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專訪（圖片來源：看中國）
【看中国2022年9月9日讯】（看中国记者李静汝采访报道） 今年夏季，三峡重庆库区出现了严重的酷暑天气，引发了人们对三峡水库是个大空调的再次争议。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德国著名环保生态学、水利工程学专家王维洛博士。
三峡水库有大空调效应由来
王维洛在采访中，首先澄清了三峡水库大空调的结论是怎么来的。“由于今年的酷暑出现，有人就翻出来2002年，重庆晚报曾经登载过一篇文章，说南京地理所的虞孝感教授主持了一个科研题目，持续了五年。经过研究、结论是，三峡水库可以使三峡库区，特别是重庆，（三峡库区分两个库区，一个是湖北库区，一个是重庆库区。湖北库区小、重庆库区大，尽管大坝是在湖北库区的)夏季的最高温度能够减少多度，这就是夏凉的作用。冬天的时候，它能够把你的温度升上去，就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作用。很多人在网上就骂了，这些专家是什么样的专家，说的比较气愤。在中国你骂骂专家还可以，你不能骂领导。
其实我也知道虞孝感教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或者发表过一个声明，说他从来没有对记者说过这段话，他也没有主持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我认识虞孝感教授，他是南京地理所的，我是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虞孝感教授也是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他的同学很多是我的老师，如果再要论起来，他是我的老师，同时他也是我的师长。
虞孝感教授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说三峡工程是个大空调的不是虞孝感教授，而是方子云教授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头，这本书叫做《生态与环境》，这是一套系列的书。这套书出版的时间是1992年的12月。方子云教授出任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里面分14个组，其中有一个组，它是专门研究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叫生态环境组。这个组的组长叫马世骏，顾问是侯学煜。方子云教授是副组长，副组长还有很多。
生态环境组当时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里面最大的一个组，其中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当时的研究的领导小组组的组长是钱正英，其中一个副组长叫潘家铮，他是技术总负责人。出任的副组长里面，大多数都是水利部的副部长，包括后来三峡集团或三峡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陆佑楣。在方子云写的这本书里就写到了三峡工程上马以后，三峡库区的气温就会得到改变，就冬暖夏凉了。夏季的最高温度可以降4摄氏度，冬天的最低温度可以提高3度。”
三峡水库运行后极端温度升高
王维洛进一步指出：“因为2003年是三峡水库第一次投入运行。2006年的时候，四川包括重庆就出现了大旱，也出现了高温。就是说三峡水库已经投入运行了，出现了高温。当时2006年最高的温度是44.5度，比今年的45度低0.5度。三峡工程上马之前，中国有统计数据的最高的温度是42.5度，比42.5度要高出2度。就是说三峡工程它并没有起到夏凉的作用。
那么，2002年的时候，三峡水库是大空调的文章发表后，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呢？就说这三峡水库就有点像一个人工的大海一样。你住在大海旁边，夏天的温度就比较凉快，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海风吹来，你感觉比较凉快。就是这么一个水体作用。所以很多人就比较相信这种说法。
到了今年的时候，它的温度又继续再升高0.5度，出现了45度。如果按照方子云教授他书上所写的，能够降低4度的话，那么今年应该只有41度，就不会有这么一个酷暑。但是，如果按照中共一些专家的解释，他会这么倒过来解释。说如果没有三峡工程的话，今年可能是49度。它老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话，中国人早就饿死了。他们是用这种话，说历史选择了我们，你们没有饿死，是因为党的领导，它是倒过来讲的。你也可以说历史选择了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没有这个减4度的话，那现在是49度，他们也许会这样解释。”
第一个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报告结论-弊大于利
据王维洛披露，第一个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报告的结论，是弊大于利。“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上做一个大的工程，要做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报告，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了。
三峡工程它有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当时就是1986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
顾问侯学煜教授，他不同意后面加这句，他说就是弊大于利，没有什么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们对于三峡工程，它所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多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还没有认识清楚的，就是这些弊病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提出所谓的措施来限制它的这个弊病？所以侯学煜教授他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签字。还有一个人也没有签字，他叫陈昌笃教授，是北京大学的。这个三峡论证报告里一共有12个人没有签字，他们是其中的2个。位置很重的侯学煜教授，因为他是生态环境组的顾问，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同样那个组的组长马世俊也是学部委员。
就说当时在生态环境组里头，马世俊教授和侯学煜教授两个人意见不同，一个人说弊大于利，后面要加这么一句，否则的话领导通不过的。因为当时领导给马世俊教授施加了压力。马世俊教授是中国动物研究所的所长，所以他比较善于官场的这一套。侯学煜教授他就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他是一个书生气比较足的，但是他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两个人都是留美回来的博士。两个人就闹得很凶。做完这个研究以后，每个组都要出来汇报，谁去汇报呢？就由方子云教授代表生态环境组去做报告。
1988年的10月份，三峡工程论证报告就结束了，这十四个组都到大会上去做报告。在方子云教授做的汇报的报告中，他没有说夏季高温的时候可以降低4度，在冬天可以升高3度的这么一个结论。但是里面提到了，在冬季可以提高0.5度。没有提有冬暖夏凉的这么一个效果。”
六四后三峡工程反对派均受到政治打压
王维洛进一步披露，当时汇报完了后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们就很不满意。“因为当时就有说到1989年两会开会的时候，要投票表决了，就是89年人大要讨论、要通过了。所以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们很着急，李锐先生很着急，陆钦凯先生也很着急，侯学煜先生也很着急。其中反对派有一个人名字叫林华，和戴晴的母亲认识，就找到了戴晴的母亲，说你们女儿是个大记者，当时声望很高，是不是由她出面来组织一本书，反映他们这批反对派不同意建设三峡的这个意见。
根据戴晴自己的回忆，这是她最早接触的三峡工程。然后去采访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在1989年的2月份，她就把这本书编辑成册，然后就拿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这些代表住的酒店里的小卖店去卖，还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来的中外记者很多。
这本书的名字叫《长江长江》。这本书发出了以后，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全国人大今年不讨论三峡工程。但是大家都知道了三峡工程马上就要上马了。一个月后胡耀邦去世了，然后就发生了天安门的学生运动，接着又发生了六四。六四镇压之前，当时在两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说三峡的问题，我们5年之内是不会讨论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两会，不像现在的两会开两个星期，那个时候的两会要开六个星期，胡耀邦就死在这个两会期间的。这本书它的影响就被当时的学生运动、纪念胡耀邦的运动就冲淡了。
然后就发生了六四。戴晴就被作为是天安门运动的幕后黑手，抓进了秦城监狱。所有的在《长江长江》这本书上，有文章的，接受过采访的这些反对派人士，单位的党委都收到了一封信，说你单位某某某，参与了什么反对社会主义的动乱行为，就是指《长江长江》这本书。
现在已经能公布出来的一封信是寄到国家纪委的，比如像林华，他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还有一个叫田方的，国家计委的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原来是习仲勋的秘书，他是专门搞中国人口迁移的，是一个学者型的共产党干部。还有一个叫林发堂的。田方和林发堂在1986年以后，就连续编过三本书，论三峡工程的决策、二论三峡工程的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决策。这个国家计委就收到这个信了，国家纪委的副主任就找他们谈，说你们参与了反革命动乱的活动，我知道，被别人利用了什么的，我们出面保护你们，知道你们是好同志，不反党。纪委的副主任说，我是以个人的身家性命给你们保下来的，要求你们从此以后不要参与三峡工程的讨论，不要发表这种意见了。这批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六四以后，他们政治上全部受到了打压。直到三峡工程决策之前，他们都无法发表他们的意见。”
江泽民对三峡上马起到决定性作用
王维洛还披露了六四后，刚爬到中共总书记位置的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上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六四之后，江泽民就当了总书记了。李鹏在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过程中，他是出力出的最大的。但他的总书记位置没有得到，很生气。中国领导人生气的一个表现，就是住医院。李鹏就生病了。
刚刚上台的江泽民，他知道李鹏为什么住院。7月镇压天安门运动完了，中央的会议也开了，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走完了这一套程序以后，江泽民马上就赶到三峡库区。当天晚上，就给在医院里的李鹏打电话了，说我已经到了长江了，知道长江三峡工程很重要。这是江泽民刚刚当上总书记以后，他第一次出访，几天之后就到三峡去了。他在那里转了一圈，4天回来后，他马上赶到李鹏住院的地方，就和李鹏说了，哎呀这个三峡工程重要的不得了，三峡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这些工程师们使他感动的不得了。他说这个三峡工程一定要上。李鹏的病也好了，他就负责这三峡工程的建设了。这其实是一个邓小平的安排。
江泽民就发出指示了，说现在要对三峡工程进行正面的宣传了，这是后来的事情。到了1990年的时候，他们就重新组织了一次三峡工程的汇报。这并不像姚依林说的，5年之内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结论-利大于弊
王维洛博士还谈到，三峡工程第二个环境报告的结论是把第一个环境报告完全都给颠倒过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在他们重新组织的三峡工程汇报审查中，参加审查的人里头，有30%多的人是没有参加过论证，就是说有60%多的审查的委员会的委员们、或者是专家们，他们是撰写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成员。所以这次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审查，其实就是一批参加撰写第一次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人，加上30%没有参加过的，一起来审查这个报告。就像你去参加高考的时候一样，这个考生最后自己批自己的卷子。
到了1991年的7月份就开大会通过了，送上去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还是弊大于利，但是这是小组的报告。总的报告是由潘家铮教授做的。潘家铮教授在他总的报告里面，他根本就不顾生态环境组你们说什么，他已经把这个结果都改过来了，利大于弊了。
到了8月份的时候，国务委员宋健又把大家招起来了，说这不行的。我们必须要重新再写一个论证报告。说第一份报告它有一个程序错误，报告的提纲没有经过审查，所以就以这个程序上的错误就否定了第一份报告，重新组织人员再写。这个时候已经是1991年的8月份，距离1992年3月份开两会、4月3号人大代表投票，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要找人，要重写，还要经过审查批准，这套程序很长。
找谁呢？找马世俊？马世俊教授死于一场不明的车祸。侯学煜教授死在北京的某一个医院里头。两个人不明不白的死了。因为要顺从领导的意见修改，大多数参加生态环境组的这些科学家，他们不干，说我们不做了。那么最后就找到了方子云接手。
生态二组里还有其他什么人，我到至今为止没有找到。一组所有的人员的名单，他们做的什么课题这我全部都有。我只知道二组的组长是方子云教授。就在二组撰写的生态环境报告里面，就有具体的关于温度的变化。我这里给大家念一下，为了郑重起见吧。对气温的影响，前面引用了比较复杂的一种方程模式，就是说明他们怎么来研究的，念最后的结果。
水库建成后，迂回曲直的长江河道形状不会有大的变化，只是水位抬高、江面增宽，属典型的河道型水库。气温改变值不如湖泊型水库明显，综合上述两种方法计算分析，其预测结果极为相近，水库对库周气温有一定的影响。年平均气温增加0.2摄氏度左右，日交叉平均缩小1摄氏度左右，年交叉平均缩小1.2至2.2摄氏度。冬季、春季水库在高水位下运行，水面气温降低0.9到1.2度。极端最高温度下降约4.5摄氏度，极端最低温度可升高3摄氏度左右。
这里它就写到了极端的高温气温下，夏天最高的高温将下降4.5度，极端的低温可升高3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第二份生态环境影响报告里面的结果。也就是方子云教授在1992年出版的这本书里面说的，三峡工程有冬暖夏凉的这个空调器作用。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三峡工程，它一共有两份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两份报告的结果截然相反。第一份报告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在第二份报告里面，它就完全就改过来了，就成为了利大于弊，也就成为了后来在中共所有的宣传里面都讲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是利大于弊。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支撑是冬暖夏凉的这个气候的空调作用。”
三峡工程对温度影响是升高 不是降低
王维洛在采访中还表达了他自己就三峡水库对温度影响的观点。“以前有一个学者叫王红旗的，他曾经写过文章说，由于三峡大坝高一百多米，在峡谷口挡住了气流的进入，所以会造成夏季的温度继续升高。
我的理解是，在三峡水库的运行中它绝对会提高库区的温度。为什么呢？因为三峡的发电机的取水是在深层取水。
如果大家到海里游过泳的话，或者在湖泊里游过泳的话，你在太阳照的时候，表层的温度比较高，越往下温度就越低。三峡水库它是在低层很深的地方把水取走。所以它出去的水温度很低，使得一些鱼，它在这样低温的情况下，都不给产卵。它把温度高的水留在了库区，所以它很容易引起就是在最高温度的时候，这个气温的升高。在2006年的时候，就出现了44.5度，到今年出现了45度的酷暑的天气。
我们通过这么一个事实，就是说三峡水库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够使得三峡库区冬暖夏凉的一个大空调。从中我们就可以推断，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特别是第二个报告，它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是全国人大所做的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是在这种错误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下做出的。所以它最后的结果必然也是错误的。”
三峡工程-中共干预科学的产物
王维洛最后表示，其实这件事它反映出了一个可悲的事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它们用政治来干预科学，干预科学的民主，让科学成为共产党的奴隶。就是你的科学研究报告，你不中我的意，我可以让另外的人来重写这个报告，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报告来，而拿这样的报告来欺骗中国人。
我们做工程可行性的研究，就是说要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来做出判断。不要等到工程上马了以后，老百姓的钱都花了，白白的扔到水里了，用工程运行的实践来证明它是错的。然后我们再在这个时候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太晚了。
我们这里讲了生态环境报告。侯学煜域教授，他当时在戴晴这本书里面，就特别强调了三峡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是1986年到88年。他说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所以我们根本就提出不来什么样的措施，来改进可以使得这些负面的影响更小。
还有一个教授叫陈昌笃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的，后来是在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学院当教授。他是中国的环境学会会长，就说中国这个环境学会里，大家都认陈昌笃教授的学识和他的学问。但是陈昌笃教授就是因为在三峡工程上投了反对票，他就没有当上院士。
中国的这个制度，如果你不能和党、政府保持一致，不能说政府想说的话，你非要表示你的意见的话，那么你院士就不要当了。现在的环境就是更加进了一步，你教授也不用当了。就像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一样，教授你也不用当了，工资也不用拿了，你退休金也没有了，你的医疗保险也没有了，或就像周孝正教授一样。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如果你不再和党、和政府站在一条线上，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它不给你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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