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共蒙骗被迫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网络图片）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失》著所引参考文献，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知青运动距今已超过四十周年，按说应该出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专著。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文革，而且钩挂红色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这场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开，就必须“宜粗不宜细”与“淡化处理”。这场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谓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周恩来早已策划三千万知青下乡
大陆“知青学”也出现一些台阶性成果，但均属初级阶段的数据性归扫，由于民间行为，所录数据大多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对出版严审雄关，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不少数据。失去数据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此间“厉害关系”。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共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不过，有始必有终。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饮鸠止渴，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一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一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一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大陆，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