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性”事很有特色，组织乱点鸳鸯谱。图为延安窑洞。（Wuyouyuan/wiki/CC BY 3.0）
12月16日，《芳华》终于上映。经历过国庆换档风波，让这部电影反而更加勾起来观众去影院一探究竟的欲望。任何一部电影都必然遭遇褒贬不一的境遇，冯小刚今年的作品尤其如此。有些人说他们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从那个时代中过来，怀念《雪绒花》的美好旋律和那熟悉的军号嘹亮。也有人说冯小刚的社会批判似乎总陷入这样不战自降的境地，看起来很硬，其实很软，批判的尝试最终都成了虚晃一枪的姿态，悲剧甚至没有他早年间喜剧的力量足。我们相信未来这段时间，我们将被《芳华》的各种影评和分析类文章所湮没，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又陷入对现实的妥协中，作鸟兽散。正如，那些我们已经忘记了的，在延安时期的一群“芳华”少女，他们在那时被称为“红色爱情之都”的延安里，自己的婚姻却是由组织出面介绍，而且还有着严格的规定。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双方男女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这听上去有些可笑的条件，却真实的在那个时代发生了。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
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
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
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
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保证完成任务”＋“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份子不嫁。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
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
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
工农干部与小知识份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
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
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份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份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
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
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
“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拚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
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