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1年12月13日讯】要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就需要了解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进而寻求突破。那么，为何中国居民消费总体偏低？
推断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数据显示，当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其城镇化率均达到了70%以上。而中国2019年的城镇化率仅60.6%，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更低，约44.4%。
研究表明，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们用三次产业与其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其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单位劳动力产出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因此，如果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转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收入可能提高，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6万元。2014年有学者指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储蓄率，提高其消费意愿。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储蓄率高达46.7%，而同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仅为25.2%和30.5%。这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不确定性较高，且流动人口可能最终返回农村生活，为未来生活积累储蓄的意愿强烈。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务工地的户籍，则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降低其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此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种植、物物交换等形式获取食品，到市场中购买农产品的需求较少，农村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无法体现在消费数据和GDP数据统计之中，而城镇化能够改变这一点。
第二，偏高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抑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当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三者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十分接近，都在48%左右，而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55.2%。可见，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超出其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水平。偏高的债务负担可能降低了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导致消费能力下降。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中国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9%，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6%和9.2%。韩国的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4%，虽然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也明显高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影响了消费的增长。
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给居民消费增长带来了额外的挑战。虽然国内疫情已经相对得到控制，且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已经回落至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平均水平，但消费增长依然低迷。
为什么疫后消费迟迟难以恢复？分析显示，外出劳动力减少、就业结构变化、居民储蓄行为改变这三大结构性变化，很可能降低一段时期内的居民消费潜在增速。这种消费无法马上复原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消费的疫后“回滞”。
说白了，老百姓的生活安全感正在逐步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