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蛇出洞，党在北大“优秀儿女”一生血泪。（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自述简历：丙子年生于北京，家庭虽无显赫门第，却亦不乏书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传统人伦教育。十八岁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阳谋之盛举，获颁赐右派份子封号。朝廷特为此类分子制订劳动教养刑律，遂于丁酉除夕与诸多北大学子同系狱，此后廿余年，服苦役于兴凯湖与清河两劳改农场，后又远戍新疆。终日“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谕，谓：丁酉之祸乃将数人扩大至数十万之误，并对此数十万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号。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边陲小镇获一西席，执教于新疆兵团农二师电大，并于又一个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北大校庆日于燕园曾凑得仄韵七绝以答学友之问：湖光塔影春依旧，如梦似烟学句读（音dòu）。识字清风今何在＊，西疆古道驼铃骤。
＊注：清初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为此酿成康乾盛世又一文字狱大案。
个人往事中的划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过后的那几天，专政机器在北大校园内暂时停摆了。于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做出了当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几个学生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办一份独立的刊物，以将当时校园内的自由氛围延续下去。他们组成了编委会，筹备完成了创刊号，为使人们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传统，刊物命名为《广场》，以纪念旧日北大红楼的“民主广场”。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这是现在流行的官方语言）师生们的支持，纷纷解囊预订，马寅初校长也答应给500元的资助。继而就发生了纸张被印刷厂工人扣留，马校长的承诺也被他的秘书拒绝。于是编委们自掏腰包重新购买纸张，决心将刊物出版交到预订的同学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陈奉孝同为数学系54级的同学，得知他们的困难时，便从化学系一位同学家中借来了油印机，当时是生物系的徐锦堂同学负责刻蜡纸，我负责油印。记得在最后装订时，物理系的一个班（忘记是那个班了）由班长带队全班干了大半夜，创刊号终于油印出版了。然而那台暂时停摆的机器又高速的运转了，《广场》被收缴并集中在大饭厅前焚烧，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学们在焚书的灰烬旁欢呼雀跃，欢庆自己又获得了党委的关爱。
《广场》这次油印出版过程的一切细节，全被侦查得一清二楚，参与人员无一漏网。连化学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机并出借的同学也被授予了“右派份子”的称号，我本人获得的称号字数颇多：“极右份子，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陈奉孝反革命小组织发展对象”。
1958年2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内的同学充任临时的兼职警察，然后到了2月15日也就是除夕，将我移交给正式的警察。警察当面向我宣布：接受我的劳动教养申请。然后与其他同样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个指纹和掌纹，办妥了入狱手续，再押送至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年的艰苦劳动，辗转于东北（兴凯湖）、华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劳改单位。从事着脱胎换骨的“被革命”工作。
回首往事，兴凯湖农场、清河农场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几道划痕。现将较深的记录于下：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住同一个大院、在同样条件下劳动、受同一群军警的保护，不同之处是劳改人员知道自己的刑期，劳教人员却不知道自己的教养期限，我们这些“黄埔一期”（教养期间，狱方规定彼此要互称同学，故有此比喻）的教养人员是在几年以后才宣布教养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从宣布之日起计算的，宣布之前的那几年算是“试用期”，不被计入“教龄”的。
在清河农场发生的一件事，却凸显了劳改与劳教人员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劳改队员们都已集合完毕，还听不到我们队长吹集合的哨声，直到劳改队员们都出工走完了，才听到哨声和“集合了”的喊声。出了监舍来到院中，发现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岗加哨，墙头还架设了几挺机枪，因而集合时队伍里较往日安静了许多。
集合完毕，队长开始训话：“今天要进行选举！你们虽然犯了严重的罪错，但和劳改人员还是有区别，你们还是有公民权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下面发选票，每人一张，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后排队把选票投到那边的票箱里。”
由于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受宠若惊的人们，乱哄哄的奔向票箱，我趁乱将领到的选票揉成一团，偷放到口袋里，准备出工后扔到地里。当然这一举动是不能被别人看到的。选举完成后，重新整队带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担心，我的行动若被发现，有可能变成破坏选举的罪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当局根本不屑于统计选票，也就无从发现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天之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不过这道划痕，却无法抹平。以后“到了社会上”（这是我们在劳动教养及教养期满留场就业时所一直向往的），每逢学校组织选举投票时，我都要抬头仰望，寻找墙头架设的机枪，然后将选票揉成一团，随手丢掉。
六六年幸运地被从清河农场再发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虽不免“与天斗，其乐无”但却逃过了“与人斗”的厄运，得以苟活至今。记得在龙御上宾之日曾凑得七律，现录于此作为往事中的又一道划痕。
重阳感怀：
鹿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紧随身。湖河恶浪难离梦，大漠蜃楼易断魂。顶束南冠胎依旧，舟泊瀚海心未昏。遥望天都寻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丁酉年北大的点滴记忆
由于专制机器的暂时松动，五七年的五、六月份北大校园内很是活跃了一段时间，展现了一个大学应有的辉煌。当时一位青年记者（只记得是刘王立明之子）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报导，将当时的北大校园比作伦敦的海德公园，当然这是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尚未遭到先皇指责时发表的，随后这位记者为此丢了饭碗且身陷囹圄多年。
因时隔久远，加之当局实行的，选择性强迫遗忘政策，成效显著，导致这方面资料的缺失。近年来几位年逾古稀的当事人，纷纷撰文，试图为那段历史提供一些文字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或许对将来将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所裨益。由于个人前半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从事着被革命工作，羞于动笔，损伤了脑力，因而无法系统地回忆那段日子，只能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将个人记忆中尚未被别人提及的情节记录于下。而以下凭记忆所述之情节，有些不免要冠以“也许”、“大约”的字样，许多细节也难免失真。但决无凭空杜撰之事。
当时校园内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另有三个刊物颇有典型意义；一为声名显赫之《广场》，这已有多人多处提及。当时也受到官方特殊关注，因而许多文字作为反面教材被保留了下来，内中许多文章被收录入《原上草》一书，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为《浪淘沙》，是由中文系一些研究生出版的壁报，自我标榜为卫道者，与《广场》针锋相对，但却无力辨理，自恃文字功夫了得，便以生花之笔编造一些无聊文字，多为人身攻击或造谣，好似当今之恶搞，不过更加无畏，因为他们知道无人敢于追究。记得当时壁报的某一期上，公然造谣说《广场》编委们用读者交的预定书款在饭店大吃大喝。事实是《广场》油印出版完成后，大家凑钱举行一次会餐，然后宣布解散。我当时因无钱，是赵青同学为我代付（忘记是多少钱了）才得以参加的。看到这条造谣的文字，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那架“机器”已高速运转起来了。《浪淘沙》的作者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但却未获当局赏识。至今也无一文流传。
第三是数学系学生，我们54级的同学洪允楣办的壁报《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因是个人独立创办，又只张贴在宿舍楼道里，因而影响不大，但也体现一种思潮。
这三类人竟然殊途同归，悉数进入网中，只是时间有先后。首先是当局制造了一个《广场》集团，凡与《广场》有关的人，全被网罗其中，给以封号。然后是针对《探索》的批判：打着平等探索的旗号，为反动分子张目，这样的人当然也是右派份子。洪本人虽未入狱，但也被下放工厂劳动，由工人阶级监督改造。
最后是那些《浪淘沙》的编委们也都未能幸免于难，尽数进入先皇的网中。猜想（只能猜想）一是那些卫道文字实在过于粗俗，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脱离党委领导主动出击，不符“驯服工具”之标准。且同人刊物犯官家之大忌，因而作了“杀鸡儆猴”中之“鸡”。（可不是现在“繁荣娼盛”后的“鸡”）。这些《浪淘沙》的编委们，想必都是文学钜子，若能写些回忆文字，定能为那段历史增色。
与北大学友的对话
小文完成后，恰有一位北大学友来访，指出小文中对该事件的一些叙述错误，以及对当年形势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对话的主要内容。
主：仁兄看完小文，有何指教
客：你文中所写关于“探索”部分有误，首先那壁报不是洪独自创办的，参与者来自各系，大多为学生干部，总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约来的。另外壁报不是贴在楼道内，而是张贴在大饭厅那边。不过你所说“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是正确的。
主：如此说来，这些人都是党在学校中的“优秀儿女”了。那又如何对他们进行批斗哪？
客：洪是被当成个人野心家而遭批斗，罪名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和共产党争夺中间群众，影响极为恶劣。对“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开了，这种避实就虚的“批判斗争”艺术，在那时就已经被朝廷纯熟运用，臻于佳境了。
主：“探索”的诸君都说了些什么，以致触怒了朝廷？
客：具体说了什么，并不重要。朝廷要铲除的是“个人自由表达”的坏习惯，通过扫荡，树立起“全民奉命行事”的好风气。
主：那十几位被洪约来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关的人全部落入网中，无一幸免。不过我对你的“引蛇出洞”之说并不同意；所谓“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不过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种形式证明朝廷一贯的伟光正而已。
当年朝廷还是有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的，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还记得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吗？那不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嘛。
“五一九”运动初起时，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时，依照惯性行事，并未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干涉。这表明当时对学生们自由表达思想，当局还是允许的。洪等人恐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才采取办壁报这种行动。既为学生干部，自然是有一定“组织观念”的，因而我估计他们的行动恐也是在上峰默许或纵容下进行的。
后来这场由青年学生自发参与的自由民主运动，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与此同时，提出了“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以遮羞。至于以后所谓的“扩大化”，各单位定指标，层层下达抓人任务，那不过是恼羞成怒后的疯狂报复。
主：仁兄的这些看法，可有依据？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机密，一切不过是逻辑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两个老朽间的私下谈话，请勿张扬。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担心，若锦衣卫请我喝茶，我便说客乃我杜撰之人，实际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辞了。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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