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夹边沟只是“之一”（下）(图)

苦难还未结束，劳教营消逝，集中营林立。图为一位哈萨克族女孩，表示想找回被关在集中营亲人。（图片来源：FB）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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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份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待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拚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份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记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导，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导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导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份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陆，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待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搔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着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份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2013年年末

注：

访谈人物：

司继才，2009年，2011年，西安

张元勋，2010年、2012年，曲阜

陈奉孝，2010，曲阜

谭天荣，2010，青岛

铁流，2009，2010，北京

陆锦碧、杨黎明，2009～2013，上海

甘粹，2009～2012，北京

王士才，2013，上海

主要参考文献：

《北京志･监狱劳教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

《上海监狱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志》，内部资料，1997年编

《告别夹边沟》，杨显惠，上海文艺，2003

《墓碑》，杨继绳，天地图书，2009

《往事微痕》系列，铁流主编，民间刊物

责任编辑: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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