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人活着被送殡仪车（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2年5月4日讯】很多很多年之后，发生在2022年5月1日上海新长征福利院的这个故事，将依然会被人提起，因为在这一刻，底线被击穿了：
这一天，一个路人上传的视频显示，他看见一辆殡仪车来到福利院门口，袋子里的遗体正被送上殡仪车，但有人提出质疑：“活的，活的。”穿蓝衣的殡仪工作人员打开袋子，掀开了“遗体”脸部的一块毛巾，可是，穿白衣的福利院工作人员又把毛巾盖回去了。这一举措让周围的人表示不解，怎能又盖回去呢？商议之后，还活着的老人被推下车，回福利院。
这就是事件的经过，这则视频我无法上传，便用以上文字记叙。
视频传出后，民情哗然。5月2日上午，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表示确有此事，目前老人已转运至医院救治，生命体征趋稳。下午，普陀区做出处理：
1、对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东党纪立案调查；对区民政局副局长黄耀红，养老服务科科长刘颖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吴友成3人免职、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免职、政务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
2、区卫健委吊销涉事医生田某某医师执业证，并由公安机关对其立案调查。
3、区民政局对新长征福利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派驻工作组进驻该福利院。
事情可以到此止步吗？当然不能。
我有段时间要做养老领域的事业，投入了几年时间，也实地访问过一些养老院。养老这件事，范围很大，但一定绕不开“生命的终点”这个核心点。具体到养老院，不论是公办还是民营，在老人临终问题上，都极为重视。这是最基本的。简单来说，养老院分为两种，一种有内设医疗机构，有处方权，一种没有内设医疗机构。一旦发现老人临终，有内设医疗机构的，至少需要由医生抢救并核查心电图，确认后开具《死亡证明》，后者，通知120急救（在北京市，也可以呼叫999急救），经医生抢救，抢救无效后获取《死亡证明》。也就是说，不论如何，只有在获得《死亡证明》的情况下，才能通知殡仪车。
养老院“临终”还有一个关键环节：通知家属。这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有家属，则由家属决定丧葬事宜，如果联系不上家属，也应该通知警方，由警方再通知殡仪馆。
以上过程中，两种人是必须参与其中的：当班医护人员、院领导。
所以，当还活着的人被送上了殡仪车，就意味着在这之前，一定有人省去了不应该省去的硬环节，而且是多个环节，或者，没有省去环节，但操作者形同虚设，漠视生命。
换言之，在殡仪车到来之前，底线已经被击穿了。
这让我担心起另一个人来。也是上海普陀区，4月29日，上午10点，一位读者联系我说：普陀一村有一位102岁的老人，姓余，她本来是足不出户的，4月22日抗原两条杠，便通知居委会；4月28日晚，居委会通知家属说将老人送去医院隔离，后来，家属才知道老人被送去了方舱，“路上被吓得裤子都尿湿了”，一晚睡在方舱大厅里，然后靠在方舱门口；家属非常着急，女儿坐在椅子上一整夜没睡，反复向方舱申请要去医院，但得到回复说进了方舱就不能去医院了。
到第二天，因为是读者的缘故，他们的求助联系到了我这里，我把这件事拜托给一位熟悉的朋友，她又联络了其他几位志愿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当天下午4点，老人从方舱被转入了一家护理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
为什么选择养老院而不是定点的隔离医院呢？因为这位百岁老人的邻居说，看到区里定点的隔离医院里最近不少老人去世，与事的诸君非常担忧，联络去有护理条件的养老院是更令人安心的选择。
这个安排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今天看到同在普陀区的养老院竟然出现这样的事件，心中又不由地悬了起来：
万一这家养老院的底线也一样被击穿了，我们所谓的“帮忙”，是不是反而害了老人？
所以，看到普陀区以最快速度做出处理，我觉得很对。涉及到底线的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新长征福利院这一恶性事件绝不仅仅是一家一户一院的事，它涉及到我们的信心。一旦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存在了，我们以后该如何作为？
在某些时刻，我们可以积极地进行紧急社会救济，但是，这些是非常态的，更重要的是：常态下的社会运行需要基本保障，需要维持在一个基本的文明平台上。
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常态下的社会运行，需要社会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更主要的是，每个环节守住本份。这样才能避免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
比如说，新长征福利院门前这个案例，心电图在哪里？《死亡证明》在哪里？家属在哪里？警察在哪里？120在哪里？福利院领导在哪里？怎么就走到了送上殡仪车火化这一步？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案例，它的极端，实际上是我们许多日常操作的放大。
我举个例子。去年年底，我注意到各地法院集中出现了一类普法典型案件：某某农村老爷爷、老太太不懂法、不守法，因为庄稼受到了损失，动用手段，猎杀野猪若干头，构成以非法狩猎罪，法院捍卫法律，将其判处有期徒刑，被告表示认罪认罚……云云。比如，2021年的河南南阳淅川县法院，2020年的四川巴中巴州区法院等。我陆续写了几篇文章，比如《想想别人》，提出了批评：这样的判决既伤害了底层民众，缺乏同理心，也违反了法律精神，不仅没有起到捍卫法律的作用，反而破坏了法治。
结果呢，一批自称一贯支持呦呦鹿鸣的读者就觉得受到了委屈，开始反驳我了：“这种事你怎么可以责怪我们法院人呢？案件公安办了，县政府表态了，检察院公诉了，前面那么多流程，最后才到我们法院，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惊讶于他们的振振有词，更惊讶于他们的心安理得。
确实，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公诉之后，法院判决无罪的情况很少见，因为这意味着法院否定了公安、检察的工作，而这几个单位同属政法委领导，大家都算同僚。前面一盘盘菜都做好端上来了，怎么办？
可是，如果别人要怎样你就怎样，还要你做什么？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你要遵循的是法律的精神，还是“同僚”的意见？你手上拿的是法槌，还是同事的香烟？
你是最后的底线，我不批评你批评谁？
我是第一个批评“麻木司法”的人，而且反复批评这种疾病，我这样一个温和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把话说得尖锐。事实上，麻木不仁这种疾病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病入骨髓。我们尖锐的话说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正是因为肉眼可见的麻木，才会忘记了本职，忘记了肩上的责任，才会将一些表面细微实则恐怖的罪恶一个个地放出来，汇聚成魔鬼群落。
比如，“好吧，是领导让我开死亡证明的，既然是领导的意思，那我就开好了，毕竟，违反领导的意思是不对的，天塌下来，有领导顶着。”“嗯，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那就这样干吧……”
我们知道，公务员必须执行上级命令，这是常识。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公务员法》中，在第六十条做了这样的规定：
第六十条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发现上级命令错误，可以提出改正意见，如果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执行者也应当承担责任。换言之，“上级命令”也不是挡箭牌，不是免死金牌。
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律？因为公务员也是人，或者说，首先是人。是人就有判断力，就有意志，在“命令”之上，还有法律，还有天理。
国家是在这里预留了一个刹车阀。它很少用，但不等于不存在。
至于说“同事的要求”“前面程序已经做了”这些说辞，就更低级了，只不过是“老好人”式的敷衍。乡愿，德之贼也。社会很大，我们每个人确实只能做其中一个小环节，做一颗小螺丝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螺丝钉都必须无条件地跟随前面的螺丝钉。螺丝钉有螺丝钉的本份，我们每个人守住自己的本份，守住自己的责任，社会才能维系底线之上的健康运行。
反之，则是麻木。
那么，为什么会麻木呢？麻木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缺乏慎独的修养，缺乏关心苍生的同理心，更是因为缺乏监督，是因为本该关住权力的“笼子”形同虚设。
这是我们要特别关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院长、局长在某个极端事件后被免职。应该关心的不是某个干部个人的命运，而是：在事件之外，是否还有同类事件在悄然发生？我们是否有能力避免同类事件继续发生？
试问，如果不是路人恰好拍了这个视频，如果不是朋友圈的朋友积极关注，新长征福利院这件事只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等待下一次悲剧的发生。
多少哭声，多少生命在角落里失踪？因为知道的多，能说的少，这个问题，常常令我夜不能寐。今天写这么多不讨喜的文字，恐怕又要冒犯到很多人的逆鳞了，据说，有这逆鳞的动物，触之必怒，但在这样的时刻，我也不得不说、不得不触了。
长夜漫漫，愿那些即将离开世界的人在最后的时刻都能被温柔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