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公安讲述文艺界第一大冤案(图)

2022-06-23 14:00 作者: 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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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
文革期间中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编者按:“胡风反革命案件”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部分文艺界人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共政权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中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以后发生在文艺界的第一大案。2007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为解读这一案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震惊中外的大案 

这本书是由年过八旬的退休法官王文正口述,作家沈国凡采写的。王文正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政法系统工作三十多年。他曾经参与过两个举世瞩目的大案:1955年他担任“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直接参加了对“胡风分子”的预审;1980年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加了对林彪、江青的审判。

王文正说:“关于胡风一案,对于一些书刊中不同程度的错误,却很少有人出来纠正。就我所知,更没有一个当年的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成书,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没有亲历者的真实记录,后人将如何来客观、公正地审视和评价这段历史?”

他还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现在50岁左右的人,都很少知道这件冤案的来龙去脉。为了让后人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我又找出发黄了的一些办案资料,趁现在记忆力还好,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第6页,以下只标页码)

沈国凡也说:“这件曾经震撼过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事件似乎离开我们越来越遥远了。但是,历史是永远不会被割断的。这件开国之初的冤案在中国大地上引起的余波几十年来没有平息过。”(第283页)

遍及全国的搜捕

进入“胡风专案组”之前,王文正是上海市公安局一个副处长,负责经济保卫工作。当时中共政权刚刚成立,他以为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出人意料的是,1955年5月下旬,他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接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参加“胡风专案”组工作。

王文正记得,当时上海市委曾经召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对于这一问题,同事们私下里有许多议论。有人说:“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也有人说:“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还有人说:“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摘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第9-10页)上述议论,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看法和态度。

王文正说,胡风是在《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三天后被捕的。这些材料主要是胡风在上世纪40年代写给舒芜的书信,而“这些公布的信件,(就)成了胡风‘反革命’的‘铁证’。”(第20页)。

他注意到,当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应该先由全国人大做出决定,然后才能逮捕。但事实是“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王文正还说: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风“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第20-21页)

胡风被捕以后,为了进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证据,公安机关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到“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欧阳庄,凡是与胡风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

在那些被关押、审查的2100余人中,《旅行家》杂志的杜谷的遭遇颇有戏剧性。他本来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看了《人民日报》后觉得不能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便想找好友卢甸聊聊。因为卢甸在天津,他就给卢甸的爱人打了个电话。卢甸爱人在中宣部工作,那天正好不在单位,接电话的人便让他把姓名地址留下。后来卢甸被打成胡风分子,因此杜谷也很快被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斗。又由于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辜负”了大家的“希望”,最终还是被捕入狱。为此王文正深有感慨地说:“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中共建政以来通过政治运动解决不同意见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55页)

“三十万言”的谜团

胡风在案发之前,曾向中共中央递交一封长信,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并指名道姓地说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用五把“理论”刀子压制文艺工作。这封信27万多字,故称之为“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又一罪证。正因为如此,王文正提出至今还在困扰人们的一系列疑问:“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出笼’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胡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长达三十万言的上诉书,它的‘反动实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牵涉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形成全国性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对于中国知识份子以及中国的社会进程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65页)

他认为,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

早在1933年,胡风在日本留学时就因为参加左联的革命活动被警察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他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取得联系,并认识鲁迅。1934年秋,左联成员穆木天被捕后,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此周扬与他断绝来往,他也辞去左联职务。1936年,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共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胡风在文章中公布。周扬认为胡风是标新立异,是反对左联,二人因此结怨。

对于这件事,鲁迅的说法是:“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应起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抗日战争中,胡风先后创办了《七月》、《希望》等文学期刊,发表了不少革命作家的作品,培养了路翎、绿原、阿垅、鲁藜、朱声、耿庸、贾植芳等一大批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现代文学史称为他们为“七月诗派”,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这些人。

胡风对文艺理论有浓厚兴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以后,胡风虽然“深受鼓舞”,但习惯于独立思考的他还是提出许多不同观点。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不是“非政治倾向”,而是“主观教条主义”倾向;国统区文艺界所面临的问题与延安不同,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让作家俱有饱满的创作情绪和燃烧的战斗意志。

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杂志发表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引起胡乔木等人的不安,认为这是与《讲话》唱反调。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相继发表邵荃麟、林默涵、冯乃超的文章,指责胡风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同毛泽东“为群众”的文艺方针唱对台戏。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前夕,茅盾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严厉批评。随后,胡风的工作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妥善安排。

尽管如此,胡风仍然我行我素,在理论上寸步不让。王文正认为:“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真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的时期’。”正因为如此,这位专案组成员连续用“太爽直、太认真、太热情”和“太固执、太天真”等词汇来描述胡风的个性。(第67页-70页)

“胡风性格”的悲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被打成“胡风分子”的那些文学青年,大多是这种个性。

吕荧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在王文正的口述中,有一章的标题是《令人费解的“胡风分子”》,其中第一节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个‘胡风分子’,这是必须谈一谈的,因为他不在我们公安机关拘捕的名单中,而是自己‘跳’出来的。”(第121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胡风被捕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召开联席会议,郭沫若主持大会并发表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讲话。在那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形势下,许多人即便是想不通,也要随声附和,表示赞同。然而正当郭沫若讲话结束并获得“热烈掌声”的时候,居然有一个面目清癯、个头不高的人突然走上主席台,在话筒前大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这使在场的700多名文艺界精英“惊得瞪大了眼睛”。这种灯蛾扑火的做法让王文正感慨万分。他说:“吕荧——这个平时沉默少言的人,是一个何等不识时务的书生啊!……在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全国文艺界唯一敢于在公众场合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吕荧——这个正直的作家,最后冤死狱中。”(第123-124页)

其实,胡风和他的同伴们对革命、对毛泽东是“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之后,他就在长诗《时间开始了》中写下这样的诗句:“毛泽东!毛泽东!/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力量/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所以他一直以为他的问题是周扬等人从中作梗。他想用上书言事的方式反映意见,结果又多了一个“清君侧”的罪名。

在王文正提审过的人员中,林志祥是一个让他“从心眼里……表示敬佩”的人。这个人虽然被诬入狱,但是他不仅为同伴洗清罪名,而且还说:“尽管我蒙受冤屈,有些想不通,但组织上把我抓起来,我也不抱怨。”王文正说:“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在关押中被弄成了神经错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再次为这件事情被逼得含泪死去。”(第237-239页)

反思历史的教训

胡风冤案历时30余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风去世后才算彻底平反。它给人们留下怎样的思索和启示?这也是王文正想要回答的问题。

——“依靠信件(文字)定罪,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第203页);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份文件明文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国上下被无辜牵连的人员冤案不断……”(第268页)

——办案人员的主要“政策”依据,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当时只知道这些按语很有来头,但根本没有想到竟是由毛主席亲笔所写。”(第162页)“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给公安机关和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要想用事实来否定报纸上所出现的一些错误,那几乎是相当的困难。”(第208页)

——在专案组看到一份绝密材料,上面有毛泽东一个很短的批示:“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毛泽东所说的“文章”,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反运动”。(第115页)

——“胡风事件,使中国很多的知识份子一下子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第117页)

为后人留下信史,留下思考的材料,显然是王文正出书的真正原因。

责任编辑: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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