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尸体“保鲜”，紧急处死一人做试验。(网络图片)
1976年9月9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死亡后，当局为永久保存毛的尸体，紧急处死一名犯人，以此做尸体“保鲜”试验。
在《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中，作者徐景贤披露了中共当局在保存毛泽东尸体当初，鲜为人知的内幕。
作者在书中披露，毛泽东死亡当天，毛的血管里首先被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
同时，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国家学习如何保存遗体的方法。毛死亡后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医学院院长林均才带领的六人代表团，飞赴越南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方法。
当时，上海也成立了一个遗体保存的研究小组，由作者负责。有一天，当时的中共卫生部部长刘湘屏通知上海，“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毛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执行“注射”处死获得新鲜尸体
作者说，当时他们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绝密任务。”
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押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作者书中说，“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作者说，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的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哥特瓦尔德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苏赫巴托尔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胡志明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曾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福布斯．伯纳姆曾任盖亚那共产党领导人；阿戈斯韦诺．内图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作者反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保存呢？
作者在书中说，“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
徐景贤（1933-2007）上海奉贤人。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1992年6月保外就医。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