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的是，脑残是真实存在的。举个例子，在文革中，两口子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加入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最后走到离婚的地步。如果放到今天来想，这算什么？还有比夫妻关系，家庭，老婆孩子更重要的吗？值得吗？但这样的事情就是真实发生过。
这还不是脑残吗？问题是，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支配了人们的行为？
脑残不是一般所说的“傻”。因为一般的傻，往往是往里傻不往外傻，即一般的傻是自私的，也是为自己考虑的。因为这符合人的本性。脑残的特征是荒唐，是荒谬。由此说，脑残是一种被控制的思维。
如何控制一个人的思维？由浅及深地说，有三种方式。
一是把一种结论强加给你，不接受将会遭到惩罚。
二是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即提供给你特定的框架。
三是控制你想问题时所需要的资源或材料。
第一种很简单，不说了。第二种，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最主要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人们在面对特定的情景的时候，都有一个加框架的过程，即有人所说的改变框架过程。改变了这个框架，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意识形态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干这个用的。
但我觉得最具奥妙的是第三种，即控制你想问题时所用的资源。加框架是需要资源的，没有资源怎么加？当你用来进行思考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时候，只能集中在一根筋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搞的移风易俗，斗私批修等是为了什么，就是“净化”你想问题时的资源。当然，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控制。有什么米就只能做什么饭了。
当然，所有这一切起作用的条件，是形成一种大氛围。大氛围的作用是打掉自我。为什么在是否脑残的问题上，会显现出个体的差异，就在自我被打掉的程度不同。
下面具体讨论一下后两种方式。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庐山辩论。彭先说，大跃进错误是主要的。毛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正常辩论的过程。接着就有意思了。毛马上翻历史旧账，历数彭在历史上的错误。更有意思的是，彭放下大跃进的话题，开始就历史旧账进行辩解。其实，彭这时最应该说的是，“历史的旧账和现在争论的问题有关系吗”？但他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人们共同接受的框架就是：历史上一贯错误的人是不可能说出正确的话来的。
控制资源的重要性。人们经常说，经常看电视的和经常上网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往往就不一致。所以，90年代初进行的国情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0年代的思想教育有两个重点，国情与国学。前者是材料，后者是框架。用国学的框架，使用国情的材料，就能思考出需要的东西来了。受过国情教育的一代，往往会根据教育中提供的国情特征来思考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如何如何，他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嘛。
洗脑，这是人类历史最“精彩绝伦”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