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福坦（左）与康生（右）。（网络图片）
1969年11月，中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并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针对的是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卢福坦。79岁高龄的卢福坦在当月遭到了秘密处决，他由此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被中共处决的前政治局常委。
据2008年第10期的《党史纵横》透露，由于卢福坦当时已经是风烛残年，被关押近30年，当时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对这份处决命令感到疑惑不解。不过，面对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上海公安局还是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
另外，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建议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为了不违反上级的命令，上海公安局采取了“醉酒枪决”的办法：即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卢福坦被灌醉后，公安局对其执行了枪决。
卢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卢福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投靠了国民党，相继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等职。
1950年5月卢福坦被中共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卢福坦在投靠国民党期间，曾经交待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这件事在当时很少人知道。
而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并最早看到了卢福坦的这份报告。饶漱石看完报告后曾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不过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没有立即答复，因此这件事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不过，康生本人对此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
直到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的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后，康生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让康生更为恼火的是，上海市方面在红卫兵的冲击下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卢福坦时，卢福坦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而且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并且找到谢富治询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康生质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曾经投靠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
后来，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不过，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复印件。这个复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当时就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
由于主要的当事人卢福坦已经被处决，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死，所以事情没有最终形成结论。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