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李鹏强力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后患。（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三峡工程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比例刚刚超过三分之二，与全国人民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代表的比例相符。如果没有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以党纪要求党员代表支持党中央的决策，而是让代表自主决定，三峡工程赞成票的比例会更低，可能不过半数。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担心全国人大代表投赞成票的不过半数
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决定将可行性报告、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报请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审议。
2月1日，水利部才向国家环保局报送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及预审意见。2月17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发文批复：原则同意《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预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意见。
在国家环境保护局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国务院已经同意建设三峡工程，这是一个严重的程序错误，违反了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
2月20日到21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169次会议，讨论三峡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大代表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时的情形进行了预测，认为很可能赞成票不过半数。可见当时全国人民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对三峡工程置疑有多么大，尽管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2月中国媒体不敢公开发表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全国人大代表也不知道黄万里给江泽民信中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理由等等。
关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情况只能从李鹏的《三峡日记》中看到一些：
“中央讨论三峡工程二月二十日星期四晴上午，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放了电视片（作者注：为李伯宁所制作），邹家华作了详细汇报，然后进行讨论。大家都赞成上三峡工程。晚7时半，去万里同志处。他对上三峡工程态度积极，认为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都足够了。并告诉我，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一致通过，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审议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虽然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没能参加2月20日的会议。当天晚上李鹏去万里家询问态度。李鹏见万里态度不错，便邀请他去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万里当然很高兴，能到中央最高决策层去发言表态。
李鹏的《三峡日记》中继续写道：“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晴上午，继续召开中央常委会，先由杨振怀（时任水利部部长）、李伯宁、钱正英分别就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提出的主要问题作了具体说明。钱正英讲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万里发言，讲他曾数度犹豫是否上三峡工程，去年淮河发大水后，他才下决心，对子孙后代负责，同意上。我也发了言，认为上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已有结论，同意提交本次人大会议进行审议。”
钱正英在会议上讲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是一派胡言。这么多年来钱正英一直不敢把她的发言公开出来。万里的发言倒是比较诚恳，承认曾数度犹豫是否要上三峡工程。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曾带领李鹏副部长等去三峡地区考察，因为之前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在考察过程中万里对三峡工程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忱，最后考察结果也未上报党中央，可见当时万里的态度和赵紫阳一致，他们不敢公开反驳邓小平的主张，在实际操作上采用拖延的方法。万里态度的改变，是从1991年淮河和太湖的洪水所引起的忧患意识开始。
根据李鹏的日记记载，“江泽民同志总结，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由国务院将议案提交人大会议审议。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
3月18日上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李鹏主持会议，江泽民做三峡工程的主题发言，讲了两小时。江泽民说党中央和本人他对三峡工程都投了赞成票。与钱正英一样，江泽民也没敢把讲话内容公开发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只有两项工程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一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一是长江三峡工程。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黄河三门峡工程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实现到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什么党员负责干部大会，要求党员代表服从党的纪律，跟党中央和党主席一样，投下神圣的赞成票。全国人民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占三分之二强，党员和党中央和党主席保持一致，那么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二、人大代表的置疑
尽管中国媒体的大篇幅的片面宣传，尽管总书记亲自两个多小时的动员报告，一些人大代表还是心存置疑。
代表的置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决策程序问题
第二：人大代表的审查和判决能力问题
第三：关于三峡工程的全面信息问题
第四：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具体问题
四川一代表提出：“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大问题，是否应采取人民代表按键表决方法？因这会给代表带来压力，一旦出了问题，实际上就要人代会负责。”
黄顺兴认为：“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这本身就有问题。”
有一位浙江代表说：“在科学问题上不可简单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人大审议是必要的，但让人大来通过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合适？今后多大的工程必须由各级人大批准，在立法上要明确。”
人大代表、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认为，全国人大代表大多不懂三峡工程。有些代表投赞成票是对中央、对专家的信任，相信党和政府会为人民办好事情。有人甚至把爱国和不投反对票联系在一起。
浙江七位代表联名表态：“要代表们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对如此复杂、如此重大的工程问题，做出决断，难度很大。科学技术的东西是无法由外行人来表决的，也无法用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其正确与否。有时正确的意见往往是少数人的意见。”
根据黄顺兴的回忆文章，全国人大给每位代表准备的都是正面的资料。反对派的意见，台湾团只有薄薄的一本。一位浙江代表说：“兴建三峡工程一直存在反对意见，对此，议案说明中都没有提及具体情况。三峡工程事关重大，代表们不知情，心里没底，怎么投票表决？”。一位四川代表说：“报告中说三峡工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还很不够。去年以来，在四川省级机关里未讨论过，连省人大常委会也没人来征求过意见，只在这次开会前才收到一些资料。全国人大视察团去视察时，走的地方不少，日程安排很紧。据反映，有的县汇报时只能讲20分钟，很多意见没有机会发表。……这项工程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决策前，应允许不同意见发表，不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抉择，也不应搞宣传上的一边倒。”
据余秋雨说，其妻子、人大代表、黄梅戏演员马兰是听了海外媒体的宣传而对三峡工程产生了许多的置疑（马兰最后投了弃权票）。马兰是通过个人途径看到海外媒体的三峡工程的评论。全国人大并没有向人大代表提供全面的海外媒体的信息。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的。
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质疑的有如上海港务局副局长范增盛代表就提到，一旦三峡水坝建成后，由于生态变化，长江口一带的积砂问题会很严重；还有三峡船只过闸时间拖长等等问题。南京天文台刘彩品代表也提到了科学论证资料不足、论争不予公开和预算不符合事实等问题。黄顺兴代表质问工程预算570亿，为什么不计利息？希望知道计算利息后的工程预算。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非党员代表在分省市的小组会上的发言，听的人不多，影响范围不大，又没有记者敢于报导，所以也只是三峡工程决策十几年之后，回首往事可以看到的一些小小浪花，一些追求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浪花。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的特殊一页
1992年3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审议了有关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陈慕华作了《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的审查报告》，万里做总结，再次重复洪水忧患：“1991年发生在太湖地区的特大洪涝灾害再次提醒了我们，要有水患意识，如果不上三峡工程，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投票。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人民代表的投票很有信心，所以决定电视直播。
对此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黄顺兴是有备而来的。他在3月31日就向大会秘书处登记，要求在三峡工程投票之前进行大会发言，发表对三峡工程投票的意见。发言稿如下：
“主席，各位代表，我此刻的发言不是就赞成或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发表意见，而是就这项重要议案的表决方式提出动议请大会采纳。按惯例，因为兴建三峡工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从科学技术，涉及面之广，之深与复杂性，无论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严重，无论从移民数量以及工程之巨，施工周期之长都堪称世界之最，举世瞩目。虽然代表们认真地审议提案，但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的议案，应该特别慎重，应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以通过。各位代表！这是我任期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对一个重大议案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本着对全国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要求将三峡工程议案作为重大议案表决。我们对重大议案的处理才是对祖孙交代的一种方式。”
之前大会秘书处并未通知黄顺兴，他的大会发言要求被拒绝。因此在会议主席万里宣布表决三峡工程时，黄顺兴站起身来，高声要求发言。下面是记者刘元林对此事的记载：“当委员长万里宣布下面表决三峡工程时，坐在二楼前排的我，看到一楼北半部前方一位代表站起身来，喊道：‘我要发言！’会场空气骤然凝结，目光一起投向这个代表。我仍然看不清这位代表的面目，只感觉他个儿不高，身材瘦削。主席台上的领导面面相觑，似乎也不知该如何应对。接着就看到有记者和安保人员向这位代表身边汇聚，瞬间那里就结成了一个人疙瘩。那位代表还在说些什么，但已经听不清楚了。这样僵持了五六分钟，那位代表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离开了会场，会议才继续进行。”
事后黄顺兴对记者戴晴说：“我登记了的发言没有被安排。我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突然听到台湾记者喊：‘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才明白，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统统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当年黄顺兴出了会议大厅后当时对记者说：“现在连这个都不让我说，而且他不是依据法律来不让我说。如果是依法不让我说，我甘愿。可是用非法的方式，暴力呀！”
正当黄顺兴站起来要求发言时，电视直播的画面一黑，雪花沙沙，全国人大会议对三峡工程投票的现场直播中断。
在大会主席万里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人大代表按表决器进行表决。最后万里宣布投票结果：
1767票赞成，
177票反对，
664票弃权，
25人未按表决器。
三峡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1767票赞成得以通过。
未按表决器的25位人大代表，是和黄顺兴一起离开会议大厅的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台湾省籍的人大代表。
当万里宣布投票结果后，坐在第一排的台湾代表、紫金山天文台科学工作者刘彩品女士也站了起来，她说：“你们这是违法通过，我已经投了反对票，我赞成黄顺兴的意见。”说完，她愤然离开了座位。
笔者撰写此文，是相信：历史将记住这一页。
主持全国人大对三峡工程投票的万里，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关于民主决策和政治改革的讲话，令人遗憾。就在三峡工程投票的一年之后，万里失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退居二线。之后三峡工程建成，淮河依然发生几次大洪水，上海也不时能看“海景”，万里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他在位时的作为。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三峡工程截流、封顶和建成，万里均未到场祝贺。
最后笔者提请读者注意的是：
第一，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议，没有弃权票，没有反对票，只有百分之百的赞成票。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三门峡大坝工程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结局是速死，三峡大坝工程的结局将是凌迟，比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危害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第二，三峡工程赞成票的比例刚刚超过三分之二，与全国人民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代表的比例相符。如果没有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以党纪要求党员代表支持党中央的决策，而是让代表自主决定，三峡工程赞成票的比例会更低，可能不过半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