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右派斗争”中，清华高材生被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岁。
题记：最近，维珍老板畅游太空，但在中共国，你还得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要不，只能平平淡淡“惕生”而活，休想去“畅宙”而生……揪心摧肝啊！告诉你清华右派生吃大花蛇的故事。
他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54级学生，1937年生，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岁，正是所谓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伟人的幸运，既未有“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雄心壮志，更未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改天换地豪情，仅想学成后当一名新中国的机械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制造出新型的汽车、飞机，所以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容许他，认为他不爱党和毛主席走“白专道路”，一夜之间将他打入另册，当了二十多年“修补地球”的“牛鬼蛇神”。
其实他是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不多言不多语，“整风鸣放”阶段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可到了反对“右派斗争”中，学校天天组织学生学习，叫大家发言，面面相觑发不起来。一天读报，讨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的发言，班领导叫他带个头，说什么呢？他想了想说了几句不巴题的话：“人家的发言，管他有道理没道理，研究研究一下嘛！”就这样成了极右，大会批小会斗，他不服据理力争，大家说不过，最后干脆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最奇怪是他的同班好友郝蕴仓，一个只知学习读书的人，就因为是他的好友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北大是反右重灾区，其实清华也是重灾区。北大是文科，笔杆子多；清华是工科，写文章人少。所以现在国内外写北大右派的书多，写清华右派的书极少，几乎看不到。我们动力机械系我能说出名字的就有十一个右派，说不出的更多。全校近万名师生员工，至少有八百多个右派，较有名的是袁永熙、阮铭，以及毕业清华的朱镕基等等。1958年3月5日那一天，就集中处理了103个老右。这些人现在死的死，残的残，今天幸存下来的人已不多了，活着的也成了化石。
我认识他很偶然，半月前我去上海旅游，无意中认识了他，谈及往事竟成挚友。“右派”封号成了当今我们一代人交往“通行证”，管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立马比亲兄弟还亲。想不到一千二百余年前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竟有如此巨大效应！这得“感谢”毛泽东的“恩赐”，若无此“伟大运动”，何能将我们命运连在一起。那天，他来旅店看望我，两手自然紧握，热情万分：“嗨呀，难友！难友！”
他身高有1点8米，瘦瘦地像根电杆，鼻梁上架着副深度眼镜，斯斯文文，说话细声细语，一句是一句，嗨，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我们见面第一句话是：“终于活出来了，活出来了，真不容易呀！”
待坐定后，他呷口茶，开始慢慢说开来：“清华右派和北大右派一样都整得很惨，特别是送劳改的右派大部分都整死了。”他屈着指头，念出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仅我们动力机械系就有三十多人送了进去，先在北京汽车制造厂监督劳动，画图纸查资料，日子还勉强能过，到了1960年突然升级。升级的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们有了什么新的反党言行，是他们搞‘大跃进’搞砸了，做贼心虚，怕我们说什么。6月16日那天，厂里突然召开大会，大会场挂着一幅大标语：坚决把抗拒改造的右派份子斗争到底！就这样，我们几十人不明不白地戴上手铐抓到公安局，尔后送到北苑化工厂劳教，再后转到清河农场。你知道不，清河农场原先是日本人监狱，专关政治犯；日本人走后是国民党监狱，也是关政治犯；国民党撵跑后又变成共产党监狱，便专关我们右派了。这个监狱大得很，听说关了几万人……”
“你们吃得饱吗？”我在四川很多监狱关过，从省到市到县，无论是看守所还是劳动队，二十三年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我想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下，对犯人一定讲人道，不会打、不会骂、更不会捆，一定无饥饿负重之苦。他笑了，一笑脸上全是又深又陷的皱折，像块千百年的老树疙瘩。他说：“老兄，共产党的天下，哪有吃得饱的监狱，穿得暖的劳改队？我们每月定量26斤，可农场又规定六斤菜顶一斤粮，实际吃得到嘴里的不足15斤粮食。15斤粮食怎么活？饿得走路打飘飘，浑身浮肿，两眼昏花，我这么大个子，还不到八十斤。那时我什么都吃，管它生和熟，只要进口能装满肚子，生蚱猛、生蝎子、活蛤蟆，……”我吓得叫了起来：“这能吃吗？”
我也是饿得来头昏眼花的人，也吃过生包谷、生麦子、生肉、生鸡，却没有生吃过这些东西，不知是饿得没有他们那么厉害还是缺乏胆量。他极其平静地补充一句：“我还吃过生蛇哩！”
“生蛇怎么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文弱的书生，在饥饿面前比我还勇敢！“吃起来有点像奶油的味道”他慢条细语道：“我眼睛不好，一天在地里劳动，一条大花蛇窜过来，我举起镰刀将它砍死，去头去皮去内脏，然后放到嘴里一口一口吃下去……”
我听得出神，想到那吃生蛇的景况，满嘴是血，一口鲜红，能通过喉管顺利地吞下去进入肠胃吗？他似乎发现我有点不相信，立即找出个更恐怖的证据说：“还有个叫鞠壁光的难友比我厉害，他抓着活蛇就吃，不去头皮，不去内脏，捉住就往嘴里放，嘴对嘴那么一口咬下脑袋，那蛇痛得扬起尾巴，啪啪啪地打他两个脸蛋……”
人，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时代，是野兽还是动物？罪孽啊罪孽！
当我心境还未平静，他又讲出一个更揪心摧肝的故事：“清河农场到底饿死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队上干部发现你要死了，就送到场部卫生死亡队去排队等候，我也被送去了。一天，有个难友要死了，却老是咽不下这口气，望着枕头边的空碗出神。恰好这时一个干部打从旁边经过，他吃力地坐起来鼓足勇气哀求：报告干部，我要死了，死前想吃碗热汤面，政府能不能宽大宽大？”这个干部还算有点人性，动了恻隐之心，特批伙房给他煮碗热汤面。他端着热汤面，唏哩虎噜一口就吞了下去。大概饿久了肠子太细，噌一声，肠子断了，热汤面哇哇哇地吐一地。面吐完，人也就死了。这时，睡在他旁边一个等死的难友，猛地跳下床，爬在地上把他吐出的面，一根一根拣来吃了……”
我听得几乎要呕吐，说不出是是难过还是同情，竟然怔住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难道如此下作吗？是谁彻底毁了他们，使他们变成狗，变成猪，没有丁点人的价值！他见我听得专注，接着又讲了几个小故事。学工的人都很细心，近似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不然机械灵敏度何以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密度。他说：“清华老同学马丁和我铺挨铺，早饿成皮包骨头的人，一走路就喘，有时只能抱着腿一步一步往前移。一天收工回队，掉在后面好远好远，管教干部骂他耍死狗。他不申辩，回到工棚连打饭都没有力气，只好讬人帮打，打回饭来他已经咽气了。那阵农场每天都要死不少人，埋人组埋不过来，得排轮子次，我陪着死了的他睡了三天三夜，也怪，一点也不怕，人到这份上了哪还有恐惧感，一天只想着吃，盼看吃，吃、吃、吃，成了生命中第一要素。可农场就不给我们吃饱，说艰苦才能改造好思想。”说到这里他停了会儿，竭力从记忆的库存中搜索出一大串死亡名单：“清华同学陆洁清也是饿死在农场的，时间是1969年9月16日，我去清理遗物箱中只有一顶皮帽子，是他读书时家里寄来的；还有王庭相饿得来一路走就扯路边草草填肚子，后来也饿死在我身边；还有……”
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桩桩酷烈的追寻，我实在写不下去，望着窗外仍阴沉沉的天，想着何时云开雾散，满地阳光？今日中国就“满清”天下，中共不少当权者都是清华学子，不知可否知道你们学兄学长有如此惨痛的经历？在“反右斗争”五十年后，出身清华，贵为中华人民共华国主席的胡锦涛先生，竟没让人们去追思亲人，祭奠亡灵？拒绝回忆，拒绝悼念，就是拒绝忏悔，拒绝反思，难道让历史悲剧再重演？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不能遗忘啊！
他出身书香门第，江南水乡，自幼聪明过人，小学未毕业就进入初中，一路高分成绩入选清华，报国良愿竟成灾难！他此生到底错在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出在他父亲取名上。他第一个读书名字叫殷畅宙，畅宙畅宙，中国人怎么能去畅游宇宙？这不太自由了吗！
中国人，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只能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有鉴此于，“右派改正”后更名为殷惕生，就是要不忘记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讲政治讲服从的国家，遍地是眼睛，各处是耳朵，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警惕地生活，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说一句前至少要想三遍，决不能意气风发地再去“畅宙”了！
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向人诉说过冤屈，更未对有过的不幸遭遇表示不满，总是认认真真教书，小心翼翼做人，说话细声细语，连咳嗽也不敢放开喉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前的1999年，才评上个高级中学教师职称。所幸一双儿女成材，女儿就读华东师大，是江苏全省的高考状元；儿子学软件，成绩斐然，而今均在美国工作。人才外流与父亲遭遇不无关系，他（她）们要想活得滋润，活得自由自在，不能再重陷父辈覆辙，要么做工具，要么做小鸟，啊！今日中共为了取信于名，虽然羞羞答答提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却不去消除解决历史积怨，能和谐吗？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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