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钜细，事必躬亲的君王，往往拾起芝麻，扔掉西瓜，很少有不失败的。英明的君王，则明确职守，其所为者少，其所凭借者多—一亲自去做的事情少，凭借他人去做的却很多。这就是垂拱而治的智慧。
下过棋的人，不用任何勇力、时机、占卜和祭祷，技高一着，便能获胜。治国平天下者，技巧高的在于寻得贤人，凭借贤人，大胆使用贤人。尧就是这样，凭借一切可以凭借的贤哲和事物，他的仪表从容，给人的印象总是穿着宽大下垂的衣裳，从不卷在琐碎的政务之中。商汤周武王，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占有夏商之民、夏商之地和夏商之财。这是完全在于他们凭借了可以凭借的东西。凭借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便没有人敢危害他们；凭借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便没有人不高兴；凭借夏商的财产赏赐臣民，天下人就都竞相效力。管仲认为，可以把国家托付给隰朋这样的人，因为他既效法前世圣哲，又求助于当时贤德，他对于国政不该管的不去打听，不需了解的事务不去过问，对别人无关大节的过失，装作没看见。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与田子方交友，对段干木以礼相待，使国家大治，而又自身恬逸。
地方首脑，在治理地方时，也许能够靠自己的精勤劳作，使地方得到治理，但终究达不到垂拱而治的境界。宓子贱常在堂上静坐弹琴，却把宣父（地域名）治理得很好。巫马期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昼夜劳作，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宜父也只是得到治理。巫马期问宓子贱这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是使用人才治理，你是使用力气治理。使用力气当然费力伤神，使用人才则人尽其用，当然恬逸。
宓子贱懂得了垂拱而治。他以一己之有限的智慧，而调动了众人的智慧，以一已有限的能力，发挥了众人的能力，当然可以较轻松地把地方治理好。巫马期则不然，损伤生命，耗费精力，手足疲倦。又教令烦琐，虽治理不错，但不可能达到较高境界。
君王顺应天下大势，依靠臣下治理国家，臣下便也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场所。君臣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太平盛世就有可能出现。大凡天下贤明的君主，决不每事躬亲，苦形愁虑，只需运筹和掌管治国要领和大事，就行了。这叫做：霜雪雨露合乎时令，万物自然生长；疾病怪异灾祸，不会发生，人们自然感到舒适。这也好比：以火照蝉，首先在于弄亮火光，若火光不亮，无论怎么摇动树木，也没有益处。
世上糊涂愚蠢的君主，或者好炫耀自己仅有的那点聪明才智，结果反倒被那点聪明才智，遮蔽了耳目和思想，使得各种政务，漏洞百出。或好为人师，好为先导，事事强力疾作，臣子部下们则曲意迎合，被动地围着兜圈子，君王被陷于各种琐细事务里，无法自拔。更有甚者，自己无能去干，又不放手叫别人去做，常常陷在一筹莫展之中。诸如此类，其最终结果，都将导致毁败功名，倾覆社稷。
将垂拱而治，作如此理解，当然属智慧之列。但是，如果有人将垂拱而治，推向极端，主张：“君王应该无智无能，所谓‘不出门户，而天下治。’认为‘楚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将国家劳苦忧愁之事，全托孙叔敖去日夜操劳，是楚国的幸运’。”这就把垂拱而治，绝对化了，导致对楚庄王的认识失于片面。本来垂拱而治，源于无为，而别有所为。一旦将其绝对化，就成了“无为终于一无所为”，那就没有智慧可言。
（源自《吕氏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