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建政之初开始，一直贪污腐败。（网络图片）
当今中国大陆腐败横行，有一些人感叹“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毛泽东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吗？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在史实面前必然一溃千里。建政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性侵已成为普遍现象。
建政不久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
据陆媒腾讯网报导，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当时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形成特权阶层 高级干部享受特供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藉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藉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藉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农民“勒紧裤带” 特权者为“肉蛋干部”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关乎民众生死。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遭干部性侵严重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又迎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多，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掠夺贫困之家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与当今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掠夺贫困之家，后者则是抢劫“小康”之宅。那个年代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群众运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
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惩治腐败，一边又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一种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