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广东某华侨农场。（网络图片）
一九七九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一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海外赤子”这部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随之也唱红大江南北，海内外迄今还有不少人为之动容。先不论它在对外重新统战和安抚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迫害的归侨起到多大的作用，它毕竟首次承认了两点：一是华侨在国外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那些被共产党欺骗统战回来的华侨，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和千年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回到大陆，却因有所谓的“海外关系”等诸多莫须有罪名，遭到共产党的无情迫害。
据中共《侨联网》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伊始至一九五五年，共有十八万各种成分的华侨回到大陆，这些人有回来求学的青年，也有一部分是被统战成功的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鲜为人知的特殊华侨：他们不是自愿或不明真相被骗回来的正式华侨，他们是由中共一手支持建立的马共、泰共、印共等十几国的党员，因听命中共在东南亚策反暴动，被所在国驱逐出境，这段历史中共是从来不提并尽力掩盖的。
笔者生于华侨家庭，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归侨的圈子里，经常接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员及其后代，现将所知的情况写出来，希望人们了解中共的本质、早期的红色输出及对华侨的欺骗迫害。
一九六零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越战前夕，东南亚国家吸取共产党策反的动乱教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大排华，尤其印尼总统苏加诺颁布四号法令，关闭所有的华人学校等一切有关组织，规定留下的华人必须入当地籍，很多了解中共本质的华侨投奔台湾、菲律宾或香港，而不明真相受中共宣传蒙蔽的则回到大陆。
中共宣传欺骗 祖母和父亲被骗到大陆
先以我家为例，看看归国华侨的遭遇。
我祖父母于民国三十年代初，南下印尼国加里曼丹岛的打拉根谋生，父亲出生于当地。祖父从事广东传统饮食业（烧腊），祖母则在家从事裁缝，回国时还将这台荷兰产的台式手动缝纫机带回国。经历过荷兰时代、日据时代和印尼独立，祖父于五十年代末弃世。祖母经常提起在荷兰时代的一件事，因她的山芭养了很多鸡，故有很多蛋出售，但荷兰人较讲究，提出只有给母鸡喂玉米的蛋，这样的蛋黄才够黄，他们才会订购。由于祖母能干，姑妈和父亲都上过学。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我父亲梳美式飞行员的款式“飞机头”，衣着光鲜，脚下的皮鞋锃亮。我记得他的中学毕业照，男的一律着短衬衫束中裤，女的短衬衫束裙子，毕业生每人手握毕业证在胸前。祖母说，那时白天做事，晚上外出看戏或约人打牌九，看了戏若还意犹未尽，还可接着看第二场。
这种平静的生活只维持到一九六零年，当时正是中国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时，中共却对外大力宣传国内人民生活如何好，并利用电影等文艺形式广为欺骗。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演及其动人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迷住了许多华侨，特别是反映潮汕青年技工学校毕业后过上美好生活的电影《乘风破浪》来此上映，许多华侨更是心潮澎湃，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情无法形容，因为这里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籍的。
当时我祖母有个从事远航职业的胞兄，因其有机会走遍世界，了解中国大陆正在闹饥荒，这时他的船正好过来停泊补给，他来见我祖母时，再三告诫她不要回国，因大陆没得吃。这时客籍中华工会的陈建（音），闻讯后立即宣传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好，经不住他的游说，我祖母和父亲于一九六一年三月，登上了中共从香港租来的“美上美”号船，途中在工作人员的带动下高唱《社会主义好》和《歌唱祖国》，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颠簸，来到了既陌生又向往的所谓人间天堂——中国大陆。
祖母他们在广州黄埔港下船，出来时见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在两边迎接，心生疑惑，出马路见一群妇女担着尿桶走而手里抓着甘蔗吃，觉得不可思议，又见街边人吃饭只有不见油星的莙荙菜（广东人叫猪毑菜），我祖母这时就流泪了。当时广州设有三个接待站，我祖母他们被送到接侨二站（现改称粤侨酒店），一星期后送到陆丰华侨农场四区，开始了苦难的后半生。
而我外婆在回国前到移民局签证时，警官好意的提醒她：不好回国，那里黄豆都没得吃。但这时外婆已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听不进劝告了，带着十二个孩子也回大陆了。另一友人余蓉等一批柬埔寨华侨，听信了中华工会的人鼓动：回国可照开咖啡厅，想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于一九六一年收拾家当，自费从柬埔寨飞回国，到广州后申请留下开店，不获准许，被发配到陆丰华侨农场劳动，那些带回的准备开咖啡厅用的黄油，只好用来擦蕃薯了。
变相劳改的华侨农场
成批的华侨回国后，多数在省侨委的安置下被送到各省的华侨农场垦荒作业。大陆公布现有八十四个华侨农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吉林等五省，人口约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到华侨农场后命运如何呢？
广东陆丰华侨农场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当时的场部设在一区，隶属省侨委，性质是国营农场，当年被遣返的二十七个马共来到这里开场，场人称“二十七把锄头”。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祖母下到农场后，被安置在四区，虽然年已五十五岁，也作为建筑队队员，到离住处约三公里的石鼓山，破土断木，垦荒筑建。祖母担石挑水，月工资十二元。我父亲开始到附近的南塘小镇变卖家当。我家有辆二十八寸德国产的自行车，我父亲将车灯拆卸后带去南塘换粮食，后来就卖首饰，一钱金器只有人民币二十几块，最后家里仅存一块瑞士产的“梅花”表。一些人没有东西可卖，就趁夜色降临时到地里偷蕃薯，农场种有多种经济植物，因季节不同可偷青爪或花生等，这在农场是见怪不怪。
记得有一天早上，妈喊了我半天，见我不能起床，急忙送我到医院，医生检查时问我吃了什么，我说吃了家里的半瓶钙片，因为找不到东西吃。爸妈白天上工，晚上经常加班但没有加班费。他们上工前要听指导员读报，放工后回家还要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革命歌曲。这种喇叭安装在每排住家的第一间，早中晚播放，不管你愿不愿听都得听。
父亲虽然开机床，但也只有二十几元的工资，以至他想镶牙都没钱。后来一位从附近东港镇来的牙医上门兜生意，检查祖母和父亲的口腔后，提出用我祖母嘴里的二只金牙抵我父亲镶牙用的工料费，我祖母的金牙是在印尼镶的，成色好，但为了父亲能够装上牙，只好同意了。但因牙医偷工减料，我父亲的几只牙镶好后没多久就发黑，他一气之下扔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提镶牙的事了。平时放学后我常到附近捡废铁换零钱，帮祖母找草烧饭，星期天还常和父亲去捕鱼。一次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去给弟弟抓几味中药，抓好药后已是中午，我告诉父亲很饿，父亲仅买二只香蕉给我，来回几十公里，他自己空着肚子骑车回来。
当时在华侨农场上小学时，每星期都有所谓的劳动课，一年级要到水稻田里捉害虫，记得有个同学因此引发皮炎还住了院。二年级种甘蔗、茶叶，记得在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们把作肥料的花生渣饼用手放在从厕所打上来的粪便里，然后再用手捞起来放在已挖好的茶树间的小洞里，这小洞也要我们只有十岁小学生挖。茶季时，上学前规定每人要摘五斤茶叶才可进课堂。祖母见我常扛着锄头上学，叹气说：人还没锄头高，做什么工？
不敢明言 外婆提畚箕照像警告女儿
我有一个朋友温彩虹，外婆从印尼回来也住在陆丰华侨农场四区，接到另一个女儿口口声声要回国的信，心想可不能回来受罪，但又不能明说回来是如何的苦，想了一个妙招：她本人站在田基上，肩上扛着平时上工用的锄头，手里提着畚箕，请人照下这张像，与信一起寄出，女儿收到信后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立即打断了回国的念头。
文革末期，父亲收到在香港的我舅公二女儿的信，约他到广州市华侨大厦见面（外出须到保卫科登记），从广州回来后说，只准在大厅会面。父亲这次带回很多东西：黑人牙膏、中间带一粒红枣的年糕、水果糖、包装精致的麦片及衣服，令亲友及小同学羡慕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