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来势汹汹的安东尼瘟疫，罗马人依然将其视为是上天的惩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蔓延，自日前传出有新冠肺炎确诊病患后，意大利成为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截至当地时间2月25日晚间18时，意大利已累计肺炎死亡人数达10死、确诊人数已有322人，且有从意大利北部逐渐往南部扩散的趋势。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的两帝共治时期（公元161－169年），罗马也曾爆发大规模传染病，这场瘟疫让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亡。
提到罗马帝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完善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为了有效治理横跨三洲的庞大帝国，罗马人不仅修建公路、桥梁等各项公共建设，还延续自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前27年）以来的卫生习惯，在帝国境内各地广建各项公共洗浴设施、公共厕所与处理污水的引水渠。学者根据史料统计，罗马从共和晚期（公元前150－前27年）到帝国初期（公元前27年－公元96年），曾凭靠优良的公卫体系，保持200多年无瘟疫的记录。但最终罗马帝国还是难逃传染病的入侵，其中以公元160年代从小亚细亚传播到意大利地区、前后肆虐达16年的“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所引发的疫情最为严重，不仅造成数百万至上千万人死亡，也是导致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
被誉为罗马帝国“五贤帝（或译为“五贤君”）之一的哲学家皇帝－马尔克．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简称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于公元162年向帕提亚帝国（Parthian，建于公元前247年，是波斯第二帝国）发起战争，并派和他共治罗马的弟弟－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Ceionius Commodus Verus Armeniacus，130－169年）做为军队统帅。战事起初相当顺利，维鲁斯攻下叙利亚，还有望收复亚美尼亚与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曾为罗马统治的地区。
但是，公元165年至166年维鲁斯正率军在亚美尼亚作战时，“安东尼瘟疫”悄然传播至亚美尼亚，使帝国全军上下均被瘟疫感染，导致战力严重不足，最后只好与帕提亚谈和，返回罗马。这批仅存的罗马军队便把传染病带到帝国西部，最后在罗马城大爆发，而维鲁斯自己也染病而亡。
从文献上的记载，“安东尼瘟疫”的症状有：剧烈腹泻、呕吐、咽喉痛、发烧，身上会起黑色脓疱疹导致手脚溃烂或是皮肤流脓等众多病征，这让学者对于这场瘟疫究竟属于哪一种疾病，众说纷纭。到底是天花、鼠疫、伤寒和霍乱，直到今日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以天花的可能性最高。而安东尼瘟疫出自哪里，根据近年研究发现，当时瘟疫是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一路往北传播，再经埃及散播到小亚细亚地区。
根据当时的罗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155－235年）记载，疫情最严重时，罗马一天就有2,000人因病过世。为何让罗马人相当自豪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瘟疫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这要从罗马对于安东尼瘟疫的处理方式说起。
虽然古希腊的医学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发展，透过在罗马行医的希腊医生传入罗马，罗马帝国奥勒留时代也有名医盖伦（Aelius Galenus，通称Galen，129200年），但罗马人面对疾病时，依然普遍认为是“神罚＂，或是“神明的诅咒”。尽管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公元前460－前370年）早已提出处理大规模传染病的方式，就是理性看待、厘清共同病因，进而找出病源并处理，就能有效解决此类疾病。而且希波克拉底还提出相当重要的看法：疾病并非“天罚＂，可惜他的观点并未被后世罗马帝国采纳。
因此，面对来势汹汹的安东尼瘟疫，罗马人依然将其视为是上天的惩罚，尽管罗马有完善的公卫系统，也无法有效处理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更没有相关配套的防疫措施或政策。那么，在安东尼瘟疫横行时的罗马，是否有采取隔离措施呢？虽然《旧约圣经》里对于传染病，已有将病人隔离7天的做法，但是奥勒留时代的罗马帝国，距离承认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274－337年）还早了一百多年。因此安东尼瘟疫盛行时，罗马并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当然也不会有隔离传染源的观念。从东方疫区撤军的罗马士兵，就在没有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回到罗马，导致疫情扩散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姓安东尼）染病死亡，使这场疑似天花的瘟疫才被命名为“安东尼瘟疫”。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另一边的东汉王朝也饱受天花所苦，即桓帝延熹四年春正月（公元161年）的“大疫”。时至今日，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虽然现代医疗卫生观念与古代相比已有大幅进步，但日本、韩国与意大利等国还是因为警觉心不够，导致防疫出现漏洞使疫情快速扩散。说到底，人们在面对任何传染病时，都该随时保持警戒心，避免步上1,8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后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