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八十多年了。经过这八十多年的岁月，人们已经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面貌。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而是由苏俄培植成立起来的政党。这个政党与苏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只有从中共与苏俄的密切关系入手，才有可能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面貌。
概括起来：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扶植成立的侵华工具；是全心全意为苏俄服务的政党；是大量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政党；是一个毁国害民的党。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不仅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送来了共产党。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如同俄共所吹嘘的，是甚么“无产阶级革命”。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是由旧沙皇换成新沙皇。外表换了新装，内里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列宁也根本算不上是甚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列宁象马克思一样都是伪君子、假道学。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是甚么“温情脉脉的面纱”，他自己却偷偷与保姆通奸。养下私生子，既不敢认，又不敢丢。这是甚么感情？列宁在法国巴黎闯荡江湖，混了很长时间，常去三流妓院玩女人，得了一身花柳病。二十年后，潜伏的病菌发作，扩散到脑部，成了植物人，最后不治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
就是这样的一位列宁，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就在策划著如何征服世界。
一、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抛出一本“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是一本既为过去沙俄对外侵略进行解脱，又为苏联以后对外扩张进行掩盖的著作。按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尚是农奴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因此沙皇时期的俄罗斯就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就不是帝国主义行为。而新成立的苏俄是“社会主义”，自然也就说不上是帝国主义。因此，苏联如何对外扩张，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解放”，是“挽救人类”。正是这样，苏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明目张胆，大摇大摆，闯进许多国家。所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实质上是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理论工具，是替苏俄对外扩张服务的。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个用意，就是把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求解放的斗争目标，一股脑都引向他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美国资本主义最发达，因此，就特别把反对的目标指向“美帝国主义”；把“美帝”列为头号敌人，煽动反美情绪。
按列宁的理论，是不是反帝、反美帝，是测验一国共产党是否真正马列主义党的试金石。不论美国是否侵略自己国家，凡是一提美国，就必须反。
实际上，单以中国来说，美国是侵略中国最少的国家，长期以来，是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家，是愿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从中国切身利益来说，中国没有理由与美国为敌。真正侵略中国最多、最大的，恰恰不是“美帝”，而是“俄帝”，是“苏帝”。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作用，就是引导各国共产党把斗争目标指向“美帝”，而让“俄帝”、“苏帝”顺顺当当进行侵略。
苏俄成立不久就向欧洲扩张，攻打波兰，遭到惨败，碰了壁。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宁抛出一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明确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大陆出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10页）。列宁很快把苏俄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
二、列宁的上述言论和著作，是他对外扩张的舆论攻势。在他制造舆论的同时，还积极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势。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C.V.CHICHERIN），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中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销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中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的各种赔款中的对俄国赔款部分交还中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为讨好中国，又令苏俄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言说：“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建成哪样的国，采取哪样的政体，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以及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回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以及租借地等。”（引自郑学稼《中共兴亡史》第一卷，第476页）
1920年9月29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宣言。宣言说：“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引自同上书第623页）
以上齐采林的报告和加拉罕的两次宣言，虽然是虚晃一招，但是还很灵，在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界，都引起了很大影响。一部分人认为苏俄确与沙俄不同。认为苏俄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势。一些人遂对苏俄仰望、羡慕、赞美不已。这都为俄罗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做了有力的准备。
三、加紧策划在中国成立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不是由十几个人一下子就成立起来的。而是在中共成立之前，苏俄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这个组织被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组织，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
第三国际组织法的第一条规定：“此新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
第二条规定：“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
（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第219页）
这个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它要干啥，就得干啥。
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不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被共产国际开除，那就是极大的处分。后来的南斯拉夫被定为是修正主义，就被开除共产国际。
这个共产国际是以列宁主义为最高行动纲领。列宁主义为各国共产党的“圣经”。列宁死后，斯大林的训示又接着成为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圣旨。
在第三国际的统治下，俄共党史、俄共组织形态、斗争策略，都成为各国奉行的典范。中共一直把《联共（布）党史》作为经典，规定为干部必读书；在夺得大陆政权后，还把它列为高等学校公共必修课，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要学习。不知浪费了青年多少大好的时光！
1919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即《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为了“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
1919年6月，俄共（布）在西伯利亚区委的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成立东方局，也叫“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与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东方国家成立共产党。华裔俄共党员杨明齐被搜罗，参加设在海参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19年11月，在德国柏林成立青年共产国际。
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及萨赫扬诺娃联名向俄共（布）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着手与中国革命者联系。俄共（布）中央于三月立即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工作。
1920年4月6日，由列宁指挥成立“远东共和国”首都设在赤塔，直接窥视中国。
1920年6月25日，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为俄共领导华侨中俄共党员的中央机构，以便利用华侨中的俄共党员向中国渗透。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由列宁主持，举行共产国际二大。华人俄共党员刘绍周、安恩学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列宁进一步策划向中国渗透的安排。选荷兰人马林、印度人罗易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和委员。后马林和罗易都被派到中国，参加指导和组织成立中共的工作。
1921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个机构组织庞大，设有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还设有情报部。专门挑选“中国通”或与中国有联系的人任职。
在此期间，俄共先后派出二十几位各式各样的间谍、特务，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收买各阶层投俄份子，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进行准备。
中国京戏有开台锣鼓，开戏之前，先来一通锣鼓。叮叮当当一阵之后才开戏。俄罗斯在中国上演共产主义大戏之前，也是先来一套开台锣鼓。经过一番大造声势，紧急筹划的紧锣密鼓之后，紧接着就以“替天行道”的架式，把侵略魔掌伸进主权独立的中国，在中国成立共产党。
四、苏俄直接扶植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1日俄国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网络图片)
在中共党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中共后来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共产党。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产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俄共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买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甚么？是要他们干甚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失去了灵魂，成立了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这条船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并选举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由陈独秀、张国焘、
李达三人组成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网络图片)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是马列子孙的党，是为俄国侵华服务的工具。
（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城时，墙上挂领袖像，马、恩、列、斯的像要挂得高高的；而毛泽东的像则要挂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是也。）
怎样看待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蒋中正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很可惜，那些被鬼掺住的人是听不进这些教导的。
苏共在中国成立共产党是甚么性质的问题？
应该说，这就是政治侵略。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和政党，跑到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组织政党，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还要毒化这个国家，这难道还不是侵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政治侵略。倘若不是如此，中国去俄罗斯组织政党并推翻他们俄国的政府可以不可以？
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由外国人组织起来的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就是听外国人指挥，替外国人服务的工具和奴才。以后中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做俄国人工具，为俄国人服务的奴才史。
英国人用鸦片进行侵华，很快被中国人发现，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执仗，用飞机大炮侵华，立刻遭到中国人的抵抗。俄国人换了一个手法，从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中国人从思想上被俘虏。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鸦片，可比英国的真鸦片要高明无数倍啊！
自中共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