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判，不是聪明就能预判，不是成名成家了就能预判，预判的前置资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觉醒。（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昨晚，我给几个被封于上海的老读友发了一个问候，主要想问问他们生活是不是像自媒体平台流传的那样很难堪。但让我吃惊的是，三个读友的回答都是惊人的一致，“我很好，我没问题。”
有一个读友给我讲了这样一番话，让我忍不住把咖啡笑到了键盘上。“像我们这种人，新闻放一个屁，我就知道它们会拉什么稀。再糟糕我都能预判，我在三月下旬还没等发静默令就囤够了一个多月的给养。封，慢慢封，看最后谁会发疯。”
真不愧是我的老读友，多年读我的文章没有白读。于是，我就想起了张爱玲。
1951年底，文艺界开始搞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爱穿旗袍的资产阶级作家张爱玲遇到了麻烦。一直对她礼遇有加的上海宣传部长夏衍，某天专门找到张爱玲谈话，“今后还是变一变装束吧，你穿中山装和列宁装也许会更好看”。张爱玲一言不发离开了。
1952年春，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见面姐姐张爱玲，弟弟就问姐姐“将来如何打算。”张爱玲沉默良久，最后讪讪地说：“连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1952年7月，张爱玲几经周折办好出境护照后，担心夜长梦多，她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张茂渊。临别前，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将家族照相簿交给了她保存。32岁的张爱玲一身旗袍过境罗湖口岸，将旗袍落落大方地穿到了75岁。
暴风雨来了，疫情来了，其实都是一个鸟样。可怕的不是暴风雨也不是疫情，可怕的是借题发挥乱作一团。预判，就是能保全自己苟活于乱世的最佳抗体。
但不幸的是，预判，不是谁都能预判的。上海这次哭爹叫娘经受“葱姜蒜是硬通货”的人是一些什么人，毫无疑问，都是喜欢看晚七点新闻的人。正如叔本华所言：“喜欢什么，就会相信什么。”当然也就会相信“物质供应充足”。
胡适能预判，但他的儿子胡思杜就不能预判。胡适默不作声，江冬秀声泪俱下对儿子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但胡思杜面无表情地塌拉着头说：“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新社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样。”父亲胡适听得心如刀绞，这明明是在暗讽自己啊。胡适摇了摇头，双手扶在胡思杜的肩上，做了作为慈父的最后嘱讬：“记得经常给我写信。”但胡适在美国只收到一次胡思杜的信，直到1962年病逝于台北，胡适对儿子胡思杜一无所知。胡思杜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年仅36岁。
1948年12月，蒋介石对北平文化名流胡适、陈寅恪、冯友兰、吴晗等人发起了抢救运动，负责人是蒋经国、傅斯年和时任教育部长陈雪屏三人小组。胡适的得意门生吴晗，受命对恩师胡适也发起了抢救运动。双方都在抢名人。陈雪屏召集当时北平抢救名单上所有的知识名流开座谈会，力劝他们赶快上南苑机场的飞机走。但当时在座的名人们鸦雀无声不置可否。胡适打破沉默讲了那几句天下耳熟能详的名言：“美人来了，……；俄毛来了，……；它们来了，……。”于是，胡适搭上空荡荡专门抢救名人的飞机走了。而受命抢救胡适的吴晗和那一群像胡思杜一样“不会把我怎样”的文化名流，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吴晗死时，头发都被拔光了。
预判，不是聪明就能预判，不是成名成家了就能预判，预判的前置资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觉醒。
这次全域静默的魔都跟它的名字一样很魔幻，不但没有名人写日记，而且许多名流精英哭爹叫娘甚至临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其中，有著名作家、有小提琴家、有网络证券从业18年的副总、有退休检察官、有一直听党话的著名编剧的父母、有著名经济学家的老母、有见到老外就排卵的白领丽人，有效忠大半生却在办公室了结的基层小吏。他们智商一流，他们情商一流，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觉悟不入流。
与之相反的是，从武汉到西安，从吉林到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我们几乎从未听说过哪个觉醒的人染过病毒，也从未听说过某个觉醒的人呼喊过断粮危机，也从未听说过哪个觉醒的人静默期求医无门的尴尬，更没听说过哪个觉醒的人痛不欲生自杀过。觉醒，关键时刻能够保命。这不是一句诳语，而是乱世体面求生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通透识深：“人生的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觉醒后的思考，可不是一般的思考，而是一种深度思考，觉醒程度直接决定思考深度。深度思考的大脑就像E-3望楼预警机，虽不能杀敌于无形，但能御敌于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