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早有先见之明，留下《日记》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网络图片)
4.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在“杨、余、傅”问题上，“林办”秘书张云生明确写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对杨、余、傅的处理那天，书中错排为“2月”和“23 日” ）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汪东兴4人来见林彪，据说，他们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来向林彪通报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就处理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征询林彪的意见。中央的决定已经作出，现在来征求林彪的意见只是一个程序”。此外，林彪在大会上讲：“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此时毛泽东正在幕后，林彪、周恩来等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走出来与全体与会者见面。据参加了那次大会、后曾在林办帮助工作的官伟勋回忆：事后林豆豆（林彪的女儿编注）从外地回到北京，去问林彪：“杨成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杨成武有什么问题？”林豆豆说：“是你发表的讲话，下边都传达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是啊，我讲了些什么来？把叶群叫来，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让她讲讲！”林豆豆出来就对秘书们讲：“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副统帅，他自己讲的话，拿掉了杨余傅，他还说他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 我们虽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刚打倒了“王、关、戚”三个文人后接着又下决心打倒“杨、余、傅”三个军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笔账怎么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5.打倒刘少奇
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6. 林彪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众所周知，“打倒刘少奇”的决策更是毛泽东独自一人作出的。当他1966 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林彪还躲在大连“养病”没有到会，对此一无所知。据杨成武回忆：“党中央于 1967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辖的“王光美组，实际上是负责审查王光美和刘少奇二人的所谓‘问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该案”。
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突然派秘书徐业夫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但毛泽东却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刘少奇向他提出辞职，愿意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却不置可否，而莫测高深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器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等书。王光美当时对刘少奇的秘书说： “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 。这句“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真是意味深长。因为此前在中南海刘少奇住地已经连续发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伤”为名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去接受批斗、中南海造反派高呼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进入刘少奇住地贴批刘大字报等事情。
此后不久，3月16日，毛泽东就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的批示》，其中特别写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 接着，3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进一步掀起了对刘少奇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这篇文章向刘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个“为什么”（即八条罪状），并自问自答地公开宣布“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于3月下旬修改定稿并称为“写得很好”的。
刘少奇读到这篇在毛泽东看来“写得很好”的文章时，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并把刊登文章的《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 。紧接着，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在5月8日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同时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批判刘少奇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并亲笔加写了一些文字后批准发表的。但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8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审阅修改姚文元及其写作班子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在批示中要求： “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
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因周恩来对抓这一专案不卖劲，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决定由江青接管此案，并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而林彪呢？除去在几次公开会议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泽东的意图作过“批刘”的讲话外，看不到有什么作为。对于将刘少奇定为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在这里又一次向历史表明，此审查报告是江青一手包办的，与我无关。
林彪私下里还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 “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我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 ‘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
未完待续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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