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7日讯】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把弟弟俞颂荪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家父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没有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保险公司；担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我国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家父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曾受到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在我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家父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终年31岁。（图：2007年9月，燕遯符、李泰伦等10多位右派前辈和俞梅荪在八宝山送别新华社右派刘乃元之后，前往革命公墓西6室祭俞彪文墓。）
祖父俞颂华（1893－1947），1919年任上海《学灯》杂志主编，曾为青年毛泽东刊载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发回的连续报道；后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总编辑），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和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石西民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各种帮助，还掩护他们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后，全国保险停业，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劝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工作。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分配时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7年回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了钳工，后来上大学，在北京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7、8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为要求给家父平反，家母携我上门求见家父当年的顶头上司，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他在办公室里传出话说没空。我们到公司人事处，处长查阅家父档案得出的结论是：“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他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家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如下：
本报讯，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5月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根据报道，家父的言论切实而中肯，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我以此据理力争，人事处长哑口无言，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等数百人到会。此举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把家父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2003年，家母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派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活动，开始思考家父之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与家父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到达方知其在月前刚去世。我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找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家父去世，我家搬走，家母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记述家父之死
诗人北岛先生在其童年轶事中提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的叙述，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在后来的一个夜晚，家母带我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的昏暗病房，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家母考证。直到1979年在为家父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因内脏被震错位无法恢复而去世。之后，家父被以畏罪自杀，对抗反右派运动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2008年4月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他认真地看着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我俩出了医院，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先生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的话：“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而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帮助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及其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呼吁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大批判，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上海师院的次子精神崩溃而身亡。1962年初，彭文应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派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罗隆基、王造时为同乡，分别考入清华大学而赴美国留学政治学，均在1930年左右回国，以大力支持中共而名震全国；1957年都被定成“极右派分子”而被迫害致死，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自杀的，你在17岁也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警察闻讯上门调查；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导致精神崩溃。
弟弟提议，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委托致意的师友，向被反右而夺去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上人间的家庭团聚
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安葬着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的制作精美，造价昂贵，其中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和我俩喜爱的作家雕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纪甚轻，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宽大为怀，与世无争，不应有恨。
1997年，我冤狱释放，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俩向父亲墓鞠躬后，仔细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我从来不理解父亲，一向拒绝母亲要我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此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50年来，陆怡（祖父的学生、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和家父在上海的两位右派挚友时来我家探望，家父在北京的一位老上级一直关怀我们，如今均已作古。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静谧，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尽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3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着我的手臂，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我俩漫步在公墓墙外的海堤，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1997年，我出狱陪母亲返回温州老家之后，航行在杭州湾回上海途中，我对着母亲，唱起这支歌。
傍晚，我俩乘归途的末班车，送弟弟回到在闵行区颛桥的精神卫生中心分院，问其有何感想？晒得满脸通红的他开心地说，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兴的一天。又问对父亲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间团聚了。
六十年祖居被侵吞
夜色降临，我独自出了医院，经由市区返回借住浦东川沙镇地铁工地旁的外地打工仔家中，又回到闷热污浊，浮躁压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上海滩。我要为弟弟讨回住房而努力。
1997年，由于祖母去世，弟弟到北京与母亲暂住养病，上海的祖居住房闲置，被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的“知青朋友”惠进德借用，无偿居住一年后，他以保留我俩的永久居住权并永不转让，以及日后代为管理我弟弟回上海住院事宜为由，要求廉价转让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给他。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以来，他回避保留居住权的承诺，使我俩陷入困境；2007年春，他隐瞒医院的出院通知，完全不理代管之事，与入住我家祖居之前，判若两人。
2007年底，弟弟滞留在医院已6年，深感住房被侵占，出院无望而成“无期徒刑”，在绝望中寻死自杀，幸被及时发现，施以电休克疗程，每每使其昏死过去而丧失记忆。为此，我向这位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工商界代表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断然拒绝。他还对我从事反右维权之事嗤之以鼻，并告诫我“要识时务”。
无奈，我只好求助律师调查，惊悉我家祖居早在10年前，已被私企老板惠进德联手房管人员冒用我弟弟俞颂荪的名义并伪造其私章和签名退掉住房，迁到郊外北新泾的虚假住房，把我家祖居非法过户到他的名下，他再利用离婚，转过户给“前”妻，又将其儿子的户口迁入俞颂荪户籍并立为户主，他自己又迁走而“完全脱身”。我弟弟竟成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有法定住址，却无住房的黑户。当年我刚出冤狱回故乡，却遭上海滩拆白党暗算，陷入欺诈陷阱，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竟早已被悄然夺走。事隔十年，物是人非，我家祖居被“几经易手”，以各种盘根错节的非法手续，貌似“合法”地侵吞殆尽，如今要重返家园，谈何容易。
维权上访路漫漫
2008年初以来，为调查祖居被非法侵吞的过程和照顾弟弟，我在故乡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郊外朋友家或外地打工仔家，时常把弟弟接出来小住几日，使他回归社会而恢复正常。我俩回到祖居，只能在楼下的花园里徘徊，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栖身之地。年底我回北京，向我的原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映，受到重视而把我的材料转上海市信访部门处理。
2009年2月，我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信访办通知，满怀希望回到上海。没想到，新长宁（房地产）公司信访办硬说是弟弟到场办理的退房手续，区政府信访办在复查中，以对方提供的自相矛盾的证据，偏袒对方，使其更为嚣张，以致我和弟弟回祖居被其赶出大门，还嘲笑上访之无用，引起周围邻居的公愤。
我向上海市政府复查复核委员会、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提出复查申请，4个多月无回音，困顿在上海已半年多。在居无定所中照料出院的弟弟挣扎度日，贫病交加。依法维权上访，竟反而更被侵权，旧债未了，又添新债，上访维权难于蜀道。
惨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求告无门，在贫困中挣扎。
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在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安徽劳改20余年获释，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占去，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就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84岁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0余年获释回原单位，右派被改正不久，又被陷害而判了无期徒刑，12年改判获释（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
可见，在反右派运动中惨遭劫难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泪史，令人痛心的是，时至今日，反右派运动的危害仍未结束。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演说中讲：“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谨以此意来纪念反右派运动的殉难者们。
（本文初稿2000余字，原载《开放》杂志2008年9月号、《往事微痕》第6期、被有关网站转载，收到二十多位右派前辈和数十位师友的来信鼓励，使我和弟弟深为感动，现修改补充，新增“维权上访路漫漫”一节。）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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