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有7家中央级党报，中国青年报是其中之一。该报社的总编辑、社长应该文化很高吧？但是，过去二三十年，该报却有一批总编辑、社长是文盲！
第一个是陈小川。他大约是2005年至2012年担任总编辑、党组书记、社长，这个时期报社模仿党中央，三个要职一个人兼。此前他当了十多年副总编辑。陈小川是1952年出生，1970年至1975年当兵。那时候当兵是逃脱上山下乡的最佳渠道，连习近平都因为是黑帮子女，只能去插队，不能当兵，所以陈小川是有家庭背景的。绝对是“红五类”。他1975年复员后到医院人事处当了干部， 1979年调入报社。他之所以能进报社，主要因为他在部队是新闻干事，是批林批孔、写大字报的好手，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个履历也证明他没有时间上大学。1980年前后，一直到1990年，北京的青年人考大学，拿大学文凭的热潮很盛。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等4所大学办起了夜大学。还有电视大学和自学高考。 4所夜大发的是本科文凭，电视大学和自学高考发的是大专文凭。但是陈小川什么也没弄，没文凭。他的精力放在了写杂文上。
不管1949年以后中共对大学破坏得多么严重，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毕竟可以给学生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对古汉语、现代汉语、写作、形式逻辑会进行基本的训练。缺了这些，即使自己怎么样努力学习，知识也是不完整的，能力也是有短板的。直到90年代末期，他才拿了一个大专文凭。
这样的文化也搞不好报纸，2000年，中青报任命他为报刊发展中心主任，子报《青年时讯》的社长，兼管《青年体育报》，该子报主编是毕熙东。二人合力，让这张报纸在5年半当中赔了2000多万元。发行量最多时不超过2万份。2005年9月，《青年体育报》关张。他自己的《青年时讯》只是因为拉来了赞助，才没有关张。大概近两年把它改为了《中国青年作家报》。（陈小川大概在2012年退休）
2007年，因为报社不给我这个体育记者安排工作，过去几年欠我110万元工资，我躺在报社门口抗议，讨薪。总编辑陈小川吓得要死，亲自到大门口劝我，说：“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拿大学文凭比我还早。不要再这样躺了。”但是后来他们编委会开会仍然决定让我当工人身份和待遇的校对。
因为管理混乱，打击人才，中国青年报差错很多，很可笑，我就写了近万字的长文，打印了几份。一份送给中宣部，一份送给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处。还有一份送给他。我先去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上访，反映中国青年报差错多，对党的新闻事业不负责任的情况，他们不愿意真管，但是我是打着很革命的大旗，他们也不好反对。我之后又找到陈小川的办公室，问他：“我的论文你看了吗？”他知道了我去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寒碜他，气得要命，屋子里又没有别人，就耍流氓：“没看，我也不想看，你消停消停吧！”他不敢跟我讨论我的业务论文，也不愿意改进工作，减少差错，却用这种流氓态度对待我这个对报纸质量提出意见的人。我采用的是迂回战术，承认了我的意见，就是承认了我的水平和价值，所以就要提高我的待遇。他们其实也明白我的战术，所以即使我提的工作上的意见对，也绝对不接受，宁可报纸老出现笑话。
2000-2005年，大报副总编辑陈小川是子报发展中心的主任，毕熙东是副主任，陈小川带头办《青年时讯》，毕熙东办《青年体育报》陈小川负责全面。这个时期我以“待岗职工”的身份干编辑记者的工作，而且是五六个人的工作量。但是陈小川绝对不管，毕熙东用情妇当广告部负责人，亲侄子当发行部负责人，他也不管。业务问题管得很少，只有那么几回，比如有一次突然跑来告诉我们：“刊登中国地图，千万不要把南沙群岛丢了。”他刚走，毕熙东就对我们说：“川儿说话，家雀鹐老鹰。”意思是陈小川喜欢虚张声势，小题大做，甭理他。还一次，陈小川对毕熙东说，报纸是对开大报，读者都是买了报纸在地铁上、公交车上看报，报纸太大，没法看。建议改为4开的小报。毕熙东采纳了。但是毕熙东不花钱雇用记者编辑，只花钱包养情妇，让情妇罗雪当广告部负责人，亲侄子毕成承当发行部负责人，致使报纸挣不到广告费，发行量也没上过2万份。报纸的内容很空，读者不买账。2004年年初，总编辑李学谦找毕熙东谈话，追问报纸的发行量为什么那么低，要撤他，毕熙东说：“陈小川建议改成小报，结果读者在报摊上找不到报纸了，所以发行量上不去。”
陈小川还让自己的子报批评中国作家协会，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柯云路写了歌颂庸医胡万林的报告文学，结果受到上边的批评。中国作家协会是党中央直接管的部门，不能随便批评。没上过大学，逻辑思维确实不行。你批评柯云路就完了，别牵扯作家协会啊。
90年代初，刘扬和韩磊两个责任编辑负责报告文学连载，主管领导是陈小川。外地一个作者是贪污犯，为了自己的作品见报，给他们送了高档相机等礼物，价值不菲。后来外地检察院来北京起赃物，都把刘扬铐起来，带走了。但是刘扬没有供出陈小川。当时的总编辑、党组书记徐祝庆，为此把陈小川停职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是他自己找个理由出来干活了。
大概是2005年，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刊登八国联军应该杀义和团的文章，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教育部抗议，接任李学谦的总编辑李尔亮被调走，陈小川矬子里拔将军，当了总编辑。外界还说他在青年报干了30年，早就应该提拔了。这是不了解内情。他一个半文盲，劣迹斑斑，最后还以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身份退休，真是福大命大，官运亨通。
第二个文盲是副总编辑樊永生，他也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报社1978年复刊来的。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大学生还没毕业。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团中央，团中央的机关报也停刊了，所有的人员都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种地。1978年中青报才恢复报纸出版，这叫复刊。樊永生开始是江苏记者站长。后来提拔为副总编辑。调进北京。一家人全来了，全是北京市户口。因为我们这样的中央单位，干部及其家属按照级别是可以上北京市城市户口的。他老婆徐国云是中学英语老师，安排到我们群工部做编务。上访信件我们经常收到，如果不能刊登在读者来信的版面上，编辑觉得有必要交地方政府处理就会给徐国云。她在信封上写一个江苏省委或者山东省委收，就寄出去了。不写地址，连省会城市南京或者济南也不写。邮局总是给退回来。我看见了，加上南京或者济南再给寄出去。这样的笨蛋怎么能教中学英语？估计也是工农兵学员。
1999年10月，团中央空降的总编辑李学谦在樊永生、李大同的协助下推行了惨无人道的“全员解聘，全员竞聘”。逼死两个人。还要求3个月不能上岗的自己找单位调走。不走，停发工资。中国1995年以后才试行劳动合同制。我们这些七八十年代参加工作，80年代进报社的人都是铁饭碗，不是聘任制。所以他们的“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改革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但是文盲樊永生不管那一套，玩儿命推行。只是因为夜班编辑王长安自杀了，大伙老去团中央上访。3个月调不走停发工资这件事，才没敢再干。
2003年5月，清华大学毕业的拥有法学硕士学位的记者陈杰人写了一个稿子批评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严重。大报没敢登，樊永生还分管《青年参考》（子报）就说在他那里登。但是这个文盲不会看大样啊。《青年参考》的女主编梁平估计也是工农兵学员，或者根本没进过大学的门，也不会看大样。这稿子里有一句话很要命：“武汉女大学生8-10%卖淫。”这句话要是文化高，模糊处理一下就行了，比如说“武汉一部分女大学生卖淫”，别说百分比。但是这俩文盲没那水平，就这么出去了。武汉市教委和国家教育部就不干了，告到团中央。团中央书记赵实亲自跑来查办。将樊永生调到了一个外系统的小报，行业报，大概是《中国质量监督报》。收入低了，社会地位也低了。加上抽烟喝酒、胸部脂肪堆积，这个老爷们儿竟然得了妇科病——乳腺癌。幸亏是副局级以上干部，看病实报实销，自己基本上不花钱。切完一个乳房，又化疗了一段时间，这算没死。他是我邻居。2008年，我在院子里说：“你搞的全员解聘，给我造成了很大损失。”谁知他完全不认账，说和他没关系。我当时穿着轮滑鞋溜狗呢，也没打算打他，何况他是乳腺癌患者。听了他这种无耻的狡辩，很气愤，就揪住他体恤衫的前胸，大骂了他一顿。他之后找了主管我们检查组的副总编辑、另一个文盲叫何春龙的，让何春龙收拾我。
何春龙找我谈话，他让我这个20多年新闻龄的编辑记者当工人待遇的校对，我怎么会服他？说了我也白说，后来不到一个月 ，我又把过去欺压我十来年，欠我工资的党员、正处级干部毕熙东揍了3次。他老婆报警，警察给我弄到了派出所，但是我没把毕熙东打伤，比如骨折，所以警察也没办法，只好把我放了。
第四个文盲是副总编辑梁长春。大约2010年，何春龙让我当了“核查”，就是把白天拼好、签完字的大样再看一遍，改出来交给夜班值班副总编辑签字后改正。那天，思想者副刊刊登《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第6版编辑组的一个工作人员叫张铁文的文章，说NBA、ATM机、GDP等是汉语的新发展。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电脑必须换成英语的输入模式才能输入这些玩意儿。怎么是汉语呢？副刊的责任编辑是位女士，聂北茵，高级职称，工资和大学教授一边多。这篇文章还是上下两部分，下个星期再登第二部分。我就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些不是汉语，所以也不是汉语的新变化。请换稿。
梁长春是文革中的解放军通信兵，爬电线杆子安装电话线的那种兵。也是工农兵学员。偏认为这些是汉语，就登。使劲划我写的那段话，厚厚的大样纸都撕了。可见很生气。因为上半部分放行了，下半部分也登了。所以NBA什么的，就成了汉语。
副社长宁光强是山东人，也是工农兵学员，1978年复刊就在济南的山东记者站当记者。1989年六四之后，报社原定的提拔人选因为与六四事件有瓜葛，不能提拔了。宁光强就捡了便宜。进了北京，后来还当了副社长。2005年，《青年体育报》主编毕熙东被撤职，报社让他去当主编和社长。他去了之后经常和外聘的副主编叫董路的讨论足球为什么进一个球算1分，篮球却有时候是3分，有时候是2分，罚球算1分这一类小学低年级学生才会提出的问题。他不但文盲，而且对体育一窍不通，所以没过多久报纸还是关张了。后来印度请中国记者去印度采访，费用全包。我们报的国际部主任陈为民拍马屁，叫他去了。他回来写报道，说“印度人在闹市里也搞网球场，高高的铁网把网球和世俗社会隔开了”。世俗社会是相对于宗教而言。难道网球是一种宗教吗？这就是报社30年的老记者、副局级干部的水平。
他也是我在北京朝阳区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1号楼的邻居。2016年，体育部原主任、《青年体育报》原主编，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常务理事（毕熙东自己说）、有高级记者职称的体育记者毕熙东得了半身不遂。之前我看见宁光强，我说：“毕熙东根本不懂体育，除了遛弯儿，什么也不会。”宁光强怼我：“遛弯儿也是体育。”但是奥运会不比赛遛弯儿。文盲就能用这种话怼我。可惜因为毕熙东不懂体育，后来所以得了半身不遂。事实回击了文盲宁光强。
也是1号楼的邻居，副社长谢湘倒是武汉大学毕业，但是水平真不敢恭维。本来按照中国妇联的建议，一般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有女性。报社就提拔她为副总编辑。但是她没水平带队上夜班。只好让她当副社长。副社长不是业务干部，只能管行政。但是她却分管教育和科技报道。这不是笑话吗？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6月高考结束，我们报每年这个时候出高考报专业专刊，她配发评论：“中国的科技还比较落后，楼房禁不住8级地震，还没有研制出能探索太空的卫星，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将来完成这些大业。（大意）”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大地震中倒塌的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不是因为科技落后；卫星因为速度慢，不能摆脱地球吸引力；探索宇宙的是宇宙飞船。这些科技常识都没有，她还领导中国青年报的科技和教育报道！
她连成语也不会使。她写文章回忆80年代初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从人民大会堂去西单的教育部会议室会见在京工作的武汉大学毕业生。她说休会时刘道玉“风尘仆仆”赶了过去。我在报社内部的采通网上对此提出了批评。我说风尘仆仆是形容路途远，路途艰苦的。人民大会堂与西单教育部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2000米。天安门被西方媒体称之为“表演地区”。地面修得极豪华，比老百姓家的炕头还干净，怎么可能会有黄土？所以这个成语绝对使用不当，甚至对伟大祖国是讽刺。谢湘立刻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进行人身攻击，而不提自己的成语是不是用对了。我又进行了反击，揭露她的这种可笑、低劣的报道。比如她为了多拿红包，贵为副社长，却是专门报道教育部的记者。一次歌颂教育部搞得贫困生补助，说“祖国西部，山高林密”。其实她想说云南。但是新疆、甘肃都是西部，西藏也是西部，没有森林，大沙漠很多，青藏高原只有草。这么写就是错误的。她发现说不过我，我的反击水平太高，就给报社领导施压。结果是2010年10月，报社主管我的副总编辑唐为忠、保卫处处长庄伟利、主管治安工作的副社长宁光强、人事处处长郭蓝燕4个人给我1个人开了一个会，要求我立刻停止在报社内部网上批评谢湘。否则就向公安局内保处报警，让警察抓我。这种情况下，我就没再写帖子批评谢湘了。
我不愿意蹲监狱，就是在拘留所里待几天也不舒服啊。
报社领导是这种文化水平，能不影响报纸的水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