毛泽东走！五万万个人，十万万只手。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
歌声嘹亮，情绪激越，唱得血管里的血似乎要往外冒了，心里充满着荣誉感和胜利感。除此还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穿街走巷，最后来到中共成都市委所在地多子巷，挤在一间铺着红地毯的很漂亮的大办公室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艾思奇主讲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学习的固定教材是三本书，陈伯达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在培训班里不分等级，不分出身，也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关系平等，亲如兄妹。由于学员多是学生，干训班自始至终沉浸在活泼、愉快、轻松、乐观的校园风气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绰号根据各人爱好、性格、长相来定。每天学习的上下午时间有半个小时的工间操，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唱歌跳舞、做游戏，诸如击鼓传花、丢手帕、瞎子捉跛子等。学习主要是听广播、听报告、看书，除此就是讨论，大家坐在矮板凳上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谈得十分认真，就像西藏小喇嘛在辩论佛经。另外，每周还听一次大报告。作报告的是市委几名主要领导干部，有组织部长马识途，宣传部长叶石，秘书长曹振之。马识途胖胖的，看去像个大资本家，是地下党的老党员，曾经担任过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为了掩盖身份冒充过香港猪鬃商人。秘书长曹振之矮矮的个子，脚短手短，戴副黑眼镜，不苟言笑，一脸严肃，谁都怕他。宣传部长叶石，一米八的身材，风度翩翩，讲究修饰，满口京腔，讲话很有水平。大家崇拜他，特别是女同学。
他们三位都是一流的宣传家，所作报告深入浅出，有理有据，使你不得不信服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国民党必败的原因，以及人类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培训结束后，她分配到成都市工商局，很快加入共青团，送到省委党校学习，并经领导指定为团支部书记，是重点提干对象；我则去到风雷激荡的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搞“土地改革”运动，从组员到工作组长及至科长、秘书、记者……一心扑在工作上，全身心地为“革命”奉献，自此天各一方，再未见面。想不到六年后的1957年，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双双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三位为我们“洗脑”的报告人，在仕途上结局也不好，叶石和我们“殊途同归”，曹振之名列“右倾分子”，马识途后来是“刘邓”在四川的“黑干将”。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五十七年，历史长河的一瞬。在难友彭慕陶的安排下，三天后我们在金西路一家叫老虎灶的茶馆见面了。昔日翩翩少年而今均己老态龙钟，她身佝躯残，步履维艰，要不是那双大眼晴，简直无法认出她就是当年举止端庄，苗条俏丽的白姐。
万语千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真是笑不出、哭不出，丝丝苦味在心头。我们久久默默相视，都在追忆那段该怀念还是该诅咒的日子……她挺乐观直白地先说开了：1957年我在报上看见你因写文章成了“右派份子”，总对不上号，黄泽荣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学徒娃娃，怎么会是“右派”？到后来我也成了“右派”，才明白这场运动的荒诞可笑。唉，在那个年代只有两种人，卑贱者和卑鄙者。你不整人必然被人整，我们不当“右派”别人就当右派。不是我们坏，是这个制度坏。她又接着说，我看了很多“右派”写的书和文章，但都缺乏反思，多是写自已如何如何受难、受罪、受苦，却没有写自巳如何如何去为这个制度做坏事。“反右斗争”前我们都是这个制度的拥护者、追随者、执行者，都在为这个制度的巩固建立打拼，实际上为自己也是为老百姓营造“监狱”，一座铜墙铁壁的“监狱”！说得明白一点，你我不过是“权奴”而己，所以是“最卑贱的人”！
她接着说：在处分书上签字那天，我没有哭，但心里在哭，我自已在问：这就是民主吗？只能承认不敢有一点异议，连呻吟也不敢！就那么几条意见换来了二十多年的枷锁……
她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由不得我惊呼地叫出：白姐，我同意你的观点！她微微一笑，这笑既苦涩又辛酸，像柄利刃吱的一声，划破一堵美丽无比厚厚的装饰得十分金碧辉煌的宫墙，顿使你从迷茫中有所醒悟，原来这堵尘封的宫墙内一片龌龊，一片肮脏，一片血腥，男盗女娼，你争我夺，无所不有……
沉默好一阵后，她轻轻地一叹说：1998年我去了美国，给台湾、香港移民讲起这些事，他（她）们都听不懂，无论我怎样花力气解释，还是听不懂。他（她）们根本不相信为一句话和一篇文章，被整一、二十年，甚而坐监杀头。后来我才闹明白，这是两个不同社会的观念差异，别人是人性社会，在爱的阳光中长大；我们是专制社会，在仇的厮杀中求生。马列主义是正教还是邪教，毛泽东是救星还是灾星？经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想给我的难友说几句话，经过漫长的苦难，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民族需要爱，不要再在仇恨中生存，要包容要宽厚，从心里化解仇恨，大家都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要去争争斗斗，你杀我我杀你？结果五十多万知识份子都匍匐屈膝在毛泽东的脚下，众口同声说：我有罪！我有罪！！我们不也帮了毛泽东的忙，造就他个人的极权统治。当然，他们有枪谁都怕死，不过我们得将历史留给后辈，决不让悲剧再重演，唯一的办法就是爱！爱生活，爱生命，爱一切人。我身板骨由不得一震，心地一下光明了许多：似乎只有宽容、反思，才能治愈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心灵的毒害，才能根绝“暴力革命”对我们灵魂的污染，不然民族难以重生……
是夜难以入眠，决定再追访她。一拨电话，她应允了，邀我前去。三天后又是一个愁雨压地，秋寒袭卉的上午，我按时去了她的住地。她住在无电梯公寓的四楼，有心脏病，行动诸多不便。一杯淡淡的清茶，无声胜有声的静坐，我们两个老人又回到了少时中共市委干训班光怪陆离的生活……
干训斑学习的中心议题是：认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把握人生革命命运。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从猿变人的氏族社会进入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然后奴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反动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所以必然失败垮台。
在坚信革命必胜的前提下，再分为四个阶段重点学习。第一阶段，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认识，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第二阶段，理论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第三阶段，告别旧世界，拥抱新中国，把以前有过的不好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向党和组织交代；第四阶段，巩固学习成绩，自我检查总结收获。
第一阶段学习轻松，没有压力，泛泛地谈些认识上的问题，上下午工间操，快快活活跳舞、唱歌、做游戏，不知人世间什么叫忧，什么叫愁，嘻嘻哈哈像群小麻雀。每天晚饭后，总是三三两两沿着吉祥街穿过马正街，越过坍塌的城墙，漫无目的地在郊野走来走去，谈天说地，互道人生理想，或围坐在锦江河边的草坪上，望着千里田畴，万顷绿波，大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凌云壮志。时而引引吭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人民的解放道路，他领导人民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草地上翻滚，歌声在树梢上荡漾，歌声伴着锦江潺潺流水，飘出很远很远。然而，历史“回馈”给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偏偏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灾难……
你又是怎么成为“右派”的？我问。这是一个我对所有难友的共同提问，其实历史早已作了回答：“革命需要右派！阶级斗争需要右派！震慑人民，压制不满与反抗需要右派，不然何以叫‘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如此，我仍要这样问，实际是填补一点心里永远逝不去的迷茫，就像海洛英瘾客难解海洛英的迷茫一样。
她静静地说：和你一样，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可是这个党、这个领袖需要在大小知识份子中抓“右派”，作为祭品巩固统冶。我不明白怎么就当了右派，成了敌人？我自信自已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所以才在1962年向成都市检察院投递申诉要求“甄别”我1957年划“右派”一事。检察院没有理睬我，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单位理我了，“打退右派份子白竹筠的猖狂进攻！”若干年后我想到当年的做法真可笑，就是这个整你的党你还去哀求它，能有好果子吃吗？
沉默，又一阵沉默。沉默后她起身拿出一个纸包，从里面翻出一叠发黄的纸卷交给我。我展开一看，竟是她1967年写给“中央文革”一封上万言的“翻案书”。这“书”是用腊纸刻的，工整娟秀，一笔一划，毫不马虎，看得出主人的用心专注与希望。首页的标题是：最高指示：“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又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正文是：控诉！控诉！！控诉！！！李廖死党及其黑爪牙，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张人均、罗荪、何旭东对我进行政治陷害的罪行！副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我整整十年。
这里所指的李、廖，就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的“走资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张人均、罗荪、何旭东，均为成都市工商局长、人事科长、计量所长等大小党政负责人。她见我看得认真，忽然窃笑起来说：你看我愚蠢不愚蠢，都这个时候了还相信他们。唉，“右派”的悲剧就是愚蠢，直到今天可能还有这样的人？找他们“平反”，找他们诉冤屈，希望他们发善心，这可能吗？其实我们“右派”反什么党？反什么社会主义？不就说了几句真话、实话而已，活活被整了几十年。我比你好，还没有进去，仅作为一般右派处理，降两级工资留机关工作，但运动一来就是斗争的“活靶子”。1960年就摘掉“帽子”，但仍是“摘帽右派”；1979年“改正”了，又成了“改正右派”，反正我们此生与“右派”脱不了干系……
我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见解，说：谁能平？谁又能平？
她不以为然地点拔道：平也好，不平也好，人家才不在乎哩！反正手中有权力、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唉，“解放”快六十年了，我常说把他们做的事放在桌上评一评，从批俞平伯《红楼梦》，到“抓胡风”，从“镇反”到“土改”，从“三反”到“五反”，以及“高饶事件”、“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六四”……哪一件是做对了的？哪一件是做错了的？我可以和他们任何一级的领导，或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人辩论，但条件是宪法要在党的头上。只要宪法在党的头上，我就是胜利者；如果宪法在党的脚下，我只能认输。这个“党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不解决，有什么值得说的？她的话平平和和，毫无个人激愤情感，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如此深邃透明，深感自愧弗如。我放下手中那一叠发黄的材料，关切地问：这几十年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她凄然一笑，那笑的波纹使脸上皱折更深更深，似乎每一条逝不去的皱折都刻着“政治运动”留在人间的险恶。她沉静了会儿，梳理出往事的思路，一字一句说：我没有被打、被吊、被捆，但一直屈辱地生活。划我“右派”时，我是个孕妇，每天离家上班，总担心能不能回来？还有，只要共产党一搞“运动”，我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从1957年到1978年“改正”前，先后被批被斗百次以上，从一个小姑娘斗成一个老大姐，你说笑人不？好在斗我的人私下对我特好，就是那些“积极份子”有时也送来一个关切的目光。再有我丈夫好，他虽是党员，“组织”上多次动员和我离婚，可他一直坚守感情的底线，就是不离！要不那几十年就悲惨……
社会还没有死，公义还没有死，民族还没有死，人的良知还没有死，要不谁挺得出来？一股秋风穿窗而过，沉闷的小屋顿觉清爽。她舒舒地吁口气，是宽容还是宽恕，听得她自个儿说：我信了上帝，上帝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女儿自幼聪明，读书成续优秀，但上不了高中，初中毕业就去建筑队挖土石方，可一直坚持学英语，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一个考上四川大学外语系，90年代初就和先生移民美国，总算能自由自在生活。
我为她庆幸，也为我们“57”罹难者庆幸，我们中不少人的儿女都是优秀的，不因父母所受灾难而垂头丧气，正如我女儿说的：爸爸，你们一代太苦了，太不幸了！我去美国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学会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观，来改变我们这个封建专横的国家……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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