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江泽民不采用专家分洪建议，人为壅高水位，为一个电话调动八个提供理由，并为领导战胜百年不遇洪灾取得伟大胜利做铺垫，（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一、孟圆撰文揭露1998年抗洪决策细节
2020年3月2日孟圆在《看中国》上发表题为《从疫情发展谈“王伟撞机”》的文章。文章从王伟撞机谈起，谈到抗洪与英雄，谈到1998年抗洪决策中的一些尚未公开过的细节。根据文中的叙述，孟圆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描写的时间是1998年8月6日到7日，地点是河北省的北戴河。每年夏天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这里休假、聚会，人称举行北戴河会议。现将孟圆的相关章节摘录在下，文章中的99应该是1998年，可能是笔误：
“99年夏天，我正好在北戴河的国务院驻地。长江水位很高。朱总理冒着大雨坐飞机从北京赶到山海关机场，总理为了防洪问题，连自己的安危都顾不上了。他又马上冒着大雨从高速上赶到北戴河驻地。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洪水问题。专家们提出一致意见：必须分洪！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把损失最小化。”
……
“朱总理吃早饭从不耽误时间，鸡蛋一口就吞进去，咽得直瞪眼，牛奶一口气喝完。出门走马路牙，因为直线快。他那天吃完早饭就直奔中直机关驻地，就是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宫，汇报工作会议情况，向党总书记江泽民请示‘最高指示’。”
……
“他做了那么多工作，结果得到的指示就一句话‘严防死守’”。
从孟圆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朱镕基从北京赶到北戴河，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洪水问题。专家们提出一致意见：必须分洪！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把损失最小化。而江泽民不同意分洪，而要求严防死守。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原文，网址为：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3/01/924696.html。
二、1998年夏季的长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灾情”
笔者曾撰文分析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决策，得到的结论是：
第一、1998年夏季的长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灾情”；
第二、原因是不按照长江防洪方案分洪减灾；
第三、长江“前线”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队调动；
第四、长江抗洪成为政治道具。
1998年汛期长江发生洪水，中国的新闻媒体按照宣传部门的“统一口径”把这次洪水说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腾讯新闻网》记录道：“1998年的这场洪水，是罕见的全国范围，全流域的大洪水，洪水持续之间之长，洪峰水位之高均为历史罕见，灾难对流域范围居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巨大威胁。而媒体对灾害的大力报道，第一次让全体中国人在灾难面前有了相戚与共，血浓于水的感受。”
但实际上许多水利专家却认为，这场洪水其实并不算大，与历史纪录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却意外地出现了“高水位、重灾情”，包括原水利部部长杨振怀。
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长江宜昌水文站观察到的长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小于1954年该站的最大洪水流量。
根据历史上的长江洪水数据计算：
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60,300立方米／秒；
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72,300立方米／秒；
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83,700立方米／秒；
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
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则为115,000立方米／秒。
这些数据显示，1998年长江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介乎于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间，科技人员正是据此认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属于“小洪水”。
但是1998年长江中下游的河道却出现了罕见的高水位，特别是荆江、沙市地段出现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0.55米。正是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灾情。
三、为什么专家们建议必须分洪？
根据孟圆的回忆，朱镕基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洪水问题。专家们提出一致意见：必须分洪！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把损失最小化。
为什么专家们建议必须分洪？
应对自然灾害，必须要有预案，就是预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灾情做出不同应对的措施。特别是长江防洪事涉全局，也关系到沿江各省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利益，需要多方面协调，为了防止在抗洪的紧急关头因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而造成决策失误或延误时机，国务院专门制定了长江防洪计划。制定长江防洪计划的主要依据是来自1954年的抗洪经验。
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专家们建议必须分洪，依据就是《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
四、1954年的分洪效果
在1954年洪水过程中，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
第一次开闸分洪时间是在7月22日2时至7月27日13时10分，最大分洪流量是每秒约6700立方米，降低沙市最高水位约0.47米，实际出现的最高水位为44.38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将达44.85米。
第二次开闸分洪时间是7月29日6时13分至8月1日15时55分，最大分洪流量每秒6900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64米，实际最高水位44.39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将达45.03米。
第三次开闸分洪时间是8月1日21时40分至8月22日7时50分，持续时间21天半，最大分洪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96米，实际最高水位44.67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将达45.63米。
荆江分洪区三次累计分洪总量122.56亿立方米，最大降低沙市水位0.96米，分洪效果显著。利用分洪区分洪，减轻洪水危害，是世界各国在防洪抗险中最常采用的措施。
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为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的44.67米还高出0.55米，这是没有分洪的结果。如果1998年洪水过程中采纳专家的意见，刻不容缓采取分洪措施，假设分洪效果和1954年一样，最大降低沙市水位0.96米，那么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为44.26米，那就是另外一个防洪抗洪的形势，就没有调动几十万解放军的必要，也就没有江泽民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风范。
很多人不知道，1999年在长江流域又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现了44.74米的洪水位，这一水位也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但是这一年长江两岸静悄悄，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事先主动放弃了许多围垸和分蓄洪区，结果顺利通过分洪缓解了水情。再说，江泽民也已经牢牢掌握了军权，没有再一个电话调八个正规师的必要。
五、1998年湖北省已经做好分洪准备
在朱镕基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应对洪水问题时，湖北省已经做好分洪准备。
1998年８月5日午夜子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８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远远超过国务院制定的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沙市水位44.67米。
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达成共识，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的规定，准备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一方面命令荆江分洪工程所在的公安县做好居民撤出的准备，一方面于８月６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专家会议，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８月６日上午，沙市的水位达到44.6８米，已经超过分洪水位１厘米。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８月６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应对洪水，预计分洪时间是在８月7日中午12时。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
1998年8月6日下午1时30分，湖北省公安县政府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公安县分洪区920平方公里的地区（即荆江分洪区）准备放闸蓄洪，将分洪区内的全部人口从8月6日晚8时至8月7日中午12时转移到安全地带。于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全县52万居民均按照命令转移，为分蓄洪作好了准备。当时，公安民警、干部和解放军组队对居民点进行“拉网式”清查，不允许留一个人在分洪区内；同时管制了通往分洪区的所有通道，不让任何人再进入。此后，在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又两次做好了分洪准备。
可以说，万事俱备，就等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批准。而朱镕基还需要向总书记江泽民跪请‘最高指示’。
六、江泽民一个电话调动正规军八个师
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是同时上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朱镕基接到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报告的同时，江泽民也收到了这个报告。在朱镕基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如何应付洪水问题的时候，江泽民正在给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下达命令。
８月６日晚，江泽民给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命令调动三军将士立即上长江大堤严防死守。
张万年在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后立即给总参谋部下达命令：广州战区、济南战区、南京战区的部队迅速调往长江抗洪抢险。按照江主席的命令最近关于防汛抗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围绕三个确保，统一指挥好长江中下游地区抢险救灾部队的行动。
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指示：参加抗洪的部队既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要注意充分准备，周密组织。
总参谋长傅全有命令：长江防洪形势严峻，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要坚决执行江主席的的命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部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按时到位，坚决圆满完成任务。总参机关要加强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切实履行职能。
８月６日晚江泽民的一个电话，最早到达长江抗洪一线是南京战区部队的将士，他们已经从4、5月份开始“埋伏”在那里了；其次是空降部队，直接投至长江荆江地区；
广州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北上了；济南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也携带武器装备南下了；空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海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二炮部队赶到长江大堤；武警部队赶到长江大堤；军事院校的师生赶到长江大堤。
中国军队十多个集团军、近百个师团、上百万将士、民兵预备队投入了所谓的抗击“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的战斗。军队调用了5800多部军车，860多艘舟艇甚至60多架飞机参加了抗洪。铁路部门给予最大的支援，用火车把战士和重武器装备都运到长江抗洪第一线。有报导说，共有几百万人投入了这场严防死守的战斗。
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参加一场抗洪活动。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总兵力为渡江战役以来的最大一次。赶到长江大堤向江泽民表示效忠的有100多名将军，他们中间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委史玉孝，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委方祖歧、副司令员董万瑞，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队司令员杨国屏、政委徐永清等等。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陪同下从北戴河乘飞机前往沙市。一上飞机，江泽民就俨然像个拿破仑，打开地图，听取张万年的关于部队的兵力部署。其实江泽民对于部队、对于部队的首长知之不多。来的记住了，不来的更记住了。8月13日下午5时，江泽民携带众将军来到长江洪湖大堤。张万年回忆道：“‘总书记来看望我们啦！’顿时，大堤上的军民们欢声雷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一幅幅巨型标语布满大堤上下，一袋袋沙石筑起的坚固堤防巍然屹立，一面面不同历史时期英雄团队的军旗迎风招展，一队队身穿迷彩军服和橘红色救生衣的官兵整齐列队……”。
在几天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江泽民谈到此次调兵时情绪特别兴奋，有点失控。他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6日晚上，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空中、铁路、公路摩托化齐开进。的确有一场特殊战争的感觉。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不但能开得出，走得动，而且能守得住，打得赢，是党和人民可以放心的伟大军队。”
“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这是何等的“权威”！据说当年赵紫阳总书记连调动一个排兵力的权力都没有。通过1998年长江洪水的大调兵，江泽民检验了部队对他的服从度和忠诚度，从此牢牢掌握对军队的控制权，直到习近平利用反腐败，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才把对军队的控制权夺了过去。徐才厚就是在1998年抗洪过程中脱颖而出，得到江泽民重用的。江泽民对徐才厚的考试也是十分特别。徐才厚带济南战区的部队来到长江前线，部队马上并入别的系列，归别人指挥，徐才厚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命令。不久济南战军接到军委命令，洪水形势有所缓解，徐才厚可以带部队返回。部队坐上火车往山东开，军委又下命令，要求徐才厚带部队返回长江抗洪第一线。徐才厚也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深得江泽民的青睐。
当朱镕基在8月7日早晨匆匆吃完早饭赶到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宫，向党总书记江泽民跪请 ‘最高指示’，得到的圣旨是：严防死守。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万官兵已经或者正在赶往长江抗洪一线的路上。
七、江泽民领导战胜“百年不遇洪灾取得伟大胜利”
在抗洪期间，江泽民做了四个十分煽情的讲话，第一次是1998年8月14日在湖北视察长江抗洪抢险工作时的讲话，第二次是9月4日在江西视察长江抗洪抢险工作时的讲话，第三次是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四次是10月8日在全军抗洪抢险庆功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在第四次讲话中江泽民说：“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我军充分展示出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视人民利益重于一切的高度政治觉悟。在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各部队雷厉风行，广大官兵奋勇奔赴抗洪抢险前线。有些官兵面临部队调整精简和个人进退去留，或即将转业退伍，但都踊跃加入抗洪斗争的行列；有些官兵家在灾区，有的亲人遇难，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日夜坚守在抗洪一线；还有不少官兵或推迟婚期、或中断休假、或带着病痛，全身心地扑在抗洪抢险上。他们心里想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广大官兵立下的“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豪迈誓言，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高建成、李向群、杨德胜等二十六名同志英勇牺牲，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人生凯歌，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回到孟圆的文章。
孟圆写道:“我们已经被忽悠了几十年了，别再忽悠了。本来在中国历史上，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事在汉朝就有。大汉文化注重仁孝，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具备世界最高尚的价值观。尊重自然，珍惜生命。古代，只有敌人真的入侵了，中原才会迎战，只有敌人总是入侵，我们才把入侵者赶到土耳其。中国人从来不去主动出击。将士战死沙场，那叫阵亡——在两军对阵中死亡了。现在这些年，动不动就是牺牲，提倡什么牺牲精神。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哪怕是小人物。为什么要让人牺牲？牺牲是什么？牛字旁！古代根本不是讲人的事，是讲用牛羊牲畜来祭祀神明。”
“现在这位飞行员之类的人，都没有战争、没有对阵就上赶着去死了，不能叫阵亡，只能叫牺牲了——用他的命祭了中国军队的技术。我不相信他是自己决定要采取自杀行动的。即使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也是个平时就被这种教育洗脑的人。因为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要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要牺牲少年儿童的生命，保护生产队的羊。人命还没羊命珍贵。所以现在有人才会觉得拿人命换连生命都没有的飞机是对的。作为个人，我同情他的父母。父母养他一场，他就这么没了。但作为他的职业，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孟圆接着说：“我讲的不是政治，是文化和价值观。而您是在讲政治，所以才把别人的话理解为政治。我再跟您扯两句。我从来没有攻击过王伟，我说的是让他这样做的背后原因或人我不同意。道理很简单，人的生命比技术珍贵的多。如果为了维护技术，美军飞行员是不是可以飞进南中国海，跟王伟一样采取自杀行动呢？所以中国得到美国飞机，不只是因为王伟撞机，也因为美军飞行员不自杀。那是不是美国飞行员贪生怕死呢？也不是。当年，为了保护中国的百姓，飞虎队的年青人鲜血洒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作为外国人，来保护中国人的生命，都没惜命。为什么不保护本国的飞机呢？因为飞机不是人命。”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会在电视里看到战士们手挽手站在滔滔洪水里，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堤坝。媒体可以对这些战士进行煽情的报导。这些战士也真的很苦。可是他们本不必做这么危险的事。而且人墙堤坝能顶多长时间？洪水挡不住造成的决堤，那后果和人工分洪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啊，每当有人要把那些战士当作英雄来赞美，我心里真的很难过。他们在中共统治者眼里只是任意摆布的棋子，随时可以变成炮灰，来换取中共需要的物质财富、技术和所谓的稳定。现在，武汉疫情因为被中共掩盖，造成大爆发。控制不住了又让军队去维稳，军队又不是医生，怎么跟病毒作战？结果只能是得不到救治的百姓被镇压，军人自己也得上病。”
谢谢孟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