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份子被强迫在严酷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1年6月28日讯】反右运动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他们在牢里更是饿得不行。他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尸。大炕上睡几十个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边的，明天是睡在你右边的，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死尸。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我父亲很小就离开家。抗战的时候，17岁就开始逃亡，到西南联大当了流亡学生，在大二的时候自愿退学，去替飞虎队做翻译。来美国以后跟着飞虎队又是几年，之后去念书，加在一起在美国八年。中共建政后，燕京大学一再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去任教。当时他就是很爱国，觉得在这个战乱之后的国家，他想回去帮着建设。
当时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说，他不愿意回去被洗脑，我爸觉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会有1984这种事情，最后我爸去意已决，李政道就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写上“北京燕大巫宁坤”。
回去以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肃反运动开始后，我爸在学校里被批斗。他有一个姓阎的同事，参加批斗会看到他被批斗的样子，吓得回家，当天夜里就自杀了。
反右运动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他在自传《一滴泪》里讲了很多，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
老百姓什么事也没有的都是饿死，他们在牢里更是饿得不行。他的所谓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尸。大炕上睡几十个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边的，明天是睡在你右边的，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死尸。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时候我爸就觉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经饿得浮肿，随时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给我妈发了一个电报，说“速来见最后一面”。我妈形容说，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这个人一点点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号给抓起来的。我爸被抓起来以后，学校就跟我妈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你必须离婚，如果不离婚，你就必须辞职，准备去要饭去吧。当时我哥哥两岁，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我妈妈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妈就说：你们迫害巫宁坤，就像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们！我辞职。
我是6月3号出生的。直到三岁生日那天，我才在劳改营里第一次见到父亲。他那时候的样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褴褛、饿得要死的样子，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闹。当时觉得很恐惧，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开始有意识觉得和别人不一样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刚开始，二三年级的时候，上学的话就打你啊，你就是一个小右派，那个学校里面你走在路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打倒巫宁坤”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巫宁坤就是一个纸老虎”。上学都不敢走正门，砖墙上挖一个洞，就这样爬进爬出。我从小就有这种乐观的精神，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说这是我的“月亮门”。
那时候批斗，在大礼堂，他在台上站着，挂个牌子，“牛鬼蛇神巫宁坤”，喊口号。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来，“东方红，太阳升”（唱），这一天就开始了。“勒令极右分子巫宁坤到大礼堂，受革命群众批判”，你就得去啊，还要自己准备袖章啊，牌子啊。
那种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划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国特务，又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躲还来不及呢。我那时候就说要跟这个爸爸躲远一点，我还改了名字。我这个“一毛”惹麻烦呐。人家说，你居然用伟大领袖的姓给你女儿起名字，这也是他的罪。文革的时候讲“三忠于四无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编注：巫一毛所说的“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指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都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当时中国各地流行跳“忠字舞”、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文革结束后，这种说法受到中国官方的批判。】
上学的路上有学生拦着我，跟我说：“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给你爸写大字报。”我说：“我不会写啊。”他们说：“不会写没关系，我们教你写。”他们就这样把着我的手，毛笔就写：打倒巫宁坤，反革命这一类的。我说：“我还是不想写，我写了回家爸爸会打我的。”他们说：“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们打你爸爸。”
觉醒的瞬间来得也很快。文革开始后不久，也就8、9岁吧，有一天我去买菜。两毛钱买了一个西瓜，四分钱买了一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画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还是发烧，头疼得不得了。我就路边上坐下来。
那时候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浑身有力量”。我想，我来看一眼我们伟大领袖的像吧，马上我的头就可以不疼了。打开来一看，头还疼，再打开一看，头还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小孩子的直觉，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时候已经不上学了，整天武斗、死人、开枪已经是家常便饭。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这种直觉。就觉得还是爸爸对，毛主席不对。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传，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卖得最好的是德国，他们管我叫”中国的安妮・弗兰克”。在德国演讲时，有一次一个老先生颤巍巍地向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真是欲语泪先流啊，不是一两滴眼泪，哗哗哗地眼泪就下来，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大堆我也听不懂的德文。翻译告诉我，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个时候，语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灵魂已经碰撞。我给他一个拥抱，陪着他一起哭。共产党和纳粹的这种迫害是一样的。
巫宁坤，1920年生人，江苏扬州人，美籍华裔翻译家，代表译作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期间中断学业，为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后赴美留学。1951年受红色中国感召，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被划为“极右分子”，在劳改农场九死一生。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重执教鞭。晚年赴美定居，发表以英文写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亿万中国人受难的回忆录《一滴泪》，该回忆录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在中国国内至今仍是禁书。2019年在美国去世。
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出生前七个星期，父亲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据历史研究者丁抒统计，当年约有150万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识分子。
文革结束后，中共承认当年错划55万右派，并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当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坚决贯彻毛泽东指示的邓小平后来坚称，“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学，2006年出版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被残暴、荒诞的政治碾压的家庭的女儿在动乱年代挣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传的前言中写道：“经历革命风暴，我侥幸活下来。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希望这本自传能够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
采访中，巫一毛笑中带泪地回忆往事。她说，现在好多了，早年间谈起这些，常常泣不成声。她告诉美国之音，长大后的她也曾埋怨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回中国，害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受罪？”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来，也就不会有你们啦。”巫一毛说，正是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离不弃，让父亲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还能以99岁的高龄走完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