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斗会
【看中国2022年1月10日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下到乡下，是个深山沟。那时小学每日或半天或少半天或停课，总之上不多少课，又无作业，跟现在美国的孩子差不多轻松，这样看文革时的教育倒跟现在美国接轨了，这大概是毛没想到的。
因为整天没事，我就下河摸鱼，上山采果，再就是到队里的队部或青年点去玩。队里的青年点两间屋，四男四女，相处很好，热情也高，属于知青运动初期的劲头。一天下午，队长和政治队长组织几个队领导在知青点开会，我就在里面玩他们也不管。我听政治队长说，大后天咱青年点要新来六个知青，公社和大队书记讲了，学生们来了要组织社员欢迎，然后让孩子们先认识一下谁是“四类份子”；来的头三天除劳动外，还要搞一次忆苦思甜教育、一次向贫下中农汇报演出、一次阶级斗争批判会。
政治队长讲完，生产队长说，明天派几个工把青年点再维修一下，让老知青收拾一下屋子。生产队长又说，阶级斗争批判会咋搞？咱队就那一个“四类份子”，改造得从不犯错误，凭空斗人家这话咱咋说呀？政治队长说，这是公社和大队给的任务，得完成，要不知青没了阶级觉悟咋整？生产队长说，再说吧，没有新斗争咱也不能硬编。
队里本来只有队长，后来毛发话让队里设政治队长，于是队长就成了生产队长，管生产；政治队长管教育。大概这是从部队移过来的办法。但一般还是生产队长说了算，政治队长副之。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个五十五岁的老头，满脸皱纹，从来不笑，一支烟袋总在嘴上，脾气大，谁劳动不出力或活儿干得不好他劈头盖脸就说，社员都怕他。怕他倒不是就因为他敢说，还因为他办事公平；农村都是亲套亲，儿子老子亲家儿媳都在一起劳动，公平是不容易的；另外，他不顾腰有病年纪大，劳动总是冲在前头。
政治队长是个四十岁的汉子，古铜色皮肤，四方大脸，憨声憨气，劳动如头牛，办事一根筋。这个队一共就三十几户人家，找不出政治队长，后来发现他年轻时当过几天民兵，就让他当了政治队长。好在他没太具体的工作，就兼了队里的电工，所以腰里总是煞有介事地挂着一大堆电工工具，眼睛夸张地盯着仅有的几条电线。
新知青来了，政治队长领他们认识了队里那个“四类份子”家门，告诉不要误闯了进去，平时要划清了界线。生产队长带知青认识了队里最值钱的家当——五头大黄牛，告诉要爱护，不能打它们，指望它们干活呢。
前两天文艺演出、忆苦思甜教育都搞了，只是忆苦时出点差头。是这样：队里最老的贫农大爷讲旧社会受苦受穷，说说就乱了，说他一辈子受穷的命，说旧社会他没有地，给地主干活，只能吃个半饱，新社会也没有地，地是队里的，也吃半饱。好在队长及时打断不让讲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队部玩，听见政治队长跟生产队长说：丛叔——生产队长姓丛——大队问阶级斗争批判会咋举行呢，这两天那“四类份子”没犯啥事呀。生产队长说人家没犯事也不能硬整呀。两人不再吱声，丛队长吱吱吱地抽烟袋，政治队长摆弄着他那电工工具。没什么结果，两人带社员劳动去了。
不必诸葛亮借东风，东风就来了。第三天发生一件事，完成了大队和公社给的任务。原来队里的“四类份子”是个旧社会的地主，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头儿，跟所有“四类份子”一样只劳动不敢说话。地主有个老伴，年轻时是老地家雇工，雇农，后来地主原先的老伴死了，她就嫁了地主。
嫁给地主第三年，解放了，地主被打倒，她算地主婆，但又不能算敌人。为什么呢？原因是这样：国家定的家庭成份划分规定，贫下中农的妇女嫁给地主富农，不满三年的还算贫下中农，三年以上则算地主。这地主的老伴嫁给他即将满三年时全国解放了，具体结婚的日子又记不准了，所以她的成份一直稀里糊涂。
我那时总替《白毛女》里的喜儿后怕：这要是真嫁给黄世仁了，满三年，革命的喜儿岂不成了地主婆？又想：当贫下中农的女儿嫁给地主到三年临界时的半夜零点，突然间贫下中农变成地主是啥样子呢？这都是胡思乱想，还是说正事吧。
第三天下午的劳动，有三名新来的女知青跟三个年老的女社员收拾苞米地，这其中就有地主的老伴。中间休息时，三位女知青围着地主的老伴问些生产技术上的事，她一一解答了。然后她拿起一棒嫩玉米，说这玉米是补种的，现在还嫩呢，可以生吃的，你们城里人没吃过，尝尝吧。三位知青尝了尝，果然鲜嫩非常，说，大娘，谢谢你。
不料此事为一个社员发现，报告给了政治队长，政治队长马上批评了那三位女知青，说她们阶级觉悟不高，上了地主老婆的当。说完政治队长就要走，不料这几名女知青却哭起来，觉得刚到广阔天地不但没做贡献反而跟地主婆搞到一块，误吃了社会主义的苞米，就要求在全队大会上检讨。这下政治队长忽然想起大队和公社交待的任务，马上去找丛队长研究。
怎么研究的我不知道，但下午四点，家家接到通知，全体社员收工后到队部前空地上参加批判大会，各家中小学生也得参加。后来听大人讲，丛队长很为难，他觉得给女青年吃一棒苞米不对，但算不了大事，不过大队和公社给的任务要完成，只好同意开这个批判会。这地主有个儿子，一出生就解放了，所以不以地主论，跟一般社员一个待遇。丛队长特地在收工前找了地主的儿子，吞吞吐吐告诉他要开批判会的事，让他晚上就不要来了，免得心里难受。
晚上，政治队长在队部门前扯起一只灯泡，全队几十人围成一个圈，中间站着地主和他老伴，低着头，我挤进圈子里层看热闹。社员们一声不出，面无表情。
先是政治队长讲了事情经过，又说阶级斗争没结束，地主老想变天，今天下午他就想拉拢知青要变天，地主老婆在前面，背后一定是地主出的坏主意，所以我们要批倒批臭他。生产队长站在前面抽着烟袋不出声。场面不热闹，政治队长只好自己多说些，然后让团支部书记说，最后是知青代表发言，内容都差不多。
开始地主老伴还分辩说没想变天，地主并不知道这事，是她自己所为。政治队长厉声呵斥不让她说，最后地主只好承认是他背后出的主意，想一点点把社会主义的苞米都吃光，最后达到变天的目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看批判会将近尾声，忽然那三位女知青呜咽着哭起来，十分痛悔自己的觉悟低，大家正看着她们梨花带雨的样子，却见她们三个窃窃私语了一会儿，每人手持一枝柳条，鱼贯走到人群中间的地主和地主老伴跟前，每人打了他们两下，地主老伴的头发立即散乱不成样子。待到两位队长制止时已打完了。我那时正在小学学算数，对计数颇有些兴趣，所以立即算一下，三个知青共打十二下，地主和老伴每人挨了六下。这样批判会就结束了。
批判会结束大家都回家，深山沟住得分散，我自己往山沟里面的家走，得十五分钟。天黑不见五指，有些害怕，忽然我想起，那地主家住得离我家不远，我就跟在他们后面走。他们一路一声不出，我想：这地主会不会趁没人把我杀了呢？看书上讲经常有地主对贫下中农孩子下毒手的；地主若杀我他老婆是帮他杀还是帮我呢？因为地主的老婆还算贫下中农呀。一边害怕地想着一边距他们十几米远地走着，竟然安全到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