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丰收图》（局部）
中共为掩饰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罪责，特地组织一批大名鼎鼎的画家，游山玩水、好吃好喝，让他们炮制一批祖国美好丰裕风景的“杰作”，欺骗中外世人。这批大画家甘之如饴，从未有过反省，那些作品至今仍是高价拍卖品！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以“为祖国河山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李可染《师牛堂艺语》P67－73，2009，江苏人民出版）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
“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春天葛岭、苏州银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画屏中”，……画家笔下有美妙绝伦的人间仙境，1959年的中国江山却是国穷民饿。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现实中的江山早已凄风苦雨。
上年“大跃进”亢奋后，1959年，农村全面饥馑，又雪上加霜，开展“反瞒产”运动。农民进入漫长噩梦期。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参见杨继绳《墓碑》p105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3，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1959年，画展“江山如此多娇”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括宾馆、博物馆、会堂等，成为《人民日报》盛赞的“大跃进的产儿”。（人民网北京2011年3月4日电）
1959年，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傅抱石《韶山诗意图》
这年6月，傅抱石在几位官员陪同下到韶山作画，湘潭地委书记赵萼前往探望，增派两名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写生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p78，江西美术出版，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个月去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展现“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011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展，展板《1959年拟进修计划》）
李可染《六盘山》
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李可染这一时期创作国画《六盘山》。评论家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李可染红色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文学作品基础上，画家们配合宣传需要，伪造历史画卷。
傅抱石作画颂扬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李可染“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不仅被饥饿省份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参见《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动屏蔽了饥饿景象，创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写生画，“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叶浅予《荷花舞》
画家叶浅予，望着绝望天空下乞讨、逃亡的乡民，创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农民总期盼能在逃亡中寻找一点吃的，以免饿死。王民三日记中多次记载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回；流入贵州的，一般为广西、湖南和四川。（参见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8）
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参见王小豫、王小鲁《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载于2011年第7期《中国改革》）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参见蔡显良《20世纪中国绘画赏析》p184、192、190，暨南大学出版，2009）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李琦《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作画，成为他“首次离开写生对象”虚构山水画的“交响史诗”。（参见王鲁湘《一曲讴歌人类精神的交响史诗——读李可染山水画【长征】（1978年）》）
黄胄《丰乐图》
1959年黄胄喜创作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农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石鲁《转战陕北》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创作歌颂毛泽东的《转战陕北》及气势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诗意画《高山仰止》。石鲁宣称找到了创作诀窍——“画有我之思想”。（参见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2003）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现状，石鲁画中表现的“思想”难道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以上图片来源皆为网络图片）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百花洲文艺，1993）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